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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他出生在乌鲁木齐,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小提琴家。2岁时,他搬到北京胡同,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4年。在这4年里,他经常坐火车,往返于北京和新疆之间,为排解旅途寂寞,他喜欢上了绘画和书法。6岁时,他回到乌鲁木齐,当时中国正轰轰烈烈地上演文革。在其他孩子都闹革命的时候,他却利用母亲工作之便,一头钻进图书馆,翻遍了几乎所有被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当亿万中国人摇曳着小红书,如痴如醉,如癫如狂时,他却默默让知识的花雨润在心头。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读大二时,他开始了自学,因为他觉得,自己比老师厉害多了。他说:老师们讲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一对比,肤浅幼稚保守陈旧,就是这八个字。如果我提前三天预习,就可以在课堂上问出一个问题,让老师们都哑口无言。大三时,他还拒绝画商业效果图,因为觉得那是骗人的、纯商业的。还带着几个同学跑到教研室谈判,最后,学校取消了必画商业效果图的规定。“关于自由表达,那可是这所学校,70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开禁。”上了研究生,他写出一篇《当代中国建筑学危机》,来强烈批判中国建筑界100年来始终没形成一股对传统继承与发展的风气。就拿大师们下手,从梁思成到自己的导师齐康,业内有几分名气的人物,几乎都让他数落个遍。中国没有现代建筑理论,
没有现代建筑师,
也没有现代建筑。
他的硕士论文名为《死屋手记》,论文全票通过,可却因其言行“狂妄”,学校没有授予他硕士学位。但雪藏在东南大学阅览室的论文副本,没过几年就被学弟学妹们翻烂了。
你读过太多不该读的书,想过太多不该想的,也做过太多不该做的事。他特立独行,“狂妄”无比,思考自己的思考,选择自己的选择,不被学校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可他却选择了一个,离体制最远的生活方式:隐匿七年,自我失业。他这个准硕士,每天大部分时间,却都和最底层的工匠们,一起调水泥、垒砖头。正是这样一段经历,让他从此做任何建筑的事情,都底气十足。越来越多的“巨型建筑”,一个建筑占掉一个街区,拆一片古建筑只为造一个大楼。那个时期的中国建筑师们,脑子里只有快和钱,而他却一直在思索:再后来,无数的设计师做了无数的新东西,却彻底地摧毁了我们的文化。当其他建筑师们狂热地讨论西方建筑之时,认为只要是西方建筑,就是好的、前卫的、现代的。
他无数次地感慨自己身处的古老国度,已被拆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记忆。他心痛地说:再过十年,中国的城市里头,大家还能说:我是中国人吗?这个城市所有中国传统的一切,都会彻底地被铲平,剩下了几个像文物一样的保护点,剩下的东西都只能被放在博物馆里。1998年,他已经35岁了,可他除了一个“叛逆”的名声,仍是一无所有。
那时中国美院正要新建一个校区,当时的造价预算,只有同样规模工程的一半,其他建筑师都不敢接。“你定这么低的造价标准,还要达到国际水准,这些我都能做得到,但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彻底的自由。”而他却时不时会冒出一些顽念,故意在校园里造一幅“画”。一天院长站在3号楼往外看,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么?”那边的他则带着,孩童恶作剧被发现般的惊喜,答:“你发现了?”当各种学校、写字楼、公寓,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建造奢华之时,他的象山校区,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成本低廉,就连电梯、空调这样的现代化“必需品”也被限制使用。在占地800亩的象山校区里,有从各地拆房现场,收集来的700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他说:今天拆那么多房子,建筑成本浪费惊人,怎么样把旧东西回收,而且要把它变成有尊严的艺术,而不只是仅仅做回收。就是靠着这种回收的方法,他使整个校区建造的造价降了一半。而灰白色调各种风格的建筑,与田园式的园林景观交相辉映,身处其中,有不尽的惬意和宁静。
许多著名建筑师都嘲讽他,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作品,那就去象山看吧。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认为满城一模一样的房地产是难看的,而当这些人有一天开始重新考虑,要不要走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已经骑着一匹快马,绝尘而去,只留下一团烟尘了。
果不其然,如今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已经成了建筑界的代表作。
迈进这里,顿感青瓦白墙间,流露出书院般的古雅气息。这是中国传统与现实,激烈冲突中诞生的另一种“乌托邦”,一条通往人们内心深处的返乡之路。
在象山校区落成的同一年,他又创建了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
