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丨混乱中的秩序：1990年代—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概述（下）

混乱中的秩序：

1990年代—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概述（下）

                                                      文/王瑶

四  “新生代”作家”

从1995年到2002年，中国科幻创作开始进入繁荣期，“新生代”作家大批涌现，作品主题、表现手法、科技内核、文字风格均呈现多元化，并且在作家与读者群体中，已开始大量涌现出关于科幻创作自身的反思、归纳、批评与总结，营造出良好的创作氛围。这种繁荣局面，一方面要归功于《科幻世界》营销策略的成功与出版发行的稳定，得以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持续增长的核心读者群，而绝大多数“新生代”作者，都是从这一读者群中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则是“环境保护”、“温室效应”、“克隆羊”、“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千年虫”等“科技热词”通过大众传媒进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科技与未来”一类话题的普遍关注。在此背景下，一批探讨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的科幻作品，得以从其他形式陈旧的通俗科幻小说中脱颖而出，获得更高评价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1]

正是这样的文化语境，加上同一时期大量翻译引进的欧美科幻小说与影视作品的影响，使得针对科技与文明的反思批判变成某种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文化时尚，并且奠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科幻作品阴郁、纠结、悲凉、伤感的叙事基调。但在具体作家作品那里，又有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为了能够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拟挑选出这一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新生代”科幻作家，并将其划分为三支不同的脉络进行分析：其一是出生于1970年代，于1990年代进入大学并开始尝试科幻创作的一批青年科幻作家；其二是王晋康、刘慈欣、何夕这三位年龄相对偏长，因大量创作所谓“核心科幻” [2]而占据科幻文学中的主流位置，并且引起最多关注和追捧的作家；其三是实践了一条另类创作道路，凭借风格化的文字与叙事手段，坚持以科幻小说进行文化批判的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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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科幻作家群体，主要有星河、杨平、苏学军、柳文扬、刘维佳、潘海天、江渐离、周宇坤、凌晨、赵海虹等人。他们大多在大城市的重点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具备相当程度的文学素养和创作自觉，使得作品更加细腻丰富，受到高校青年读者的欢迎。这些作品的主题与风格繁多芜杂，从中可看出来自欧美科幻小说、现代主义文学、好莱坞大片、香港电影、电子游戏、日本动漫、流行音乐、朋克文化等各方面影响，但若放在一起比较，又隐约能捕捉到其中的共性：那便是将一种有关成长/青春/边缘人/流浪者的叙事，与“科技进步无情碾压人类生存空间，导致情感与人性的消亡”这样宏大而悲观主题联系在一起，其中并置着对现代化进步的质疑，对都市冷漠、工业景观和机械化文明的厌弃，以及对想象中失落的精神家园的怀旧感伤之情。在这些作品中，很少能看见对科技细节的生硬说明，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经验、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生动描写。面对着被不可抗的外力所改变的世界，个体的焦虑、软弱、窒息、惶恐、失落、逃避、疏离、矛盾、抗争，以及陷入“别无选择的选择”中的清醒与悲凉，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不识愁滋味”的青年学生读者提供一份可供伤感玩味的情绪，更通过将“个人”与“环境”间的冲突，置换为“人类”与“工业文明/科学技术/现代性/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对立，从而为他们难以名状的青春期困顿，构想出一种带有宏大叙事色彩的阐释方案。

这批青年作家对科技带来的变化（或者不如说是变化本身）持一种矛盾和疏离的态度，这使得科学在他们笔下往往并非清晰的客观规律或得心应手的工具（尽管许多作者都有相当程度的理工科知识背景）。他们以都市青年的敏锐感悟着环境与时代带来的压力，其笔下的主人公如同笼中鸟，被机械般冰冷坚固、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各种法则与戒律紧紧束缚。这种囚徒困境，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细腻哀婉且身临其境的表现，却往往拒绝对造成困境的客观原因给出详尽解释，也难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这种失语，似乎表明了这一批年轻作者与上一代人所熟悉的集体主义话语之间的距离，即便主人公凭借科学发现的精神，去探索并理解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却依然不得不面对一个流离失所，精神与身体都无处安放的原子化世界，作为孤零零的个人，他们很难构想出任何改造世界的可能性，从而将自己从困境中拯救出来。[3]

