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123期《社会科学论坛》

中国的革命词语有一个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演化过程，毛在延安时期通过对一系列词语重下定义，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构建了一套整体性的，具有巨大覆盖面的革命话语系统，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革命词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今天时代环境变化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面对前人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一、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的革命话语
　　
　　在今人的一些文章里或影视作品中，经常把20世纪50、60年代称之为“火红的年代”或者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是由一系列宏大的革命话语组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红色词语的海洋里，为它激动，受它指引，也因它而困惑和痛苦。词语即叙述，革命的词语或革命的话语就是对于革命的叙述和表达。列宁有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早在20年代初，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开始建构自己的革命话语，也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解释。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阶级”特征和“民族”特征都还未充分呈现，究其原因，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国民党共享“打倒列强、除军阀”等一套革命话语，虽已包含反帝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还没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现 “中国”民族特征的、有关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叙述。在这一阶段，中共的革命话语也未和党的领袖的名字相联系，换言之，陈独秀等并非是革命话语的原创者，中共的革命话语基本上来源于俄式共产主义。即便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后， “阶级”的主题虽已全面凸显，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中共革命话语还没有产生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无产阶级的有关革命的叙述，尤其是建制架构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俄式色彩。
　　1931-1934年，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 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全面、系统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已初步建构起具有俄式共产主义色彩的话语系统，这就是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言必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既有内容,更有形式:
　　在党的建设和政权的建制方面：有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
　　在革命军队和群众武装建制方面：有 “少共国际师”、“赤卫队”、“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
　　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青少年组织方面：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
　　在文化教育和群众教育系统：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还有“高尔基戏剧学校”，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
　　在群众组织方面：有“反帝大同盟”；
　　中央苏区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革命文豪高尔基、日共领袖片山潜、德共领袖台尔曼等。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似乎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但是俄式共产主义的话语环境在1934年陷入困境：
　　第一、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下，中央苏区已不能维持，革命话语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即将消失。第二、博古等“国际派”作为俄式话语的阐释者在解释、叙述他们的经验时已捉襟见肘。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中央红军的关键岗位，以后又逐渐领导了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党和红军已在陕北完全立足，晋察冀等几个大战略根据地在敌后也相继开辟，革命话语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地理空间，可以依赖根据地试验、推广和传播。
　　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中崛起的毛泽东立志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他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然而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些瑞金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此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也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并非一概排斥，例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党内就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并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其它人也可以使用，在整风运动中，毛就作过《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的著名演讲。差不多到了1950年代中期，这个词语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汇，与此相联系，“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这个共产党员之间的称呼终于 被“革命的敬礼”所取代。
　　在延安时期，毛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无祖国”，国家的概念以及爱国主义不仅不重要，而且不利于世界无产者的团结。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具有十分国际性的世界观。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代就被看成是救亡图存的一个武器，毛泽东发展和强化了这一传统，1938年更具体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一切方面的中国化、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
　　毛还建立起以阶级论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平民主义叙述，对中国农民阶级重下新定义。俄式解释虽然早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关键是要解决土地问题，也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在江西时期，“鞋子”和“脚”却不对称。苏区并没有现代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却有各类“工会”，于是，只能以强化意识形态来暂时缓解“鞋子”和“脚”的 “不对称”的窘境,而在叙述上仍没给农民阶级“正名”，还是用“国际主义”，“皮安尼尔”,“少共国际师”等来提升农民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意识。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比江西苏区更加落后，边区和多数根据地基本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工人阶级，只有不识字的农民。1937年，边区的小学校只有120所，识字人群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华池县为二百分之一，妇女基本不识字，缠足现象非常严重。在延安时期，在沿用江西苏维埃叙述时“暗渡陈仓”，继续保留“鞋子”（“工会”）,但已开始在革命叙述中突显农民的作用，农民的“勇敢”和“忠诚”被认为是体现了 “朴素的阶级感情”，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毛称颂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高度褒扬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不仅是对俄式解释及江西苏区经验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是面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现实状况的一种承认和强化，因为在“苏维埃十年”（1928-1937），党和革命军队的主体就已是被广泛动员的农民，抗战以后，军队和党得到巨大发展，其主体仍然是受过初步政治训练的农民。