许多人都说,他这个另类老师,每天都带着学生们“不务正业”。他的学生一进校,就得先学会当工匠,从锯木、挖土、砌墙学起,还要自己会造小板凳。明明是建筑艺术学院,可他却要求学生们写小说、写剧本,还给学生们开书单:他当初之所以要在美术学院里办一个建筑学院,是因为在寻找许多问题的答案,比如:为什么建筑师集体沉沦、堕落、与房地产商们成为共谋?最终,他想通了,那就是中国的建筑教育缺乏独立的思想、立场和态度。当时他跑到现场去考察,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被拆平的地方。而宁波博物馆所在地,原有30个小村子,随着商业区的建设,这些村落陆续都被拆毁了。于是,他便想到了,使用这些老村落拆毁后,能收集到的旧材料,将它们拼砌出来后,就成了颇负盛名的“瓦爿墙”。“这么现代化的城市新中心,用这么脏的材料做博物馆,什么意思?”他是虚心接受了,可却坚决不改,最终负责人摔门而去……而之后他的设计还要通过不同部门的层层审批,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博物馆最终能够实现,真的可以说就是一个奇迹。而宁波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后,真的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想象。原定每天3000人的参观规模,却连续3个月,人数破万。宁波博物馆成了一座回忆之城,那些曾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都扶老携幼地前来,对着博物馆指指点点:
一位另类的建筑师用一份坚持,重新唤醒了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记忆。
杭州市政府找上门来,希望他主持南宋御街的,历史街区的综合保护与更新。当时的御街,已经非常破败,这条据说是南宋皇帝走过的长街,已经很长时间不维护了。这条承载很多杭州人回忆的老街,也成为了杭州老百姓的一块心病。各方早已围绕怎么改造这条街,展开了讨论和探索,但一直都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方案。许多著名建筑师都不敢接这个活,因为里面牵扯的关系太过复杂。可他却毅然接下了这项工作,他到市政府开会时,一个官员问他:“这就是一条破烂街,就是一堆破烂,不知道王老师你准备怎么改?”整个杭州城你看一下,不是说这条街是一个破烂儿,看一下过去的20年,杭州市中心区的建设,
我想说的是:这整个就是一堆的大破烂。
恰恰是这条街看上去破,但它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一种影子。
这是杭州市城市复兴的开端,那就让我们从这条街开始,让大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好的城市吧!
后来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几个官员偷偷跟了进去,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说:
“王老师,这个市政府大楼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市委书记说话的,你是第一个。”重建后,南宋御街上保留了,原本的宋元、明清和民国的建筑,中西方的建筑在这里浑然一体。刚开街,就有超过100万的市民来参观,国内外各大媒体不请自来,全部做了正面报道。
2011年,他成为第一位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下健三客座教授”的中国本土建筑师。
而在2012年,他却收到了,一条好消息和一条坏消息。好消息是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这是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设立33年来,华人世界中,只有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曾获此奖。2012年之前,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光芒,还从未投射到我们东方的国度,可他这个在体制外游走的“非主流”另类建筑师,却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公民。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
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
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且有世界性的建筑。而坏消息是,一个画家朋友,给他发来一条彩信,彩信的照片上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
他呼吁年轻一代建筑师,不要把中国发展,建立在毁灭历史之上。
他想要让人们,在某种无目的的漫游状态中,一次又一次地,从亲近身体的场所差异中,回望那座青山,返回一种,我们已经日渐忘却的生活方式,使一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被贬的生活方式得以复活。仍努力在复兴本土建筑的过程中,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在同龄人被束缚在教育框架里时,他早已跳脱到体制之外。在建筑师们追随成功和虚无名利时,他却收获了内心的富足。长命百岁不敌半世痛快,他活得潇洒,活得尽然,如此狂妄,又如此另类。他是一名建筑师,却有着文人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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