在这些作品中，进化/选择是一组异常重要的关键词。以刘维佳的《高塔下的小镇》[4]为例，小说描述了一个田园牧歌般安详和平的小镇，镇中央的高塔是宛如神迹一般高科技的防御武器，可以放射出死光，将一切企图进入小镇的生物当场击毙，在高塔的保护范围之外，则是一个弱肉强食，充满残酷竞争的荒蛮世界。在故事的结尾处，男主角（一个在小镇上长大，满足于平凡生活的男青年）痛苦地意识到，由于高塔的保护，小镇上的生活在三百年中都毫无变化，宛如被进化的世界所遗弃的一潭死水。但最终，男主角都未能鼓起勇气走出小镇，只能看着自己爱慕的姑娘（一个不安于室，充满冒险精神的女孩）独自离开。

《高塔下的小镇》刊登于1998年12月份的               《科幻世界》

刘维佳

对这篇作品可以做多个层面的解读：表面上看，这是一则关于人类文明的抽象化寓言，“进化”与“退守”，“丛林”与“田园”，构成针锋相对无法消解的二元对立。但若向“民族寓言”的方向延伸，便会立即联想到梁启超在上世纪初所作出的，关于“有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的论述：[5]将古老中国想象为静止的、落后的、循环往复缺乏时间观念的封闭环境，而“外部/世界”则无时无刻不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沿着线性的时间之矢不断前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如果在梁启超的时代，“进入世界历史”是为了“保种进化”，为了未来的“黄金世界，荼锦生涯”而生出的憧憬，那么在经历近百年的战争与革命，进入后冷战之后，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的今天，有关“前进”还是“退守”的二难选择再度浮现出来。曾经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实践，作为通往另一扇可能性的大门已然关闭，再一次，进与退，生与死，to be or not to be，二者必居其一。“退守/闭关锁国”意味着自外于世界，并且始终面临被不断扩张的外部力量攻破吞噬的威胁（如同今日之朝鲜），因此“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甚至不惜付出血的代价，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再进一步回到更加现实的层面，这种面对“进化”的纠结态度，其实也浸染了作者刘维佳在一个消费逻辑成为主导，各阶层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的转型期社会中，感觉到愈加严酷的生存压力而无处排解的焦虑感。[6]

这种“to be or not to be”的纠结，其实反复贯穿在新生代科幻作家（包括王晋康、刘慈欣、何夕，但不包括韩松）的作品中。高塔中弱肉强食的外部世界，与星河又爱又恨的“工业文化”[7]，与杨平的MUD世界[8]，与潘海天的克隆之城[9]，与王晋康的生物伦理或者“平衡医学”[10]，与刘慈欣的“黑暗森林”[11]，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纠结。作家们面对转型期的社会，面对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面对越来越同质化的社会文化，面对无所不在的无中心的权力宰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其实别无选择，所谓退守、质疑、反抗、自嘲、逃离或者悲悯，也只不过是一种姿态。

70后科幻作家从个人经验出发，对变革中世界的再现虽有简化问题之嫌，但毕竟具有鲜活真切的感染力。其后一批跟风之作，更进一步复制着对于被技术文明所摧毁的田园/家园/远古神话/唐宋盛世/西域文明古国（敦煌、楼兰、香格里拉……）的失落与追悼。感伤变成了滥情，并最终随着“千禧年”在现实维度中的跨越而迅速变得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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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晋康、刘慈欣、何夕三位作者，韩松曾做过这样的描述：“中规中矩的正统科幻仍然占据着主流位置。那便是那种或可称作“男人的科幻”，或者硬科幻，或者核心科幻。”“他们被吴岩称为‘我们多年来所等待着的标准的科幻作家’。他们确也在为科幻确立一种标准，并引起了众多的追随和模仿。”“他们的作品，气势恢宏，场面辽阔，科学推理缜密，技术细节常常经过严格的论证，情节生动，悬念迭起。他们关注宏大的主题，关心人类、地球和宇宙的命运，也关注国计民生。他们的作品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激扬着道德评判，耽于幻想而又永不失现实之感。”[12]

