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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这个人,我极其仰慕,若下令全民追星,我就追他!

王朔 群英集 2023-04-05



有人说,“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我就是一生”——这句话并不适用于阿城。他是个把一手烂牌打成赌王的俗世奇人。


▌礼失求诸野:野蛮年代的精致教育

 

1949年,阿城生于北京,彼时父母刚好随解放军进北平城,遂取名“钟阿城”。好名字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

 

八岁那年,父亲因为言论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下放到渤海边扫厕所。一家人被赶出机关宿舍,住进了大杂院。母亲一个人养活五个孩子,还供着姥姥和上大学的舅舅。穿衣都成问题,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不能穿了,姥姥就糊成布渣做鞋。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家里穷得难得吃顿肉。吃肉的时候切成小块,用绳串了,五个孩子一人一串。他每次吃完自己的,就开始盯着妹妹的,他总觉得一个女孩儿,肯定吃不了那块肉,应该能给他留点。

 

初中时去练游泳。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就没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渊潭去游野湖了。

 

作为黑五类子女,阿城很不受主流社会待见。

 

当时外国领导人经常来京访问,学校挑选学生欢迎。老师每次都会念完三十几个名字,然后就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回家吧!”有一次阿城忍不住问:“您就念我们几个人,就说这几个念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名字?”老师冷冷回道:“念到的,是有尊严的。”



边缘化的境遇造就了阿城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习惯没有尊严,你被边缘化,反而使你有了时间。”他随着自己广泛的兴趣,真正学到了真本事。


阿城喜爱看书,说他永远感谢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新中国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虽然便宜,但还是一本也买不起,就站着看。店里的伙计都很好,从不管他,要是有的书搁得高了,还会帮他够下来。

 

很多书常常读到一半,便被店员卖了出去。之后阿城也学聪明了,读得起劲的书,就被他放到了书架里侧,下次接着读。靠着这样的方法,阿城读了不少书。


除了读书,他还常到琉璃厂闲逛,流连于各种画店、旧书摊、古玩铺。一个颇为不顺的童年,却被阿城过得悠然自得。

 

“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净。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后来他与人聊天,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已经不一样了。琉璃厂是阿城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后来总不喜欢工农兵文艺,也与琉璃厂有关。


▌他的青春没有热血,唯有生存

 

1968年,19岁的阿城没资格留在北京,只得下乡开始了漫长的知青生涯。

 

身为政治贱民,又干不了重活,阿城很难以“劳动表现”融入下乡的生活。他辗转山西、内蒙再到云南,终于稳住了脚跟——在农场子弟小学教书,语数外体美劳,啥都教,一教就是十年。

 

1978年,北京来的知青,都陆续回了城,而阿城却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走不成。


回不了家,那么扎根于此呢?喜爱画画的阿城,满怀希望地报考昆明美术办公室,但还是因为父亲的牵连,考上也不予录取。


进退两难的阿城,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绝望。“倒霉一直一步步在跟着,使他一直无法挣脱冥冥中一种力量的钳制。”


 

1978年底,阿城参加了“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竭力抗争。1979年,父亲被平反,阿城终于被准许回家,此时他已年近30。

 

好友朱伟说:三十之前的阿城,可谓命途多舛,宛如一颗皮球,在厄运间被踢来踢去。  

 

刚回北京,他站在街头,看着路上奔驰而过的自行车,久久不敢过街。看到警察,更是觉得新鲜,坦言道:“警察才是城市的标志啊!”

 

此后几年,阿城碌碌谋生,关注的依然是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吃饭。

 

阿城开始写小说,一是想试试,二来也是为了挣稿费补贴家用。有一次,他带着儿子去吃冰棍,三根冰棍,几分钟就下肚了,然后眼巴巴望着他:“还要!”

 

身为人父,当然希望儿子把世界吃光,可是手头实在拿不到那么多钱。阿城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

 

1984年,《棋王》横空出世,轰动文坛。阿城趁热打铁,接连发表了《树王》《孩子王》,一时之间风头无两。在彼时伤痕、反思文学的狂潮中,《棋王》独树一帜,海内外流传,成为人人争相一读的作品。阿城的文字功夫,更是让一辈作者读者大开眼界。我第一次读《棋王》,是上中学的时候,后来读过很多遍,那种汉语的精妙、韵律、美感和画面,让人觉得“中文小说这一篇就够了”。


他用猛烈的进食描写饥饿,用难得的拥有描写赤贫,用下乡云南时的窃喜描写国家中心的凶险,就连恐怖的武斗,在他笔下也与日常生活纠合在一起:
 
“武斗的枪炮声中听得见附近一扇窗被风吹得一开一合,自得其乐。几个人躲在二楼互相聊初恋,叮的一声,流弹打在窗子的铁杆上,折下来钻进朋友的脑袋里。因为太突然,脑含着子弹的朋友又说了一两句话才死掉。”

因此,阿城的小说适合任何时期的读者阅读,没经历过的人会立刻明白。


对于细碎、平庸的人生,阿城从来就不抱鄙夷的态度。《棋王》《孩子王》要改编电影,滕文骥、谢晋拉着他去写剧本,他觉得写小说挣钱太难,立马去了。

 

