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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的这句话,被很多文艺青年们反复念诵,电视剧本甚至将这句话变成了一句情话,然而事实上,这句话是为他而作。他是无数人眼中的“眼中钉”,他敢直接当面斥责北京领导,“睁着眼睛说瞎话!”他还敢将满满一大袋垃圾,扣在官员的饭桌上,他是谁?他凭什么如此大胆?
他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的开拓者梁启超,父亲是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奠基者梁思成,母亲便是民国最有名的美女才女林徽因。在他小时候,因父母爱广交朋友,家里的客厅便成了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
当时,他家的院子里,经常聚集着无数民国时期最耀眼的文人志士。作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他的幼儿时代,便是在这些有名的,文人志士宠爱下长大的。
从左至右分别是金岳霖、梁再冰、林徽因、费慰梅、费正清等
当时,金岳霖、沈从文这些,文学大家都是他们家的常客。金岳霖就住在他家后院,因此经常来家里做客,每次金岳霖来,他和姐姐便把他,亲切地唤作“金爸”,“金爸”在外人面前是知名大教授,可在他们面前就只是一个宠爱他们的长辈,会教他们唱儿歌,陪他们一起玩耍。除了金岳霖,还有沈从文,沈从文每次来,都会给他们讲很多有趣的故事。只是这种安逸的童年时光没过多久,就被一个惊人的消息打破了......
1937年,他刚刚5岁,卢沟桥事件爆发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也戛然而止。
于是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前一晚,他们抛下了安逸的四合院,一家老小连夜逃去了西南“大后方”。母亲摸了摸他的头,柔声细语道:“我们屋子后面,不就是扬子江吗?”这年10月,他们一家人终于辗转抵达长沙,但敌人的炮火仍在他们身边徘徊,死神随时会来......当时没有任何警报,炸弹就落在离他们住的地方十多米处。轰炸时,他和姐姐还生着病,炸弹的每一次在耳边响起,父亲便用手死死搂住一家人。母亲因为旅途的奔波患上肺病,父亲旧疾发作,脊椎疼到无法坐立。再加上他和姐姐两个稚嫩的孩子,梁家当时的处境,用“艰难”已经不足以描述。“我的两个孩子,越来越像狄更斯笔下贫民窟里的难童,从诫腿上满是各种蚊虫叮咬的疤痕,看上去已经不像腿了。”1941年,病中的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在四川李庄那时,他和姐姐两腿都长满了疥疮,因为买不起鞋,只能穿草鞋。他的脚被草鞋磨破了皮,就让父亲在煤油灯下剪下死皮,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忍着剧痛的他总是一声不吭,父亲只能轻轻摸着他的头,安慰他说:不疼,不疼......但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母亲仍旧给他和姐姐读米开朗基罗,父亲每日教他们画画,陪他做玩具。
1946年,已经14岁的他和家人,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了北平。
父母也开始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所有事情都步入正轨时,他却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打击。当时父亲是清华建筑系的系主任,母亲是建筑系一级教授。他身为系主任和一级教授的儿子,竟然没能就读于清华建筑系,最后不得已,转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师从陈翰笙先生攻读世界史研究。23岁这年,他的母亲林徽因去世,这个曾经对着北京市委领导,义愤填膺的说出:这位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这个像一道光一样温暖他精神的人,在寒风凛冽的北京,在最后一堵庞大的古城墙倒塌之时,怆然离世!而他学业完成后直接前往云南任教,一直到他30岁,才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就在他准备一展才华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作为名门之后,他成了革命的对象,他的名字也变成了“梁三子”。37岁时,他作为重点被革命对象,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一去便是漫长的9年。这个为了保护中国古建筑,曾攀爬过险仄难行的山道,从土匪窝中逃过命,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去考察龙门石窟,勘测应州塔和佛光寺的男人。他曾无所畏惧,然而却在北京大规模建新城之时心凉,当城墙被推到,牌楼被拆除之时,梁思成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在农场的梁从诫
作为儿子的他,此时只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去犁地,焊接,开拖拉机......世界史的专业慢慢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他只能静静等待,光再次照进自己的窗内,还好,他还抱着希望等上了十年!1978年,46岁的他终于被允许回京,但还是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当时并没有单位敢要他,直到被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阎明复,调到大百科出版社,他的生活才开始有了改观。事实上,他一直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批知识分子,只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期,他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47岁时,他创办杂志《百科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杂志的前言,他写道:“有人把知识分子誉为社会的栋梁,大脑等等,我们却宁可对他的局限性,保持一点自知之明。”
而《知识分子》的封面一直是一幅画:一扇半开着的门,门外有一道光透过。
就像他追求的真理一样,迟早会从半开的门中,透出新的光明......