或许可以借用一种略显简单化的类比，来对这三位作者的创作特点进行概括：如果王晋康来写《高塔下的小镇》，那么主人公多半是怪异孤傲，带有浓郁哲人气息（甚至法西斯倾向）的科技精英，独自一人守护着高塔的秘密，并出于对于集体的深切责任感，于纠结中最终决定亲手摧毁高塔，令整个镇上的人们有机会走出去，在残酷血腥的生存竞争中赢取新的发展机会；如果刘慈欣来写，那么主角将以大无畏的浮士德精神单枪匹马勇敢出走，对高塔，对外面的世界，对现象背后的终极规律不断发问，直到世界尽头，即便牺牲性命，也要做会思考能行动、内心高贵的人；如果何夕来写，那么性格孤僻的主人公将敏锐地察觉到，所谓高塔，其实是某个具有野心的科技官僚借以统治小镇的阴谋，最终主人公将凭一己之力奇迹般地打倒反派，成为带来解放与拯救的英雄。简而言之，这三位作者在呈现困境之余，更擅长描绘个人面对困境应该如何作为，而这一点是70后科幻作家们未能成功做到的。

在他们最具影响力的“核心科幻”作品中，始终贯穿的是一种被笔者暂且命名为“科学精英主义”的叙事基调与情怀：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理工科知识分子，被抬到了思想家与哲人的高度，对营营苟苟的卑微现实不屑一顾，而是孤独地站在超越人类的高度上专心思考各种带有形而上意味的终极问题，并凭借这些思考的结果改变整个世界。在这样的叙事中，“是什么”和“怎么做”都得到了正面阐释，对工程技术与科学思辨清晰有力的说明，取代了感伤无力的个人情绪，对科幻小说认知与启蒙功能（而非文学审美）的强调，使这些作品具有了与通俗小说和主流文学都不同的感染力：不是个人逃避式的消遣，也不是“以人性光辉照亮现实幽暗”，而是一种借用以“科学”为名的宏大叙事，对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社会文化困境下诊断书与开药方的话语实践，一种与人文知识分子们殊途同归的“文以载道”。

▲刘慈欣、王晋康、何夕互相之间的合影

对这种“科学精英主义”，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进行探讨。其一，是将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两种最基本动机：一种较为积极，即试图以较简化和容易理解的世界图像来代替经验世界，并借此征服它；另一种较消极的，则是借思辨活动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以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自牛顿与伽利略的时代以来，各种讲述科学发明与发现的故事，都在反复强化这两种冲动。

其二，则是个人对权力的隐秘的渴望——不仅仅是对公众进行科学解释与启蒙的话语权力，也包括因为科学发现而一夜之间变身为文化英雄的公众权力（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喻户晓的陈景润神话为例），甚至将“知识”转化为足以撬动世界格局的政治权力（以爱因斯坦与曼哈顿计划，或者“一个钱学森能抵五个师”的故事为例）。譬如在刘慈欣的《朝闻道》、《乡村教师》，何夕的《伤心者》，王晋康的《终极爆炸》中，科学家被描写成禁欲主义的殉道者/传教士，而他们手中掌握的“科学真理”，则因与人类的共同命运维系在一起而被赋予了崇高感。[13]

第三点，与“科学”一词最初进入中国的语境相关。对此最清晰的阐述，莫过于上世界二十年代“科玄论战”中，胡适对所谓“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遗余力的赞美。[14]尤其是“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一句，泄露了与其说是“去魅”，不如说是“降神”的强烈冲动：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代替旧宗教旧道德，是为了将个人的“人生观”统一在“保种进化”的大宗教中。在中国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进程的今天，这种“大宗教”借助种种浸染着民族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通俗读物而再度浮出水面。