阿城说:“我本身就是个写字的手艺人,写字的目的就是换钱贴补家用,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小孩也有嘴。衣食是绝顶大的问题,先吃饱再谈其他。”


▌才气、俗气、烟火气

 

对于写小说,阿城并不痴迷,他调侃自己是“文学失足青年”。阿城认为文学没什么了不起的,小说就是讲故事,人人都能掌握,只是讲得好不好的问题。所以,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过作家,也从来没想靠小说扬名立万。

 


但他却不只是对写作精通。可能只有阿城才配得上兴趣广泛这个词。摄影、绘画、音乐、装帧艺术,以及各种吃喝玩乐的技艺,他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人还是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这是《棋王》的主人公王一生在小说结尾悟出的一句话。小说是这么写的,而阿城也是这么做的。


八十年代,返京的阿城便显露了一身才全艺精的杂家功夫:他到机场画壁画,给报刊作插图,更和画家范曾等人合作发起了名噪一时的“星星画展”;转战电影,他交出了《芙蓉镇》《刺客聂隐娘》等佳作,还给《卧虎藏龙》当起了指导……

 

作品红遍大江南北之际,阿城选择远赴美国。原因也很简单——写作挣不了钱,而在美国,“不需要关系,完全不是人情社会,你不需要认识人,就能找到活儿,比北京好活。”第二次再去美国,阿城就留下了。

 

他倒腾过仿古家具,也教过一阵钢琴,都没赚到多少钱,于是一拍脑袋,翻新汽车,一边玩儿一边赚钱。

 

怎么个玩儿法呢?先到汽车坟场找一辆破烂不堪的古董车。30年代的,不用多好,大众车就可以。


几十块钱或一两百块买下来,拉回家,然后订购一本旧型号大众车的汽车手册,根据手册的内容,先把零件全套买下来,回去拆开、换新。汽车其他的部分,什么气缸、刹车、底盘系统、变速器……全都是他自己摸索着改换成新的。那时,阿城家里到处都是零配件,各种各样的修车工具比车行还齐全。

 

最后,花钱喷漆,最多3000美元成本,一转手,至少卖到20000以上,玩儿也玩儿了,还赚了一票钱。


王朔亲眼看见阿城组装的全过程,最后阿城坐着出去兜风,那可真拉风,端着一烟斗,整个人跟大仙儿似的。登时就把王朔给佩服得五体投地。

 

其中有一部红色的敞篷车,超有范儿。据说有个黑人盯那辆车盯了好久,每隔一段时间就找阿城问卖不卖,最后一直叫价叫到了将近二十万美元,求着让阿城卖给他,阿城就是不卖。



有一次,阿城旅游归来,一开门,全部家当竟然被偷光,只剩下一个床垫,上百张珍藏了数十年的经典CD不翼而飞。


结果他自己破了案:他转遍了街区的所有音像店,专门去翻那些二手CD架,最终找到盖有自己印章的CD,随即报警。没过多少日子,所有CD就都回来了。

 

▌天下第一聊天高手

 

聊天本是一个平常的生活小事,在阿城这里,却聊成一绝。

 

下乡年间,他白天干活,晚上便在茅草屋给其他知青说书。一盏煤油灯,一屋子人,烟头一亮一亮,《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等名著,在阿城嘴里进出。每谈到关键处,他便住了口,吊起了一屋子人的胃口,急得旁人给他点烟续茶,忙问道:“后来怎么样了?”

 

在文化圈子里,大家尊称他为“天下第一聊天高手”。王朔住洛杉矶时,常去阿城那聚会玩,大家坐在一起,全听阿城一个人神侃。风土人情,旁门左道,他无所不通,诙谐得一塌糊涂,偶尔抖一个机灵,当场就能说得把人笑岔气了去。

 

王朔问聚会中的一人——“听了十年,没一夜听过重样的。”每次聊完,人说“跟您聊天特有意思。”阿城特傲娇:“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关于生活,阿城自己也打过一个比方:“前院,老王正在弹古琴呢,突然家里人跑来说后院的炉子灭了,那就得马上拿出办法给炉子点燃。”

 

阿城说,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古琴可以弹得特别雅,转过身,你又得能回去通炉子。

 


弹得古琴,通得炉子,是一种“通天入地”的本事。通天,是能去追逐高于生活的情韵,不天天拘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入地,是身上须带着一丝烟火气,人说白了,还是要吃饱了肚子,能够从容地应对琐碎的日常生活。


▌天才中的全才,认真地游戏人生

 

阿城活得很世俗,笔下眼下都是吃喝拉撒;同时又似个大隐于市的奇人,游戏人间。


阿城是通才,是杂家。他的种种经历,常人都无法相比。丰富经历下淬炼出的通与杂,更是对同辈的时代级碾压。摄影、绘画、音乐、装帧艺术,从意大利歌剧,到京韵大鼓,从藏泥塑、烧陶、傩戏面具,到新绛剪纸、贵州苗民的绣衣……以及各种吃喝玩乐的技艺,阿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 