那时候,中国社会的许多新观点和新思想,都是通过《百科知识》和《知识分子》杂志传播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偶然间读到的一份稿件,竟然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从此让他走上了一条,被无数人铭记的道路。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出路,但也成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分散污染源......
他从文章看到了,中国这个时期,存在着巨大的环境污染隐患。
自此他彻夜难眠,根植于梁家血液里的执着,正直和敢言,让他决定必须做点什么。成立环保组织的想法,这个时候,就在他的脑子里开始酝酿起来。1992年底,已经60岁的他,联系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和作家兼探险家的王力雄。他们三人和他的妻子方晶,一起着手发起了,他心中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并根据国家条例,开始为注册而奔波,他向亲戚借了300元注册费,骑上自行车,找了一家又一家部门,可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后面在他不懈的坚持下,终于为“自然之友”穿上了合法的外衣,这就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创办之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他就将办公室设在自己的家中,对外公布家庭地址和电话。全部员工也只有他和夫人方晶两人,他们手写座谈邀请函,一张张粘贴邮票......自然之友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京西八里庄的一片荒地上举办的。荒地上有个玲珑塔,当时他发动朋友亲戚,一共聚集了82个人到场。从这座破旧的古塔开始,60多岁的他便带着,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中国环保的道路上摸索往前。秉承着这样的想法,他的后半生,在旁人看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当时的他因为主动离开体制,从而没有任何收入,家里的一切开销,以及“自然之友”所需的花费,都依赖夫人方晶的一点点退休金。而对于“环保”这项事业,他真的是发自真心的为国在做。他敢怒敢言,从来不会因为顾及某位同僚的颜面,而袒护其在“环保”上所犯的过错。
在一次到川西一个县城考察的时候,县长向他敬酒,他却对主人说:
一次去海南三亚,他在海滩上捡了一塑料袋的垃圾,吃晚饭的时候,他就把它带到吃饭的地方去了,直接搁在自己的椅子底下。当那里的领导说三亚的环境很好时,他直接把垃圾拿出来,啪,就倒在了吃饭的桌子上,并厉声说到:“你们说三亚的水干净,那这些,我刚从海里捞上来的垃圾是什么?”他还会因为河床干涸的原因,和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直接当面就对着领导说:这一切,让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身边的很多人都在远离他,觉得他特立独行,是想引起大家对他个人的关注。而事实上,他只想的是,让那道门外的光,更快的照进屋子里!他为中国的环保起步事业敢说敢干,他会跑到各个高校,各个企业去演讲,去告诉大家:自然已经快要无法负荷我们的需求了,他请求这个社会停一停,慢下来给土地一点修复的时间。但在当时那个经济、社会都极速发展的大潮中,他的这种诉求,实在是不合时宜。在环保的道路上,他经历了太多太多,他燃起过希望,感到过愤怒,但更多的是失望和无奈。在考察三峡的过程中,面对黑漆漆的污水顺着江水流下时,他严厉的质问当地领导。
得到的答案是治理废水的费用,远远高于这个污染厂家的资产。而且厂子养活着这个几万人的小县城,里面有2000多名工人,关门了谁来养活这2000多人口,这让他无言以对。在宁夏考察的时候,穷苦的村民在草地里,挖掘发菜出售换取粮食,他不忍说出: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社会问题,这不是高歌,“还我蓝天,还我绿水”的口号,不是简单的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的。时代的潮流下,清醒的人虽已不多,但值得庆幸的是,总是还会有那么几个!他抛开了,“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他秉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绝,他毅然决然地奋战在中国环保事业这个“败多胜少”的战斗前线!他曾在政协会议上“不合时宜”的提出,要尽快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而如今,这个诉求终成现实。
67岁这年,他还在和“自然之友”去筹集基金,支持西部野牦牛队艰苦的反偷猎活动。
将至古稀之年的他,还登上昆仑之巅,和队员们一起焚烧了收缴的藏羚羊皮。在这里他的一句“好像回家了”,让队里铁血铮铮的男儿们都流下了眼泪。
