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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生的自述:我染上了冠状病毒肺炎

亲人健康 202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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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4 月 26 日,北京 火车站。购买火车票逃离非典重灾区的人们,排成了长队。



2003 年,我在北京当实习医生


我叫武震,今年 43 岁。在非典前,我是花乡医院医生。


那是北京丰台区一个乡镇医院,之后,我申请去了北大人民医院实习的机会。


我觉得我很幸运,对学医的人来说,去这种的医院实习是很幸运的。那些日子,每天从里到外好像都暖呼呼的很开心。


无知者无畏,危险却正在不知不觉的慢慢靠近……


2003 年 2 月份,我进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内科,当时听说,广州有很多学医的实习生被感染。我还想,唉呀咋这么笨,专业人士,怎么就被感染呢?


4 月 7 号,我早上八点上完夜班,回家休息。后我知道,北大人民医院在那一天刚刚确诊,收到了第一例冠状肺炎病人,也就是当时称的“非典”病人。


我们每周二有一个病例的讨论,我特珍惜这机会,因为能学到好多东西。


但我男朋友不愿意我去,说现形势太危急。但我想,如果讨论会取消,那老师也没有通知呀,这说明情况还不至于太糟糕。我于还是去了。


到那,气氛特别紧张。大家都穿着一次性的蓝色防护服,戴着口罩,眼镜,手套,全副武装。



2003 年 5 月 3 日,北医三院。一线抗非典的医护队伍已不分内外科,抽调出医护骨干进入非典病房。


我先进的是医生办公室,没人,才发现今天果然没有病例讨论会。我当时挺简单的,心想也不能白来一趟吧,就跑去了病房,哗哗哗的抄病历。


后来一个老师遇着了,说,你咋没戴口罩啊,没事就赶紧走!


被这么一说,我有点紧张了,就赶紧回家了。回家路上还在想,不会被感染了吧?我就在路上转悠,想说不能把病毒带回家,还走了一站地,没敢坐公交车,怕害人。


当天晚上有点冷,但没有在意。第二天晚上还是觉得冷,一量体温,37.5℃ 了。


当时我还和我妹睡在一起,我也很警觉,想说这样不行。如果是的话,也不能害了家人,得想办法把自已隔离,就进了实习单位的隔离病房。


一开始,症状并不典型,体温不很高,就是一直不退烧。后来领导就上报了,说是我这情况必须跟院里边汇报,还得请疾控中心的人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每天都要查血,都 四月份了,我还穿着羽绒服,戴着口罩。


去化验室的时,有一堆人在排队,我就说不好意思,能让我先吗,我查一下很快就走。


有一个女的说,凭什么你来了就查呀,我说我发烧了——话没完,人呼啦一声,全跑光了!空出一整块地来,当时心里又好气又好笑。



2003 年 5 月 2 日,非典为五一长假第二天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空出一整地来。


晚上打了退烧针,一个护士进来。其实平时我们关系都很好,我跟他说话,说你值班啊,她连气都不敢出了,像看怪物一样看了一眼,就走了。


我想咋这样呢,打完了针以后想,这种势利小人,以后我再也不理你了!


等到后来自己好了,才知道很正常。毕竟,谁都怕死。


人性,在极端的环境下,曝露无遗。



过过命的陌生人


我的病越来越重,发烧不退,咳嗽严重。后来就说必须转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但佑安满了,地坛满了,哪都人满为患。


医院联系了丰台区的一家航天总医院,说是可以转,但是没车接,要自己过去。


但院里就一辆救护车,我要用了,这救护车以后就不能用了。我们主任又愤怒又着急,说实在不行,就自个摩托车把我送过去。


我当时哭了,我说主任不用,我死在这儿也没关系。当时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是有点绝望。


第二天主任来,让我收拾东西,丰台医院出了一辆救护车。



2003 年 5 月,北京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一起,等待接收一名非典疑似患者。