阿城能成为饱学的“杂家”,完全得益于好奇心驱使下的兴趣,他也因此自言是“观察型人格”。早年在琉璃厂,看到好玩儿的器物,会想尽办法一探究竟,把它弄懂。后来在云南当知青,村寨里的仪式,别人都不多问,他却格外留意,成为日后追问巫术与艺术起源的感性经验。

 

在知青急于返城的时候,焦虑的人很容易对周围环境丧失兴趣,阿城就不一样,村里有赶马的把式,如何指挥方向,马惊了怎么应对,他都一一留意,再讲给别人听。

 

尽管当初震动了文坛,他根本没把出名当回事儿。后来十余年的光景里,他也写,像做一门手艺一样每天写几个小时。写到得意处,就给自己炒两个菜,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躺床上。作品不急着发表,等时间沉淀。

 

除了写作,阿城还是天南地北地跑,一类是受邀出游,赚取一点生活费,一类是手头有了余钱,就去想去的地方,中东、北非、南非,每去一个地方,总能得出知识上融会贯通的东西。

 


1992年,阿城去了趟威尼斯,受邀旅居、闲逛。之前一个意大利人翻译了《棋王》,看疯了一群意大利人。意大利每年都会从世界范围内选一名作家在威尼斯住三个月,然后交一部作品,先出意大利文,再出本国文字。

 

阿城之前的上一个受邀者是诺贝尔奖得主、流亡美国的俄国诗人布罗茨基。阿城后来交的,就是《威尼斯日记》。 

 

通常人的刻板印象里,读书人通常都是“眼高手低”、“四体不勤”,但这绝不是阿城。

 

当初,刘小东画了三峡,要办展,请阿城帮忙写一点。阿城说试试吧。没过多久,拿出近10万字的文章,刘小东揉着胸口感激道:“吓死我了。他把整个三峡的历史全部交待了。”

 

后来,刘小东请阿城吃饭,请的馆子太好了,阿城不高兴,挂脸说:“你们太腐败了。”刘小东想,那好,请你来家吃,你不是喜欢吃红烧肉嘛。结果阿城去了,挑剔地说:“吃肉,盘子要热的。”学问,可以做到尽心的融通,生活,也来不得半点的马虎。

 

当年,侯孝贤拍《海上花》,年代里用的煤油灯,道具做不出来,只能由阿城从旧货市场淘来。有一回,他正一个人坐着读书,侯导说:“你赶紧到现场来!”原来棚里在拍一个下雪的场景,大把大把人造的纸片往下撒。侯说:“不知道为什么,这雪太假。”

 

阿城看了一会儿,转身就跑到洒雪的棚顶上,对道具说:“把纸都先使劲拽一拽,拽松了再撕,纸的密度就变化了。”道具按照他说的把纸拽了拽,再往下扔,飘落速度果然慢了。侯导在监视器后面:“成了!”

 

还有一场戏,透过窗玻璃拍室内,煤油灯只做道具,现场打的电灯光。侯孝贤就觉得拍出来的光不对,没办法,又只好找到阿城。


阿城看了看,说:“去拎桶水来。”然后就在玻璃上刷了一层水,再回监视器看,透过那一层水,光就变柔了,感觉油乎乎的,侯孝贤连连点头,“这下对了!”


 

住在回龙观的时候,他曾打算进一台织布机回家织布,还曾想在东边弄一亩地,盖一个大棚,一半做工作室,用来做石版画,另一半种东西,把从世界各地找来的稀罕种子种下去。

 

在很多人的眼中,阿城是个“文艺复兴人”。他能画画、拍照、写小说、编剧本,还会烹调、打一整套的结婚家具。2003年,台湾方面介绍阿城时说:“与其说阿城是一个小说家、文体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坐拥俗世却清明谦冲的智人。”

 

阿城的生活就像他的文字,鲜活、通透。与“无用之艺”为伴,去摸索情致,用“匠人之心”生活,去点亮炉火,这样澄明的心境,诸君亦可得之啊!

 

难怪谁也不服的王朔能服阿城,他说:“我以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这个人,我是极其仰慕,若是下令,全国每个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他讲常识,句句都是断根儿的道理。”

 

桀骜不驯的罗永浩也对阿城的作品推崇备至:“我们时代最好的中文作家,强烈推荐。如果阿城的作品真的不能征服现在的年轻人,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读书了。”


阿城的作品,写世俗,却能透入人的骨髓,真的把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写得明明白白,不拽文,不造作,让人一看就感觉“是这么回事”,细想又能咂摸出更多的味道。


正如窦文涛所说:“从古到今,我相信真正像钻石一样的东西,永远在极少数人中传承。阿城的作品特别耐琢磨,言有尽而意无穷,喜欢锤炼文字的人,从里面可以得到文字,喜欢得到一些思想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与众不同的思想和认识,甚至是喜欢听书的人,你可以听到故事。”梁文道也感叹:你听过阿城讲故事吗?没听过?哎呀,那可是终身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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