最后，这种科学精英主义在1990年代大众文化中，也是被压抑的力比多借助一系列破碎的能指而重新获得命名的方式。伴随社会结构转型与消费文化的泛滥，理工科知识分子们不仅生活状况不尽如人意，更面临精神上的失语。如果说人文知识分子可以借助形形色色的理论与文学文化资源，借助书写和批评的工作，借助大众传媒中积累的文化资本，通过阐述观点、发表见解，而使自身的失落与焦虑得到缓解，那么困守在科研机构与实验室中的理工科知识青年们，则迫切需要“科学之美”、“宇宙的奥秘”、“人类探索与发现的精神”、“捍卫真理的殉道者”一类叙事策略，来为自身卑微困顿的生存现状提供理想主义的寄托，甚或是某种自我安慰的精神舒缓剂。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便可发觉，这种强调“只有科学知识/科学思辨/科学信仰才能拯救个人/民族/人类”的科学精英主义情结，虽然看似与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对话关系，甚至会刻意制造“科学/文学”的二元对立，与“文学”这一话语系统所规定的人性/人文关怀/现实主义等要求拉开距离，[15]但实际上，双方面临的困境与试图抵达的目标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只是选择了看似相反，实则互为补充的两条道路。如果说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借“人为自然立法”的十九世纪人文主义传统而行的一场“还魂术”，那么刘慈欣与王晋康的科幻小说中，却暗藏着对于“自然为人立法”的隐秘的乞灵。这一“自然”，时而是宇宙中冰冷深邃的物理法则，时而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最终都脱不开“竞争”与“进化”的影子，并且站在这些冰冷坚硬的“自然法”和“宇宙公理”一边，表达对于“软弱无力的人道主义”与“陈腐落后的道德伦理”旗帜鲜明的贬斥。实际上，无论是作者和其笔下主人公的偏激立场，还是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思想深邃”、“沉郁苍凉”，都未能真正面对达尔文进化论中内在纠结的问题：人类的种群繁衍与社会发展，究竟是“自然过程”还是“园艺过程”？是被决定论的机械唯物法则所宰制的不可更改的单向发展，还是如物种变异自身一样，冥冥之中仿佛具有无方向的自由意志？ [16]

从一方面看，科学精英主义者们所尝试做的工作，是真正的“机械降神”——在后革命的时代里，一切价值、理想和意义都分崩离析，“人文精神”这尊旧神在消费主义围剿下已羸弱得不堪一击，而理工科精英们乞灵的“穿白大褂的新神”，是唯物的、坚实清晰的，甚至带有机械决定论特点的“科学/自然规律”，这一机械之神不仅掌控着客观世界的规律，更将人类自身活动也包揽其中：“生存”与“发展”成为最大的意义与价值，而一切看似飘渺无依的理想主义情怀，也在这终极意义面前具有了合法性。对这些科幻小说的读者来说，现实的金元之神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他们即便不能认同王晋康或刘慈欣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激进看法，但至少在分享“人类存在的意义”这一终极话题的过程中，感觉到了自己作为思考和认知主体的身份与价值。

但另一方面，这种情结中也处处暴露出保守和局限：资本主义逻辑之下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被自然化和普遍化了，当科技精英分子们清醒地看到现实的残酷，并将其当做客观真理深信不疑时，也就难以看到其他打破“黑暗森林”法则的可能性。唯一的救赎，依然只能是借“舍生取义”、“人类共善”、“终极真理”为名而提供的一份想象性寄托。

此外还需指出的一点在于，科幻小说喜欢标榜自己的想象可以超越种族和国界，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这种自恋放在欧美科幻作家身上或许可以理解，毕竟用“西方”代替“世界”的想象方式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但对中国作家来说，当他们自以为超越了国界去讨论“世界”甚至“宇宙”中的“普遍性”时，其实无不是在以中国老百姓的世界想象作为参照。很多时候，他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或多或少是在借用科幻小说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的主体位置，完成对自身所处边缘境况的想象性超越。以王晋康的超人类哲学[17]，刘慈欣的“降临派情结” [18]为例，某种程度上都分享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黄金时代科幻小说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态度，尤其是随着中国以越来越快的步伐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共同分享/承担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福祉/罪孽，这种对“人类”存在合法性的反思中，也就越发浸染了自我厌弃的阴郁色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痛苦纠结的自我批判态度，也在不经意间强化了将“自我”与“世界”接轨的“心忧天下”的想象模式。当80、90后的科幻粉丝们将“消灭人类暴政，地球属于三体”这样的口号挂在嘴边时[19]， “反人类”已经变成一种充满自恋味道的青少年文化时尚。这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参照背景，恐怕是中国在全球化版图中不再那么边缘的位置。