到那儿后转到肠道门诊,隔出很多小单间。大概我病得最重,他们直接把我搁到最深那间。


我还记得,我是里边唯一一个医务人员,护士对我特好。院主任每天都来,鼓励说你都度过多少多少天了,再坚持一下就要能活着出去啦。


每天都这样鼓励,但没有用,我的症状就是越来越重,感觉越来越差。


那时候,开始上激素,用的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可以减轻炎症,但有一些副作用,最严重就是抑制骨骼生长,会骨质疏松。


最多时一次注射 600 毫克,一天两次,但是烧就是不退,症状也不减轻。我最后两个肺片状的阴影,可能都白了。


我觉得我快死了。


医院也没办法了,想说病人有可能就死这儿了。正好长辛医院,就是北京第一批非典专科医院,开始收病人,就把我转那儿了。


那是 4 月 20 号,长辛店第一天接收非典病人,转走时是夜里 12 点后。



2003 年 6 月 20 号,在非典中被“废弃”的解放军小汤山医院。


到那儿电梯都停了,也没有人。当时要给我转到四楼,打电话过去问,说得病人自己上去,他们不能出来。因为隔离了,里面是有污染的,你不能到外面来,也没人敢靠近你。


下了救护车,走不了几步就跟跑了 800 米似的喘,感觉像在青藏高原上散步,我当时不知道这叫呼吸困难,还纳闷怎么会这样,就跟大夫说你等会儿,我休息下再爬。


但走两三步就喘,那大夫一看,急了,那得走多久才能到,就一把给抱起我,“咚咚咚咚”上了楼,送病房去了。


当时我就觉得我拼命挣扎,这太危险了,离得太近了!即使他穿着隔离服,我戴着口罩,那也有感染的危险啊。


但当时我顾不过命,说不了谢谢,也没问人家姓什么。也没法问,问他,等于要他的命。


后来护士告诉我那大夫姓许,一直都记着。


原来,我真得冠状病毒肺炎了 


一开始住的是有五、六个人的大病房,当时低氧血症,脑子都不太清醒了,现在回忆很多细节都记不起来了。


有一次上厕所,刚拿了自个儿的便盆,但已经蹲不住,一下子就坐到地上晕倒了。晕倒后其实耳朵还是能听到的,就是动不了了,只听见有人喊。


医院见我这样子太严重了,就推着病床,把我隔离到一个单间。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迷糊了多少天,脑子一直是不清醒的状态。期间也有和家人、同事打电话,多年不联系的同学,也会用各种途径来鼓励我。


当时每天只能听收音机,没电视,病房没别人。听到都是积极向上的东西,“众志成城,共抗非典”,每天都是这些, 每天被命悬着,并不觉得孤独。


我不能出去,只能躺着往楼下看,有时还和下边的工作人员挥手打招呼,工作人员看到,也会朝我微笑,握紧拳头朝我示意。



武震在医院工作,在医院住院。  摄影:吴家翔 图源 | 腾讯新闻


外面吃的不能送,不让家属送。因为认识些人,我妈就送进来一麻袋一麻袋的黄瓜,西红柿,各种水果。


后来居然一天一天好起来了,不怎么咳嗽,呼吸没那么困难,也不发烧了。


五一的时,我竟然可以下床了。我下床走一圈,看见自己的床头卡——哦,原来我真得非典了, 从发病到现在,我是第一次清醒的确认,我得了一次举世憾俗的病。


我心态算是较好的人,他们就把我留到最后一个出院,因为出院的时会有采访。4 月 20 号进的长辛店医院,6 月 1 号出院,住了近两月。


出院的时候当然很开心的,我感觉像一个民族英雄一样,当时我们院长,乡领导,我妈我妹都来接,还有记者,好像没有人采访我,大概他们还是怕我病没真好,但确实给我拍了好几个镜头。


