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山东 | 李耘生：为人民 头可断 血可流 志不屈
为人民 头可断
血可流 志不屈
李耘生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字云生，1905年6月2日出生，山东省广饶县西李村人。1919年春，李耘生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益都省立第十中学。1922年9月，山东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王翔千，由济南育英中学来到省立十中任教。他发现李耘生、刘子久等同学的进步倾向，便因势利导，组织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和革命报刊，鼓励李耘生与王尽美通信，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先行者的引导帮助下，李耘生的思想进步很快。1923年10月，经王翔千介绍，李耘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初冬，以省立十中的党员和团员为骨干，建立了青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李耘生任委员长。
1923年年底，应王尽美之邀，李耘生放弃学业，到济南从事革命工作。翌年2月，他经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李耘生到济南后，担任了团济南地委书记，专门从事学生运动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五卅惨案和青岛惨案发生后，李耘生受党中央的指派，去青岛担任团的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不久，他便发动了一次有七千余名学生参加的罢课游行示威，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青岛各界人士的反帝爱国斗争热潮。1925年1月，李耘生作为山东团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2月，中共山东地执委成立，李耘生由济南团地委调往中共山东地执委负责组织工作。任职不久，军阀张宗昌在山东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青年。李耘生采取果断措施，将受敌通缉和暴露身份的益都党的负责人王元盛、团员冀蔚怀等22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秘密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分别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党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在济南和青岛从事革命工作的几年里，李耘生不避艰险、废寝忘食、勤奋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给中央和上一级党的领导机关撰写了大量的工作报告，为党组织分析、研究当时的革命形势，制订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27年1月中旬，李耘生奉调由山东到武汉工作，任硚口特区区委书记。李耘生为尽快熟悉和掌握硚口的情况，白天深入工厂顶班劳动，进行调查访问，晚上则利用特区区委开办的工人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在他的领导下，纱厂等原来就有党组织的工厂，党员的数量比以前增多了，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单位和地方，也建立起党的支部。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共青团、劳动童子团、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也都活跃起来。
1927年5月，李耘生奉命调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10月，接到上级党的指示，要求在工厂中掀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为在武汉发动暴动创造条件。李耘生慎重地选择了党的力量比较强、工人基础比较好的武昌第一纱厂着手发动。20日，市委一声令下，全厂9000多工人立即停机，宣布罢工。接着，震寰纱厂以反对开除4名剪毛女工为引子，也发起了声援一纱的罢工斗争。
1928年春，党组织调李耘生到南京任市委书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四处奔走，但始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由于经济拮据，他已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只好托人介绍到《时事新报》驻南京办事处当了记者，并以此职业为掩护继续寻找党组织。不料，一次外出，他偶然遇见了在国民党中央党校混事的大叛徒王复元（在山东时和李耘生共过事）。由于王复元的密告，李耘生被捕了。敌人因拿不出李耘生现是共产党员的可靠证据，便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将他判处十个月的刑期，监押到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
在狱中，李耘生遇见了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难友王井东同志，并通过他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李耘生的妻子章蕴产后刚出满月，得知李耘生被捕，便在6月份匆匆赶到南京。她一边谋求职业，一边想方设法照料和营救李耘生。李耘生爱看书，她就千方百计送些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给他看。天气冷了，就及时送去棉衣、被褥。同时，她还不断给李耘生传递外面的消息。在章蕴的照料和支持下，李耘生愈益坚定了革命的志念。他把牢房当书房，不断地读书学习，并经常利用放风的机会，与难友们交谈时事，介绍外面的情况，鼓舞大家的斗志。
1929年4月，李耘生刑满出狱。经王井东同志介绍，他赶赴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他们住在上海新闸路胡康里一间狭窄的亭子间里。后来，党又派李耘生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的京沪线上，专门从事铁路工人的工作。
1930年下半年，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南京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为了重建南京市委，1931年2月，李耘生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指派，化名李涤尘，再次来到南京，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当时，李耘生的公开身份是白下路贫儿院中学的历史教员。他经常利用晚上、假日，深入到工厂、农村、街道进行调查访问，到大、中学校和军事学校去作有关政治形势的报告或找一些党员和积极份子谈心。他不仅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发展党员，而且经常在国民党的宪兵队、警卫队和其他高级机关中秘密培养先进分子，甚至还到国民党的中央电台机关中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南京地下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建立了十多个党支部，发展了近二百名党员。
同年十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任命李耘生为特委书记，负责南京及附近地区各县党的工作和武装工作。为了配合苏区红军反“围剿”的斗争，李耘生在京杭国道周边地区建立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游击队。
1932年4月，由于南京军委的叛变，南京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异常紧张。当时李耘生一家住在南京水佐岗3号，为了应付意外，他们夫妻两人经常分别借宿在外，家中只有四岁的孩子和李耘生的妹妹李玉梅。他们偶尔回家一次，也得先看一看和房东熊木匠事先约好的暗号。熊木匠看到附近有敌特活动，便找上几个赤色群众守候在水佐岗周围几个路口。他在丁家桥或狮子桥碰到李耘生或章蕴，便把身上背的锄头往地下一顿，转身就走。这样，李耘生夫妇便不能回家。有好几次，敌特虽整天守候在李耘生的家门口，却始终见不到李耘生或章蕴的影子。
由于形势继续恶化，李耘生便对章蕴说：“南京的工作难以开展，我必须到上海找组织汇报，然后再来南京整顿组织，你还是暂回湖南。”就这样，章蕴经朋友帮助，装成病人，离开了南京。章蕴走后，李耘生想托人看一看孩子，然后再去上海。一天傍晚，他来到南京游府西街，想托过去的房东徐先生和他的妻子叶菊姐去办这件事，谁知一进门便被敌人逮捕了。
敌人将他押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当时，敌人尚不能断定他是南京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便生一诡计，将李耘生仅四岁的孩子带到看守所。在孩子见李耘生后马上哭喊“爸爸”时，李耘生便完全暴露了身份。在审讯中，敌人威胁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一个无耻的叛徒也在一旁帮腔说：“只要你愿意转变，我担保你有出路。”李耘生轻蔑地一笑，没有理睬。敌人将桌子一拍，嚎叫着：“我只要你说四个字——愿意转变！”李耘生怒斥道：“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倒是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对他施用了各种毒刑，然后把他拖回了牢房。
在阴暗潮湿、气味腥臭难闻的牢房里，李耘生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他带领难友们一起阅读、讨论狱外亲友千方百计送进来的革命书籍。他常对难友们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要在任何斗争中经得起考验。”
为了反对狱中非人的折磨，李耘生发动了绝食斗争。他挺身而出，代表难友们向敌人提出“三不许”：一不许烧霉米烂菜吃；二不许克扣“囚粮”；三不许打骂犯人。绝食斗争坚持了两天，敌人就惊慌失措，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绝食斗争胜利后，狱中表面平静下来，但敌人却准备对李耘生下毒手了。1932年6月8日凌晨，敌人杀气腾腾地打开了牢门，歇斯底里地呼叫着李耘生的名字。李耘生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便镇静自若地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并将铺旁的书籍一本本地归拢整齐，然后深情地对难友们说：“我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这些东西留给你们作个纪念吧！”然后，他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昂首走出了牢门。
在雨花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同敌人又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一个执法官假惺惺地问他：“你要不要写家信？有什么遗嘱？”李耘生愤怒地说：“家信早已写好，遗嘱就是盼亲人们与你们斗争到底！”敌人恼羞成怒，连声吼叫：“开枪！”年仅二十七岁的李耘生，以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实践了自己生前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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