外交子弟 | 无量大人胡同6号院忆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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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大使家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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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梅兰芳与福芝芳
右图：我的父亲母亲和13岁跟着母亲参加八路军的我表姐黄云英夫妇以及解放初期参加公安工作的小姨。（一排右一朱晓林、二排右一徐晃、一排左一表姐黄云英、二排左一表姐夫史进、一排右二小姨黄玉卿）。（作者供图）
我家先是住在中院的北房和西厢房，后来搬到何伟大使和周竹安大使先后住过的下院的那座气势宏大、带有玻璃暖廊的北房。可能正是因为有玻璃暖房挡着阳光，下院这所大北房里面有些潮湿和阴凉。
无量大人胡同梅宅客厅
（北京日报 图）
小时候到周大使家玩的时候，看到他家有一尊由保加利亚艺术家创作的周伯伯半身雕塑，印象十分深刻。记得大北房门口一左一右摆了两个用白色花岗岩雕成的西洋风格的大金鱼缸。多少年后，我认出梅兰芳大师与外国友人的一张合影的背景就是这座大房子。所以应可推断出，梅兰芳大师隆重迎宾待客之地就是在这里。我在暖廊前拍过扮演李铁梅的照片。
作者在周大使家门前扮演《红灯记》李铁梅
（作者供图）
这所北房的房梁很高，客厅左边由厚重的紫红色大幕布隔开，右边是宽大的四四方方的主卧室。主卧室旁边的卫生间居然和我们家卫生间是一墙之隔，还有扇朦胧玻璃窗。开关插销由周大使家掌控。我家西厢房实际上是东西通透，设有对开门，两面都是玻璃窗，也相当于下院的东厢房。为了避免我们小孩子一开门就到下院玩闹，父母一般不让我们开朝西的那扇门。可以想象，这个曲径通幽的大院的设计者当初就顾及了梅家大家庭人事关系。
父亲和周竹安大使家人合影。前排中间两位老人为周竹安夫妇，后者为徐晃；后排右一为金湘田，我们叫她周姐。（《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可是我们这些在大院里的住户们却亲如一家，印象最深的，是到周大使家干童年最有趣的一件事——看电视！
前些年，《新民晚报》夜光杯版曾经刊登一篇名为《秘密电台与协大祥》的文章，读后我才知道小时候的邻居周竹安伯伯竟有如此这般的传奇经历。
1949年，在周竹安伯伯和党的其他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按照中央的指示，策动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握有军权的陈明仁起义，促成了长沙的和平解放。当然，后来有人又写了小说《暗战英雄周竹安传奇》，他的子女也回忆说，在迎接长沙和平解放的队伍中父亲抱着他们默默流泪。近几年谍战片《黎明前的暗战》正是这个故事。
百度里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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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竹安（1891年~1977年），湖南长沙人，教育家徐特立的学生，曾任长沙师范学校附小主事等。
1925年，在长沙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调到党中央机关从事保卫工作；1929年，被派往法国，参与筹建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抗联），并负责编辑刊物《祖国抗日情报》等；193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社会部做情报工作；1946年，调上海情报系统，做吴克坚同志的助手；1949年5月，赴长沙做情报工作并领导秘密电台，成功策动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1949年，任外交部机要处处长；1952年，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那些年，我们几个院子里的小孩的父母都很忙，每天来去匆匆，见不到人影，唯独周大使夫妇整天悠然自得，坐在院子里或玻璃暖廊里晒太阳。现在想来，可能是他年事已高，离休在家吧。平时，妈妈不让我们随便跑到他家院子里玩，怕打搅人家。寒暑假，我们主要在上院、长廊、小假山周围玩耍，不轻易进他家院子的月亮门。
别看周大使平时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让我们这些小辈敬而远之，可一到国庆节，情况就不一样了。
1956年，周竹安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时和夫人摄于索非亚。（网络图）
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还不普及，而周大使家因出使保加利亚带回一台黑白电视机。国庆节这一天是他家的开放日，院里的全体小朋友都拿着小板凳来到他家，整整齐齐地坐在周大使夫妇膝前，看国庆天安门“十一”庆典活动的实况转播。
由于父母都去观礼台观礼了，哥哥姐姐去参加游行或到广场组字了，周大使夫妇成了临时义务“保姆”。这时，周大使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小朋友进进出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和夫人一点儿也不烦，而是特别有耐心。而我呢，因为年纪小，每次看到周大使家那尊由保加利亚艺术家为他创作的白色半身雕像，心里就有些怕怕的，心想怎么有一个人和周伯伯一模一样？