回家还得隔离一周,不能跟家里边人住一快。我们家有一个小西房,给我收拾了一下,住在小西屋,回到家,一下就放松了,很安心,很温暖,到此,我确定,我性命无忧了。



无菌性坏死后遗症 


之后,是 2003 年九、十月份的事了。


出院后还会和病友联系,这阶级情谊深哪,跟战友有得一拼,有一病友跟我说,得过非典的人,有人查出来骨头坏死了。


当时我还觉得不可能,我这么年轻,也没有任何症状,怎么会股骨头坏死?那战友说,还去查一下吧,查一下没什么坏处。


我于是去做了核磁,出结果的时候我正上班呢,没有时间去领,还是家人给代领的。


那天回家的时候,家里面的气氛特别压抑。我妹把那张纸给我看,我当时就看见“无”字,还以为是“无坏死”,还说这不没事儿吗?


噢,原来是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真坏死了。


武震和妹妹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在妹妹结婚当天拍的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担心,想着躯体没明显感觉,我还这么年轻,检查又这么早,应该能治好。


其实我也就是这么一说,因为毕竟我是专业的,股骨头坏死一般是不可逆的。大学里老师就这样说的,骨头坏死不可逆,它是不死癌症。


后来开始四处求医,看骨头最好的就是积水潭。大夫一看,说你这个肯定坏死了,逃不掉了。


我说那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回家坐轮椅,准备换关节吧。


当时觉得没有希望了,眼泪就出来了,站在新街口的大街上一个人抱头痛哭。


来往的行人都停下来张望,有个大妈掏出一把钱来对我说:“小姑娘,丢钱还是丢手机了,大妈给你。”


可怕的是,当时我查出来的,不仅是股骨头坏死,全身的大关节,除了肘关节是好的,其他的都有坏死。我想着,我这将来要是都换了,那我不就是一机器人吗?每个关节,都是假的。


2006 年,我准备结婚了。


我跟男友去广安门华联买东西,走着走着,突然不行了。疼得特别厉害,没法漫步,汗都出来了。我男朋友把我背回去的。


后来一拍片子,说已经瘫痪了。



如果一切,从头来过


我跟男友是 2002 年,也就是非典之前认识的。他在部队的一个卫生队里,也是大夫。非典的时候,我们关系还是挺好的。当时我还想,连非典他都没有离开我,将来他也不会。


我骨头坏死以后,他也是不离不弃,你就放心地好好治病吧。


刚开始几年其实没有什么症状,走路拄着拐也是为了减轻负重,弃了拐跟正常人一样。


 2006 年我做植骨手术,植骨感染失败,要取出植入物,重新来过。受了不少罪,在医院治半年,生活也不能自理。


我基本是个废人了,不能正常地陪他出逛街,玩,都不行。


刚认识时,就是情感最热烈时,他每周要来看的,到后来就一周见一次,每次待不久就走了,话也不多。


我去看病,去复诊,都是一个人。



武震在街头。  摄影:吴家翔 图源 | 腾讯新闻



有一天,我发现这个男朋友有和没有好像差不多。只不过认识了这么多年,感情在,也有不舍,有些习惯了。


我躯体状况这么差,情绪自然也不好,有一段时间打电话老吵架。有一回说崩了,就说到了分手。


然后他接得特别的快,说,这可是你说的,不是我不要你。


分手以后,我妈管他要钱,说要赔偿损失。因为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房子重新装修了,家具也买了。


他送钱那天也哭了,他说他压力大,迫不得已,家里人都已经反对了,他在家里很孤立,还有,他说看不清自已的人生了。


我当时很想得开,都这样了,我还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是一个人过吧。毕竟也曾谈了一场恋爱,记住曾经的美好就行了。


后来听说,北京有超过 300 人被确诊,有非典后遗症,有近一半和我一样,是医护人员。


再后来我又做了四次手术,置换了髋关节,现在差不多可以正常活动了。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现在我的宝宝已经2岁半了。


最近,我经常在想,如果生命真的可以穿越,北京有非典病人了,我还会去吗?


我想,我还是会在那个医院实习,去正常上班。但是那一天的病例学习,我估计就不会去了。


转自:雨巷书屋 周小玫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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