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鲍雪侣：我的中国蜜月和汉语情结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鲍雪侣这个中文名字，乍听之下，中国古代女侠的风神秀骨扑面而来，好像她一张口便讲纯正的汉语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采访时，我这种感觉竟与她的外貌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如淑女般端坐的她，身穿紧身泡袖束腰红色长裙，一头栗色秀发在透窗而入的户外雪光映照下熠熠生辉。

鲍雪侣年初来到中国时，便开始“补习”汉语，就是为能用汉语更自如地与人交流。“实际上，我学汉语已有半个世纪了！”

30年前的中国留学生

1974年，鲍雪侣作为“文革”后期首批外国留学生初次来到中国，她本以为可以任选大学和专业，但到了后才发现，自己只能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语言。

鲍雪侣说：“我选择到中国来留学，是因为上大学学的就是中文，这种选择说来话长。我们一家人对中国很有感情。我父亲是外交官，一直在亚洲任职。我在新加坡读小学时，因为当地采用双语教学，作为第二语言，我学了3年汉语，但没学到什么，我一直考试不及格，汉语是我当时最头疼的一门课。我母亲在新加坡也学了点汉语，她是那种入乡随俗的人，送孩子到学校学汉语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当时仅我们一家。回到澳大利亚后，父母专门为我请了位在中国长大后移民澳大利亚的白俄家庭教师教我说汉语。我父亲对中国一直心怀友好，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极力主张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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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鲍雪侣（作者供图）

所以鲍雪侣就抓住了1974年那次留学机会，来到了她一直向往的中国。“在语言学院，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毛老师，他那时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很有学问，喜欢《红楼梦》。而且他就像家里人一样对我们很亲切，对我帮助很大。但遗憾的是，2003年我来中国时，他已经去世了。”鲍雪侣念叨了好几遍这位老师的名字，满怀惆怅和感激。当时唯一令她不开心的是，学院里有几百名外国学生，都住在一座大楼里，与中国学生交流的机会十分有限。

那一年的9月份，她被分到复旦大学学习中国现代文学，不过对于她还算是语言课。“当时的汉语老师教得很好，我学了很多，她至今还在复旦大学教外国留学生。

1975年初，终于有两个中国学生被安排和她一起生活，她可以听她们讲复杂地道的汉语了，那真是很好的学语言的机会。“但是比学习语言还重要的是我们三个同学之间的友谊。陪我住的那两个中国同学很活泼，很有才能，也很热心。虽然在上海只有我一个澳大利亚女学生，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寂寞。我离开中国后，因为一些原因，20年间没有她们的消息。后来，我的那位汉语老师帮助我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那两位同学。与她们再度相聚一起照相时，我儿子说他从没见我那么高兴过。此外还有位同学姓高，移居国外了，我们通了20多年的信，但后来中断了联系，不知她现在怎样了。”

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我采写的一篇文章，曾无意间帮助鲍雪侣找到了另一位早已失去联系的女同学。她笑说：“我刚来的时候，你寄来了几本杂志，我细细地看了大使夫人专访那一栏，居然惊喜地发现了一位我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时的老同学——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夫人达迪阿娜。自从当年分别后，我们已快30年没有对方的音信了。这真是奇迹！放下杂志，我立刻给她打了电话。”

选择到中国度蜜月

鲍雪侣第二次到中国是1978年底，和丈夫来中国度蜜月，这当然是鲍雪侣的提议。谈到和丈夫的相识过程，鲍雪侣说，那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她指着客厅墙上的一些黑白照片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一位德国摄影家海达·莫理逊女士拍的，她的先生是澳裔英国人。这对摄影家夫妇在中国相识结婚，并于花甲之年移居澳大利亚。那些照片是我们的藏品。我父亲早在新加坡时就认识海达·莫理逊女士了，有意思的是，她的公公莫理逊和中国也有些关系，甚至做过袁世凯的顾问，最近在中国刚刚翻译出版了关于他的一部传记。”

1976年，鲍雪侣从中国回去不久后的一天，她请这对夫妇前来吃晚餐，同时还请了她的一位女友，这是4个对中国都很感兴趣的人。他们准备好好聊一聊中国。鲍雪侣女友的住处远一些，于是女友问住她隔壁的一位男同学唐茂思（英文名字Alan Thomas），乘什么公共汽车能到鲍雪侣家。唐茂思则说，他不知道，但他可以送她去。就这样，女友把唐茂思带到鲍雪侣的身边来。两年后，于1978年鲍雪侣和唐茂思结婚了。

