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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热衷于评价别人?

我是北游 北游说事儿 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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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10点,用哲学解剖生活,北游给您不一样的解读


文 / 北游

 

01

 

最近两个热点事件其实可以引申出很多话题,蛮有意思,今天来聊聊。

 

第一个是俞敏洪的“女性堕落论”,我昨天论述过,戳下面蓝字链接可看


被误解的“女性堕落论”?其实俞敏洪要说的是,女人很强大!

 

第二个事情是苏州马拉松比赛上的递国旗事件,这件事情其实不用多说,明眼人自然知道冲上赛道递国旗、干扰运动员,是非常荒唐之举,还有人拿所谓“不爱国”来说事,就更加让人错愕了。

 

不过,好在现在的舆论环境对于这种荒唐评价已经有了理性的判断,不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就可以为所欲为、众人称颂了。


从各路媒体、包括官方媒体的表态来看,大致观点都是基本一致的:即体育比赛首先是比赛,应该尊重比赛的规则,体育赛场并不是爱国表演的舞台。

 

相对于探讨是否爱国的话题,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两个热点事件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人似乎特别热衷于评价别人,也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评价他,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按理说,一个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日益突显的个人意识。

 

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意识,用比较庸俗的表述就是两句话:“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


只要你没有犯法,他人是没有资格和权利来评判你的。

 

但在中国人的日常,评价他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人预设道德制高点,对他人进行肆无忌惮的道德评判。

 

这是否证明中国人还普遍没有具备现代意识,我不太敢盲目下这样的断言,留待更多的证据出现吧。

 

反观欧美社会,尤其是新教氛围浓厚的国家,“评价他人”是需要非常谨慎的。


因为动辄对他人的生活方式、个人信仰进行评价是非常失礼的行为,跟欧美人接触,这点需要特别注意。

 

这种习俗和观念源自《圣经》里非常清楚明白的一句话:“不要论断他人,免得你被人论断”。

 

这句话的逻辑在于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设定,那就是人人都是有罪的,任何人都不完美,在道德上唯一完美的只有上帝。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论断他人,他人也会就利用你的道德瑕疵反诘你,谁也不会是最后赢家。相互评价不会使别人接受你的批判,反而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视和相互争斗,最后导致社会秩序崩塌。

 

02

 

当然,宏大的文化命题,我今天暂且不论,也不想评判这两种文化模式的优劣。

 

我们仅仅从社会和谐的这个角度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责,对他人的道德水准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提升,有用吗?


答案让人失望:一点用都没有!

 

每个人都是有尊严和情绪的,你对别人的指责,别人是否愿意虚心听取,本身就是个问题。即使你说的百分百的正确,如果态度不好,别人非但不会听取,反而会对你趾高气昂的姿态产生反感,从而连累你的正确建议。

 

还别说你对他人生活方式的评价,错误的几率非常大。

 

有个真实的小故事,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慈善家肯尼斯•贝林在路过旧金山湾区时,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

 

助手着急地说:“一定是上午步行经过伯克利市的贫民窟时弄丢了,这可怎么办?”

 

贝林无奈地说:“只能等捡钱包的人联系我们了。”

 

2个小时后,助手失望地说:“算了,别等了。我们本来就不该对贫民窟的人们抱有希望。”

 

“不,我想再等等看。”贝林平静地说。

 

助手很不解:“钱包里有名片,如果捡到者想归还,打个电话只需要几分钟,可我们都等一下午,显然他们并没有归还的打算。”

 

贝林不置可否,依然坚持等下去。

 

天快要黑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捡钱包的人打来的,要他们到一个叫做卡塔街的地方取钱包。助手小声嘀咕:“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也许他们想要敲诈或者勒索?”

 

贝林没有理会,而是马上驱车前往。

 

到了约定的地方,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朝他们走了过来,很显然是贫民窟的孩子,而他手里拿着的正是贝利丢失的钱包。

 

助手接过钱包,清点后发现里面的钱一分都不少!

 

“我有一个请求,”男孩犹豫着说,“你们可以给我一点钱吗?”