周大使家的子女在我们眼里都是“大人”了，儿子很少在家，女儿在外贸部工作，我们叫她周姐。她举止优雅，穿着极有品位，会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是我们心中的美丽女神，还是我姐姐雅雅要好的朋友呢。
70年代中期，新建的国际俱乐部落成了。父亲专门邀请周大使夫妇到国际俱乐部参观，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要知道，父亲当初可是“雄赳赳、气昂昂”进入长沙的四野大军之一员啊！
老邻居 新邻居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文革初期，最初的几家陆陆续续搬走了，老住户只剩下我们一家。不久许多新的家庭搬来了，其中包括邵天任、何方、徐达深、前驻古巴参赞黄文友、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者之一冯宾符、外交学会前秘书长张增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前总经理崔烈及一些干部和职工的家庭等。何方时任张闻天的秘书，有一次张闻天副部长来到我家，看我们正在吃午饭。习惯进行调查研究的张伯伯对我父亲说：“你们家的生活水平也就相当于一个中农啊！”
我家的客厅南北通透，后窗户打开就可看到何方叔叔家，他的夫人宋阿姨在新闻司值夜班后需要补觉，我的父母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大声吵闹。
可能由于我家是这里住得最久、父亲年纪最长，所以他好像一直兼任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在我的印象里，没有比我父亲更喜欢小孩子和年轻人的老干部了。他和我们还有院里的小朋友一起玩捉迷藏，参加我们在葡萄架下的家庭演出，他的《五月的鲜花》和《松花江上》男高音独唱一直是保留节目。在暑假里，父亲教我们在大浴缸里用脚丫踩洗被单，帮我们姐妹洗长头发，有时还在我家门前葡萄架旁，给我们讲闻所未闻的新奇故事和国际形势。
1960年，徐家四姐妹在6号院上院合影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我们和大院里干部职工的孩子也相处得很好。在我家对面南房住的是外交部供应处宋姓木匠，他的女儿小芝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能帮家里干很多家务活。父亲让我们多向小芝学习，擀饺子皮、用蜂窝煤生火封火、发面、蒸馒头包子等手艺，这些都是向小芝学的。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有一次，她看到我家准备把发馊的切面倒掉，说很可惜，于是拿走了。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事儿狠狠地批评了我们。
小芝的妈妈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可小芝家只有她爸爸一个人挣工资养活全家，于是我们看见小芝的妈妈一边看孩子，一边给“红都”服装店加工衣服以补贴家用时，小芝担当起拉扯弟弟妹妹的重担。爸爸很尊重小芝一家，每年春节爸爸都要请小芝的爸爸、门房大爷和烧锅炉的工人来家里吃饭、喝酒，和他们聊天话家常，很是亲热。在爸爸的鼓励下，我们还到胡同里拣过马粪，给门前“自留地”的玉米上肥，果然是“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几株玉米长得格外好。
1959年夏，在家门口玉米地前的合影（后排右一为二表姐黄云英，右二为徐晃，怀抱者为徐小五；中排右一为徐斌，右二为徐雅雅，右三为黄明惠；前排右一为徐咪咪，右二为陈岭梅，是大表姐黄云霞之女）。（《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后来，机关来人看了看上院，决定拆掉假山前的长廊盖简易平房。这样不仅挡住了遥望小假山、小池塘的视线，也破坏了整个院落的典雅格局。老住户，特别是小朋友们虽然当面不说什么，但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
无量大人胡同现已改名红星胡同
（北晚新视觉 图）
70年代初期，我们家也要搬走了。院子里的小朋友纷纷前来帮忙，把钉有单位财产编号标记小铁片的桌椅、柜橱、书架和床等家具装上卡车（当时家具全部都是公家配给的），从无量大人胡同（这时已改名叫红星胡同了）6号运到我们的新家。其中如灯架等小家具则是由要好的小朋友们，包括小芝的弟弟，徒步肩扛着搬到新家的。其间要从东到西穿过长长的无量大人胡同，再向北走过米市大街，穿过灯市东口，再拐进位于东四附近我们新家所在的胡同里。
90年代回北京探亲时，我曾路过无量大人胡同6号，本想进去看看，但没这个勇气。从明显破败的大门，我可以想象里面早已面目全非。但这个有着长久历史的四合院毕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不少知名人士住过的地方，也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物证。
后来，再回北京时发现，金宝街的拓宽和修建已使我旧地重游的愿望成为永远的遗憾。想到以胡同和四合院闻名于世的北京城，近几年来还有更多的宅院片瓦无存，更多的大小胡同永远在地图上抹掉，我除了回忆、惆怅和感怀，还能怎样呢？我愿以此文问候我童年时的伙伴，你们都还好吗？我更要通过此文深深怀念那些当年我还不懂得去了解的、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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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作者 | 徐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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