他右上臂关节完全脱臼,这让67岁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正常活动,那他就用手和笔继续战斗......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访华期间,他大胆写信给他,正气凛然:请您运用您个人在国内和欧洲的影响,和我们一起来防止,藏羚羊这种珍稀动物,因“致命”的时尚而被灭绝的现状。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应邀参加了全球500强财富论坛,当各个经济巨头们侃侃而谈,描述着自己心里的未来蓝图,他却铁青着脸说:“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
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
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此番话,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作为梁家后人,他持有了和祖父、父亲一样不畏权贵的斗士的姿态!为滇西北德钦县森林里的金丝猴请命,直谏当时访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一系列的环保举措和外交,使得他在国际环保领域声望载道,“民间环保组织第一人”逐渐取代“名门之后”的影子。
除了这些傲人的“伟业”,更让人们感到钦佩的是,他将环保丝丝入扣融入到了生活中:不管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他都会骑上他那辆老到掉牙的自行车,一次,他骑车去政协开会让门卫给拦住了,原来,门卫从来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全国政协委员骑自行车来开会的。
他的友人王军也回忆道:在一次政协委员考察途中,同车的人把喝完的矿泉水瓶子,随手扔在了车外,他马上让停车,下车捡起被扔掉的瓶子说:而只要外出吃饭,他一定会带上一个大布袋,里面是不知道用了几年的筷子和勺子。哪怕是去赴香槟酒宴,也会“寒酸”的拿出自己的筷子。而更让他“格格不入”的是,他永远会随身携带一块发黄了的旧手帕,他说:梁从诫从不用纸巾。而他的办公室,也是用“捡破烂”的方式: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等,都是他的朋友不要了给的;一组黑色沙发也是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然后缝好了椅套再盖上,看上去才有了样子;招待客人时永远只倒半杯水,怕“倒多了喝不完浪费”。今天,泱泱大国,环保理念渐入人心,民间环保组织已有了近4000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参与。
是他,作为中国第一代环保卫士,以谦和致远的普通人身份,坚持不懈的唤起了政府以及民间,大家对中国环保的重视和反思,凝聚起环保志愿者的一支大军。“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所以从花甲之年起,他就为我们这个国家,做了十几年的扫地工。
而晚年的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自然之友的理事长杨东平说:
“这些年他做的事情,失败居多,哪怕有时候胜利了,也只是表面的胜利。”他的话越来越少,话语中渐渐开始多了些孤寂。后来他曾和友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不知道这个领域到底有多糟糕。
但我们不忍啊,心有不忍,就想去做点什么。
可是做了之后,知道了更多,看到了更多,就如同一块疤痕下面,是已经溃烂到骨髓的剧毒,
可偏偏大家都以为这块疤好了,毒素就盖上了。“
2010年10月28日,78岁的他在北京去世。为环保事业付出大半生的他,最终以树葬的形式,睡在了昌平十三陵的国际友谊林内。墓碑是一块不规则的长圆形石头,上书“自然之友梁从诫”。在他的告别仪式上,社会各界上千人士自发赶来,献上一枝枝菊花,寄托一片片哀思。在送他最后一程的,回旋百余米长的送行队伍里,有青春年少的面孔,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而他过世的消息就像一枚小石子,在当年激起了些许波澜,但很快便淹没在了各类娱乐八卦当中。人们甚至意识不到,他的离世,也许代表着中国环保一个时代的结束。时至今日,雾霾,水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稀有生物灭绝......这些问题仍存在在我们的家园里,中国的环保事业仍旧任重而道远。善其身,兼天下,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奔走呼号;梁家的三代人都用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的在做着殉道者和启蒙者!这种根植于梁家血液里的,执着,正直和敢言,甚至悲壮的坚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该有的模样!他为时代使命而生,再决然奔向社会苦难而去,他以天下为己任,悲壮而执着,当年林徽因说他的孩子:而他确实用自己的力量,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样的爱和希望!可是,如今又有谁可以像他一样,甘愿为这一切献出毕生心力呢!?-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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