▲三体社区发布的地球三体组织ETO的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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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韩松的科幻创作，似乎同样可以被归入“文以载道”这一脉络之下，但与“核心科幻”作家们相比，他的特立独行之处，在于从最初踏上科幻创作之路起，便放弃了对工程技术和科学思辨的盲目崇拜，而是将文化批判直接呈现于寓言式的书写中。应该说，受过良好人文学科训练，并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的韩松，很早便看清了所谓的“科学技术”，其实自始自终都隶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自身的宰制之下，而并非超然于尘世之上的“绝对真理”。科技并不是造成压迫的万恶之源，也不是带来救赎的神灵，真正的希望与绝望都在人自身。所以他更多延续了从威尔斯到梁启超再到老舍的那条孤独另类的写作之路，强调科幻小说能够实现的文化与社会批判功能。

因此，韩松本人始终对“技术带来拯救”的科学精英主义保持一份深刻的警醒，并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民族的不间断的灾难，其实正是由于人的价值被忽视后而引发的。包括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技，而最终被坚船利炮击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缺乏文艺复兴那样的一次对人性的解放。”“其实，科幻或者科学能够产生，前提并不跟科学或者幻想有大的关系，而是由实际中发生的某种社会变化的结果，是精神的变化，人文的变化。由于文艺复兴创造了巨大的思想自由空间，紧接着才有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才有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在中国，恰恰是反着来的。” [21]

从《宇宙墓碑》到《红色海洋》、《地铁》、《2066西行漫记》，韩松总是从日常生活平滑的表象之下发现裂隙，并将其扩大为空虚黑暗的深渊。他不像其他科幻作家那样，将一些传承自旧时代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当做药方开给这个千疮百孔分崩离析的时代，而是直接呈现时代本身的诸种弊端，并将它们放置在对人类文明本身是否有方向有意义的质询之下。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同于大多数中国科幻作品中对进化与未来的强调，韩松的作品中没有清晰的时间，“过去”不是造成今日诸种罪恶的渊薮，“未来”也并非终有一日来临的拯救。如果由韩松来写高塔下的小镇，那么“田园”与“丛林”的二元对立必将纠缠在一起，“外面”与“里面”都是一样混沌幽暗，宛如迷宫，个体在其中彷徨，永远找不到一条光明的救赎之路。通过取消时间，取消方向感，取消进化论，取消各种意识形态二元对立，韩松以一种最接近现代主义的文学形式，呈现着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

对这种迷宫式的困境，也有评论者指出：“迷宫式的结构，是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中非常普遍的结构，80年代的先锋文学，将这种结构引入中国文学之中，韩松的科幻写作则与之气味投合，声息相通。”“韩松对现代的悲观，清清楚楚地描绘出了一幅技术废墟之中没有出路甚至人自身也会异化的阴暗图景。这样的图景在对现代性充满乐观的时代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只有在经历了建构式的现代理性主义的磨难、技术的幽暗面也日渐凸显之后，文学中才有可能描绘出来。” [22]

韩松本人则有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

说穿了，科幻是一种选择，但我们目前无法自由地选择。这是时代决定的。” [23]

五  新世纪与“更新代”作家

从2003年开始，中国科幻创作因为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冲击，而进入一个相对衰落的阶段。[24]冲击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世界范围内（以美国为主）科幻文学的影响力让位于以视觉奇观取胜的科幻电影；其二是《哈利·波特》系列与《指环王》等奇幻文学的入侵，刺激并且促进了中国奇幻出版与本土创作的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对原先稳定的科幻作者与读者群造成了分流；[25]其三是由于出版体制的改革，以青少年消费群体为对象，以漫画、轻小说、青春、奇幻、武侠、推理、言情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大量涌现，打破了包括《科幻世界》在内的几家青少年刊物在期刊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其四是以盛大、起点、晋江等文学网站为平台的网络文学的兴起，以及随着而来的“穿越文”、“盗墓文”占领图书市场。与这些更加具备市场竞争力的“泛幻想”文学与文化相比较，科幻文化的“边缘人”与“精英”情结，使其很难在日益激烈的青少年文化市场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形，而逐渐陷入小圈子自娱自乐的尴尬境况。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中国科幻创作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70后科幻作家逐渐退隐，或改写奇幻（如潘海天），或成为作协系统下专职儿童文学作家（如星河），或因为工作和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少创作量。而他们偶尔发表的新作，虽然在主题思想与表现手法上都更加成熟，但对于新一批更年轻的读者来说，却因为缺乏商业化元素而显得有些孤芳自赏，有些暧昧晦涩，无法再现最初的轰动效应。