 

这时,助手大笑起来:“哈,我就知道他们一定别有所图。”

 

贝林打断助手的话,微笑着问男孩想要多少钱。“只要一美元就够了。”

 

男孩不好意思地说,“我走了好久才找到有公共电话的地方,可是我身上没钱,现在我需要支付刚才打电话的一美元。”

 

看着男孩清澈的眼神和纯真的笑容,助手羞愧地低下了头。

 

贝林则激动地给了男孩一个拥抱。

 

随即,贝林改变了之前的慈善计划,转而出资在伯克利市建了好几所学校,专门招收贫民窟里没钱上学的孩子。

 

在开学典礼上,贝利动情地说:“不要妄自揣测别人,我们需要腾出空间和机会,迎接一颗纯洁和善良的心。而且,这样的心最值得我们为之投资!”

 

这是个很有名的故事,贝利的助手每次对小男孩的揣测似乎都是“合理”的,但实际上,却都是错的。

 

别人的生活状态,别人的受教育情况,别人的成长经历,还别说是都没见过面的陌生人,即使是身边的熟人,也不可能一清二楚,还别说别人在精神领域的所思所想,任何他人都无法真正触及。

 

在这种情况下,你对他人的评价还剩多少靠谱的部分呢?

 

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界限,对他人的私生活和道德人品少去评价,这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的边界意识。

 

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意识到什么是你适合评价的公共行为,哪些是你不适合评价的私人范围,这点非常重要。

 

03

 

对于社会之于个人自由的限制,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极为精当的总结到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个人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也不得对之干涉;

 

第二,个人行为若有害于他人利益,个人要向社会负责,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制裁。

 


有意思的是,1903年,近代翻译家严复在翻译密尔这本名著《ON LIBERTY》时并没有直译成《论自由》,而是按照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翻译成了《群已权界论》。突出的不是中国人比较生疏的“自由”概念,而是“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这算是一下抓住了中国社会在理解这个问题上的要害。

 

中国人为什么无法真正理解“自由”概念的原因?


也许,严复认为根本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对“群体”和“个人”的边界进行主动划分的意识,传统文化里没有,日常生活中也没有机会去做这样的思考。

 

中国人更多是把群体和个人捆绑在一起,把国家和个体捆绑在一起来理解社会问题的。

 

所以俞敏洪会认为,女人的堕落影响了男人,从而导致了国家的堕落。

 

何引丽丢掉了国旗,会让人发出“成绩比国旗重要”的指责来。

 

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里,群体的利益是高于个体利益的。所以,对于他人的道德评价不但不是对他人的冒犯,相反,是有一种必须提倡的“社会责任”。

 

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评价他人的根本原因。

 

批评他人的道德焦虑,除了隐含有一种“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对自身道德处境的深刻焦虑。

 

别人的道德败坏,会导致社会的道德败坏,社会的道德败坏就会影响我自身的道德处境。

 

你看,这个逻辑链上唯一缺少的一环是自己的道德,说来说去,道德这本质上属于文化自觉的东西,反倒跟自己没啥关系,都只剩对他人的道德监督了。


所以,很多中国人都跟猫头鹰似得,天天瞪着大眼睛,拿着放大镜观察别人,试图找出道德败坏的证据来。

 

如果身边都是这种猫头鹰,谁怕是都得提心吊胆。因为谁也不是圣人,敢说一辈子清清白白,没干过一件上不了台面的事情。

 

这些破事只是影响自己倒还好,如果在这些猫头鹰看来都能影响国家、民族了,这样的罪名加诸于身,谁能不紧张呢?

 

所以,当四川魏静拿着放大镜反复回放视频后,狠狠的丢了这么一句话“何引丽将手中的国旗先揉成团,随后随手抛弃扔到地上绝尘而去……成绩比国旗更重要?”(这画面脑补的)

 

可把何引丽吓出了一声冷汗,赶忙出来解释道:“我不是扔的,国旗全部湿透,我的胳膊也僵了,摆臂的时候甩出去了,很抱歉了,望理解!”

 

这可能就是中国人之所以非常在意他人评价的原因。

 

俞敏洪说,国家因女人而堕落,是因为他觉得女人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男人,何引丽对魏静的指责噤若寒蝉,并不是因为魏静很可怕,而是魏静所代表的的一种评价足以决定她的命运。

 

这两个热点事件突然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和现代社会的差距绝不是硬件上的超越能够轻易弥补的。

作者:北游,自2004年起坚持互联网写作至今,笔耕不辍,长期专注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对社会热点和公共事务见解独到,文章在凯迪、天涯、搜狐等全国知名BBS被阅读数千万,屡屡成就现象级文章。现为“北游说事儿”和“北游说康德”公号主,凯迪网络原创作者,锐见传媒特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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