　　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新叙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述。马克思认为,“革命阶级”用革命和民主的方法解放社会，在这种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有意义的。列宁比马克思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论述，他虽然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所肯定,但对知识分子和旧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则给予了更多的分析和批判 。斯大林则第一次发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毛认为，共产党、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领导核心，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而也是最无知识的，所以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毛以后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毛的新话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了 “启蒙”民众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毛通过对“知识”、“理论”、“人性”、“个人与集体”等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建立起毛的新文化的基本架构。他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2]。在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毛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知识分子应服从革命。毛的革命文化突出强调个人对革命、对党的责任，他甚至规定了革命文学的写作原则，并使之成为法定的革命文化的最高创作原则（关于形式与内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普及与提高、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等等）。“五四”带来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话语的重新定义，其动力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本土现实环境的刺激，出现了流行的“五四”话语：人性、人道、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等。在“左翼十年”（1928-1937），受时局环境的强大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进一步加速，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已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了，彻底的政治化发生在1940年代的延安。
　　毛的革命话语既源于列宁，又是他的独创，他对文艺的政治功能的强调，较之普列汉诺夫、列宁、“拉普”、瞿秋白，更加突出。列宁善于利用给词语下定义达到革命的目的，列宁给“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民族”重下定义，称自己的党派为“布尔什维克”，虽然列宁一派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拥护，但是“多数派”这个话语的使用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毛继承了列宁的风格，又有自己的特色， 毛的革命话语气势磅礴，通俗易懂，极具鼓动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光明与黑暗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等等。
　　毛经过与王明等的斗争，取得了对词语下定义的权力，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他个人鲜明特色，也是比较固定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通过整风运动，基本扫清了俄式话语对党的影响，从而完全奠定了他的 “革命话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抓住两面旗帜 ，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第一面旗帜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抗日）；第二面旗帜是以平民主义 （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争取底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又以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争取到国内知识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对之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孙中山创建三民主义，也是“反帝反封建”，他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着力不够。毛的反应则是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至高点。
　　
　　

二、延安：一个革命的符号地带
　　
　　1937-1938年，国内政治较为开明，国民党也抗战，可是为什么许多青年人投奔延安？那些从山南海北奔赴延安的青年相信, 延安不仅抗战，在那里还摆脱了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去延安是为了“干革命”，去寻求生活的真正的意义。
　　30年代的中共左翼文化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占据了国统区的意识空间，从生活书店1935年的《出版总书目》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的出版物是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这类书在上世纪30、40年代，主要还是依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叶青的论著非常教条，也不通俗，影响力很有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的左翼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 “红色的三十年代”在东方的突出现象，就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左翼话语已改变了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意识。在许多左翼文化人看来，在国统区的生活不是生活，那种生活压抑，庸俗，空虚，无聊，琐碎，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在延安的生活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蒲鲁东在1848年指出：“让我们革命！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好的，有实际意义的，那就是革命。”
　　加缪也说过：“毫无疑问，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
　　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已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 “太阳城”。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许多青年相信，美丽包含革命的一切美好和正义的方面(陈学昭)，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革命同志爱的共同体。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宝塔山，延河水，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奉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金钱物质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能力。
　　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一个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的叙述，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强势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有讨论，有争辩，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一种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观。在远离欧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关心着西班牙保卫共和的战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组织的几十位中国同志甚至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在那个年代，延安的各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延安颂”，李伯钊，陆定一，凯丰都会写歌词，三个人都有留俄的经历，《黄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颂歌的原素和形式，表达出一种磅礴的崇高感，远景感，和对新文明的憧憬感，极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识分子。