其次延续“新生代”，被命名为“更新代”的80后科幻作家的出现。如《科幻世界》副主编姚海军所说：“相较于‘新生代’，‘更新代’的创作理念多元而难以简单概括，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对科幻本身有了更超然的认识，而正是对科幻的超然和差异化的理解，让新世纪十年科幻小说的丰富性得到了强化。” [26]

如果要尝试寻找共性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更新代”的作家们成长于一个消费主义和大众流行文化泛滥的后工业社会中，历史纵深感的消失和宏大叙事的崩解，造成他们失语症状更加明显，甚至连自身经验也很难找到准确的深度模式来阐释，而不得不借助于各种文化碎片的模仿与拼贴。当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却难以形成任何有意义的表述之时，这些青年人们急切地抓住流淌过手边的语言碎片，将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流畅的链条来形成某种交流氛围。因为媒介即信息，所以交流比表达更重要，“说话”比“说出什么”更重要。

这种表达方式本身也与媒介的变革有很大关系，几乎所有“更新代”最初的创作都是从网络（科幻论坛、文学网站、高校BBS）开始的，因而更加带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游戏特征。他们从各种文化资源（既有流行文化也有所谓“纯文学”）中借鉴形式、主题、风格，以及各种非科幻甚至反科幻的元素来尝试讲述科幻故事，譬如科学与童话元素相结合的《关妖精的瓶子》、挑战历史题材的《天意》、模仿卡尔维诺风格的《去死的漫漫征途》、借用中国古代神话语境的《春日泽·云梦山·仲昆》、融入日本动漫元素的《寄生之魔》、号称向《1984》致敬的《寂静之城》，这些故事的新鲜感往往更多来自于表达方式，而非“科技”或“人文”的内核。这些有意无意的颠覆、借鉴、戏仿和拼接，本身就造成了去中心化和对所谓科幻内核的消解。[27]

▲“更新代”作家们的作品 

最后，则是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四位作家的持续大量创作，将“文以载道”这一传统延续下来，成为中国科幻的主流与中坚力量。尤其是刘慈欣从2006年开始创作的《三体》三部曲，于2010年，伴随《三体III》的上市，引发青少年科幻粉丝、带有科技精英倾向的中产阶级读者群、与人文知识界三方面的同时追捧，[28]并带动起了新一轮科幻文化与图书出版的热潮。《三体》的走红，作为多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的一桩文化事件与媒体事件，似乎意味着科幻小说有可能从“边缘人中的精英”这一“小圈子困境”中突围出来，在保持自身一些基本形式特征的同时，为特定读者群提供一种有效的叙事与审美模式，并最终赢得市场。至于《三体》之后，中国科幻下一步将如何发展，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六  小结

在2012年夏天芝加哥召开的世界科幻大会上，一位美国科幻研究者向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科幻代表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科幻的‘中国性’是什么？”（What make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hinese?）

这一问题深深困扰着笔者，并将围绕其展开的一连串思考贯穿在对1990年代-新世纪这20年间中国科幻创作的梳理与总结中。这些思考呼唤着一种综合性的视野，对“中国”、“科学”、“幻想”与“科幻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考量。最终，笔者想尝试通过本文的写作，对科幻小说中所包含的文化政治的维度做出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1990年代-新世纪这二十年中，科幻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工业中所扮演的极为独特的结构性功能，指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与作品，以各自不同方式重建宏大叙事的尝试，以及这些建设工作中所可能隐藏的种种局限、裂隙与空白。最终或有可能在这样一份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中，发掘面朝未来的新的希望。

[1]譬如刊登于1995年第4期《科幻世界》，由美国科幻作家大卫·赫尔创作，讲述人类在臭氧层破坏后悲惨境遇的小说《天幕坠落》，后被《读者》选取刊载，引发普遍社会关注与讨论。