1978年，鲍雪侣和丈夫来中国度蜜月时发现，几年不见，中国的变化很大。她说：“我们从南方过来，经过广州、上海、苏杭，到了北京。北京那时冬天很冷，我丈夫一下火车就感冒了。不过我告诉他，你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看北京的名胜古迹，所以一定要出去看看。我把他拉到了颐和园。后来他说，这真是太难忘了，但难忘的不是颐和园美丽的风景，而是他自己是多么的不舒服。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实际上有机会到中国来他特别高兴。”

后来唐茂思先生在外交部供职，负责北亚事务（澳大利亚称东亚为北亚，是因为在其北方），所以经常有机会到中国来出差，而正式派驻中国这还是第一次。鲍雪侣随丈夫到过很多地方，但她最高兴的还是能再来中国，用她的话说，自己是“回到”中国。

视学习汉语为一大乐趣

鲍雪侣笑着提起一件往事，他们兄弟姐妹9人，因随父亲不断旅行，出生在不同的国家。父亲告诉他们，最好不要进外交部，因为自己有很多好想法不能实现，不过孩子们当中还是有3个进了外交部，还有3个嫁给了外交官。

谈到保持家庭幸福的“秘诀”，鲍雪侣认为夫妇间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她以自己和丈夫为例：“我一直支持他，他也支持我。举个例子，我到教育部工作，就是他鼓励我去的，而我也支持他，就是他到哪儿我跟他到哪儿。对我来说，家庭生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暂时离开工作没有多大关系。我希望得到的成就不仅仅是工作上的，生活方面的成就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学汉语就是我的一大乐趣。我认为夫妻间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就是一个幸福家庭的要素。我妹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本人是外交官，嫁给了法国人，有时候她停薪留职陪丈夫到法国去，有时丈夫陪她回澳大利亚。”

1975年，鲍雪侣从中国回到澳大利亚后，继续写她的博士论文，因为来中国前她就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读中国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清末教育改革》，所以直到现在，她对中国的教育都很感兴趣。博士毕业后，她曾在大学搞研究，直到1985年到教育部终身任职。

随丈夫到各国任职期间，原来只能停薪留职，但现在情况不同，鲍雪侣可以通过互联网继续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教育部现在的名称是教育、科学和培训部，我一直研究终身教育工作。我希望有机会研究中国的教育，原来我只需要看看《人民日报》就行了，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的确需要花点儿工夫，这方面可以做一辈子的研究，只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可能来不及了。”鲍雪侣不无遗憾地说。

家庭教育经

工作之余，鲍雪侣喜欢简单从容的生活方式，过自己喜欢的家庭生活，看书、写作、散步、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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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雪侣夫妇一家（作者供图）

“在澳大利亚，我会给我丈夫做饭，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是妻子而他是丈夫，只是因为我下班比较早，如果情况相反，他会做饭。当然假期时我罢工了，孩子们有3个月的假期，我说，我整天在外面工作，你们整天在家里待着看书、玩电脑，该你们做饭了。但实际上他们仍旧很少做饭，所以假期3个月里，我们找饭店吃饭的时候特别多。”

鲍雪侣说：“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有些人认为，放任和保守之间非此即彼，我个人的看法是，做父母的应该在放任和保守间找寻中庸之道。比如，在小事上我会放任一些，但在重要的事，比如尊敬他人、具有同情心、具有平等观念等方面，我和丈夫希望指导孩子采取应有的态度。”

“我想我们很幸运。现代社会孩子面临的问题很多，我很高兴我的孩子很顺利地长大了。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愉快的家庭，他们有什么问题都能随时找我们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她那24岁的大女儿在澳大利亚做记者，两个儿子也在国内上学。他们现在的情况令鲍雪侣和丈夫都很满意。反过来，“作为父母你们比别人的父母好”，孩子们的这句话也是对他们最好的评定。

由于孩子们年底要来中国，鲍雪侣希望冬天不会太冷：“报上说北京已经过了13个暖冬，恐怕今年可能会有点儿变化。不过，能在北京享受到一个大雪纷飞的圣诞节，想想就令人振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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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驻华大使夫人们》

作者 | 吴宇华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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