　　从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从各种报刊宣传品，传播着一种革命的新话语，大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是同志，是战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同一话语中，人们互相激励，互相温暖。
　　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的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的新话语也有不兼容的一面：五四遗产的另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以革命的道德化的理想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三、新话语的“中心”和“隙缝”
　　
　　直到1942年后，典范性的延安文化才出现，在此前多年“有破有立”的基础上，毛的革命话语通过对党的历史的重新叙述，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最终建立了起来。
　　第一个层面：重新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形成“两条路线”——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场域，启发高级领导人联系个人的历史，带头反省，再使革命向下层深入，使全党接受毛的新解释；
　　第二个层面：毛带头讲“故事”——毛叙述了党的历史上“钦差大臣”，“洋八股”,“本本主义”等危害革命的大量事例，再引导其它领导人讲自己的“故事”，进而引导延安的每一个党员讲自己的“故事”，并将他们的个别经验转化为一个集体的经验，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延安的干部认真学习文件（“整顿三风”、“布尔什维克十二条”， “四三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二十二个文件》），写读书笔记和反省笔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脱裤子，割尾巴”；其间又贯穿改造文风、反对“党八股”，用群众语言，农民的语言，取代俄式教科书语言和“五四”后流行的“学生腔”。
　　思想学习加速了延安知识分子对新的革命话语的内化，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根据地的“一元化”新结构已初具规模，革命队伍中的“差序，礼仪和规范”，本来就是思想转化为制度过程中的必要的建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冲击到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王实味的表达及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在无意中建构起知识分子和革命体制关系的一种经典性的叙述。针对王实味事件，“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的提出，使阶级出身的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阶级出身作为衡量思想纯化的标尺，也就基本固定化了。根据地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的重点对象也转移到对已入党或未入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他们的组织审查。这也和江西时期的经验有着延续性，只是在1934年长征以前，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没有大群的外来知识分子，在苏区展开的多是以“反托派”，“反右倾”为名目进行的党内斗争或对敌斗争,对象既有党内的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红军指战员。
　　经过延安整风， 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
　　毛的话语把“我们”和“他们”区别了开来，凝聚了革命力量。新话语在各革命根据地得到流行和普及，在文艺方面，出现了新表达的载体，改良后的新秧歌，信天游，木刻，版画，年画，将革命和斗争的主题凸现出来，生动铨释着毛的新概念。新话语也在国统区传播，革命文艺战士何其芳、刘白羽于1945年初赴重庆，在大后方阐释新话语，扩大了这一革命话语的影响。
　　伴随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的普及、流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胜利，毛的革命话语也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了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作为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论述，它在那个年代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在“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纷纷与过去的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我们是文化投降，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
　　尽管整体性论述的“覆盖面”极为广大，但是，五四话语在毛的新话语成为中心话语后，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潜隐在新话语的边缘。由于在新话语和五四话语间有一种“重叠”，在某些特定环境下，整体性的叙述也会出现一道“隙缝”，反对迷信、解放思想、人民民主、“实事求是”，双百方针、关心群众生活，都可以被给予新的解读，形成了与五四话语的“对接”，故而在1956-1957年才有可能出现如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等一批针砭时弊的杂文。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刺激，中国也开始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然而，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僵硬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有回到原地，却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1957年夏到1958年，一些从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被他们的同志,也是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强迫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的现实,希望在艰苦的劳动中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回到革命的行列。可是若干年后，延安知识分子又被更激进的后来者——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窜红的极左派“理论家”加以“规训和惩戒”。“文革”前夕，周扬等延安知识分子和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起了王实味，对“规训和惩戒”提出质疑和反思，王实味也成了持续性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一些昔日的延安知识分子，如顾准等人，终于又回到了五四，走到了自由主义。
　　考察20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离不开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的大背景，这100多年的中国的基本主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这两大主题在20世纪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简言之，一条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另一条就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其间的差异巨大，但两者都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1，都在追求“现代化”，并试图把“民族性”融入现代化；
　　2，都着力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3，都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与外来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
　　4，都重视意识形态叙述，希望以此整合社会意识，渴求出现一个能带领民众使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为达到此目标，在历史素材和人民期盼的基础上，积极建构“英雄创世纪”的社会记忆工程；
　　5．都在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军事化趋势不断增强等等。
　　为了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努力、奋斗，牺牲，他们给后人留下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过去革命话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它改变了中国，也持续性地影响着我们。
　　今天的环境变了，人们需要探索新的思路。二十世纪波澜起伏的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已进入历史，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或许还是用的上80年代的一句老话，这就是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又如何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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