[2]针对科幻定义的困难与模糊性，王晋康指出：“科幻之所以为科幻，是因为在这个模糊集的核心是这样一类科幻：它有着突出的‘科幻’特质，也很容易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它的‘科幻’隶属度最高，我把这部分作品称之为‘核心科幻’。”并且归纳出核心科幻的三个特点：1，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2，作品浸泡在科学精神与科学理性之中；3，充分运用科幻独有的手法，如独特的科幻构思、自由的时空背景设置、以人类整体为主角等，作品中含有基本正确的科学知识和深广博大的科技思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读者浇灌科学知识，最终激起读者对科学的尊崇与向往。同时还指出“当代国内著名作家刘慈欣、王晋康、何宏伟（即何夕）的大部分作品能归入核心科幻，而韩松的作品则大多偏重于人文方面而不属于核心科幻。”见王晋康：《漫谈核心科幻》，《科普研究》，2010年第6期。

[3]对此更详细的分析，见吴岩：《文明蜕变、精神解困与星河的青春期心理科幻》，吴岩、吕应钟主编，《科幻文学入门》，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

  星河：《女性的芬芳——杨平科幻作品一瞥》，http://bbs.pku.edu.cn/bbs/bbsanc.php?path=/groups/GROUP_5/ScienceFiction/D65348871/DAAAD2E91/DA0DFDD89/D6ED7DADA/A3DDFA3DC；

  潘海天：《别无选择——星河作品人物简析》，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SF/64642?au=totalrecall。

[4]刘维佳：《高塔下的小镇》，《科幻世界》，1998年12期。

[5]参见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四，文集之九，P10-12。梁启超接受了黑格尔有关中国外在于“世界历史”的观点，并且更进一步指出，“竞争”是人类历史进化或进步的“公理”，也是一个民族拥有历史和走向世界历史的驱动力。

[6]与名校毕业的星河、杨平、潘海天等人不同，刘维佳并未上过大学，而是18岁高考失败后便进入社会，有过长达数年的底层经验。这也或可解释为何当其他70后作者还在借科幻小说抒发青春期困苦时，刘维佳已经开始尝试用一系列残酷绝望的“反乌托邦”小说，去探讨更基本的个人生存问题。

[7]如一些读者在评论中所指出的，星河的许多作品都展现了小人物在工业社会压力下的逆反，虽然明知道这些抵抗毫无意义。星河本人也在多篇评论与随笔文章中使用“工业文化”一词，尽管他所描述的“工业文化”，其实更多具有后工业特征，也即詹姆逊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

[8]在杨平多篇描写网络化时代虚拟生活的作品中，丰富、混乱、令人沉迷的MUD世界（作者想象出的电子虚拟空间）与平淡、单调、却又散发怀旧温暖气息的“现实世界”之间形成一种对立，而主人公则对此显露出暧昧游移的态度。可参见杨平：《MUD——黑客事件》，《科幻世界》，1998年第5期。

[9]在《克隆之城》中，一位野心政治家利用克隆技术创建了一个宛如《美丽新世界》的独裁王国：不同型号的孩子们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样被制造出来，接受教育，以及特定的社会分工（统治者、劳动者、妓女、战士……）。在潘海天的多篇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通过个人视角（往往是成长中的青少年），对规训一切的规则与权力进行质疑和反抗的叙事。可参见潘海天：《克隆之城》，《科幻世界》，1996年第4期。

[10]王晋康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反复贯穿这样一个主题：物种进化（包括细菌和病毒在内）和科学技术都有其自身不可更改的发展规律，并一定会与人类脆弱陈旧的伦理道德发生冲突。以“平衡医学”为例，王晋康指出，现代医学体系，特别是抗生素的使用，干扰了人类通过机体自身与病毒通过生存竞争而自我改进的过程，因此应适当采取“低烈度纵火”技术（即革新医学观念，培养人类自身抗体抵御病毒侵袭，并允许一部分较弱个体在此过程中被淘汰），恢复生物之间相互竞争选择的自然过程。可参见王晋康的《生死平衡》及其后记，载《科幻世界》，1997年第4期，第5期。

[11]“黑暗森林”为刘慈欣在《三体II：黑暗森林》中构想出的一种“宇宙社会学”，其基础建立在“宇宙中总质量不变”、“猜疑链”和“技术爆炸”几条“公理”之上，最终推演出整个宇宙智慧文明都约定俗成的一条法则：一旦发觉其他文明，为避免其可能带来的威胁，或者先动手将其消灭，或者公布其位置坐标，而其他接收到该坐标的文明也会遵循同样的法则动手将其消灭。见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12]韩松：《革命的前夜：2002年的中国科幻小说》，《2002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5。

[13]刘慈欣：《朝闻道》，《科幻世界》，2002年第1期；《乡村教师》，《科幻世界》，2001年第1期；

  何夕：《伤心者》，《科幻世界》，2003年第1期；

  王晋康：《终极爆炸》，《科幻世界》，2006年第3期、第4期。

[14]1923 年2 月14 日，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园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认为“人生观之特点之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唯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这篇演讲后来发表在《清华周刊》272 期上。地质学家丁文江随即发表反驳文章，怒斥“玄学鬼”，双方的论战由此爆发。陈独秀、胡适、梁启超、张东荪，吴稚晖、任叔永等学者名流都参与其中。其中胡适对“科学的人生观”总结如下：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数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其间，我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见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等著，《科学与人生观》，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P16。

[15]相关论述，见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山西文学》，2009年第7期；韩松：《科幻，怎么可以是文学》，《韩松评论集》，http://www.qidian.com/Book/35868.aspx

[16]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伦理体系，始终纠缠在对机械唯物自然观、生物种群的演化、人类社会群体的道德性这三种不同过程的解释方案中，相关辨析，可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P844-P872。

[17]针对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人类种群的变异，王晋康提出：“科学并不能帮助人类进入绝对的自由王国，它为人类打碎了许多桎梏，又划出了新的禁行线。归根结蒂，人类的发展之路要由外在的客观规律所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人类剧变无可逃避。无论对于儒家人本主义的中国人来说，还是对于宗教人本主义的西方人来说，这种前景都令人不寒而栗。”见王晋康：《超人类时代宣言》，《科学与文化》，2006年第11期。

[18]在《三体》第一部中，女主角叶文洁因为在文革期间目睹各种暴行，加上西方环保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人类存在的正义性产生质疑，于是成立名为ETO（地球三体组织）的秘密恐怖组织，为指引三体文明降临地球摧毁人类文明，进行一系列筹划准备工作。

[19]随着《三体》三部曲的走红，一群青少年粉丝们在网络上组成了以ETO为名的虚拟社团，并将小说中“消灭人类暴政，地球属于三体”的反人类口号当做自己的文化标签和组织宣言。

[20]更详细讨论，可参见贾立元：《韩松与“鬼魅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宋明炜：《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读韩松科幻小说<地铁>》，《读书》，2011年第9期。

[21]韩松：《危险的硬科幻》，《韩松评论集》，http://www.qidian.com/Book/35868.aspx

[22]刘志荣：《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人文议题》，《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23]韩松：《科幻是一颗黯淡的五等星》，《韩松评论集》，http://www.qidian.com/Book/35868.aspx

[24]相关报道，可参见《科幻已死？》，载《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10月16日。

[25]从2002年1月起，《科幻世界》杂志社推出名为《惊奇档案》的全彩画刊，内容包括美术、动漫、游戏、音乐、电影、考古等方面，于2004年6月停刊；2003年10月起，发行中国第一本原创奇幻刊物《飞·奇幻世界》；2005年9月起，原本以《奇幻世界》为主要发表平台的“九州”创作团队另起炉灶，创办了《九州幻想》杂志；2006年5月起，原《奇幻世界》的五位重要编辑集体退出，创办了奇幻杂志《幻王》，但因无法解决刊号问题，只出版了4期便被迫停刊。

[26]姚海军：《姚海军答<星云VII>问》，.http://www.sfw.com.cn/html/zixun/zazhitushu/2009/1218/1814.html．

[27]夏笳：《关妖精的瓶子》，《科幻世界》，2004年第4期；

  钱莉芳：《天意》，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飞氘：《去死的漫漫征途》，《星云IV》，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拉拉：《春日泽·云梦山·仲昆》，2003年第5期；

  罗隆翔：《寄生之魔》，2003年第7期；

  马伯庸：《寂静之城》，2005年第5期。

[28]如王德威、严锋、宋明炜等学者都对《三体》系列给予高度评价。考虑到《三体III》中，对程心这一坚持人道主义立场却数次将人类推向毁灭边缘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刘慈欣本人对于主流文学一贯较为负面的态度，这种人文知识分子对《三体》的莫名青睐，本身便具有极强的文化症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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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