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叙事，用纪录片持续讲好“中国故事”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党的二十大报告给所有文化艺术形式都提出了方向和要求。纪录片兼具非虚构性、影像性、人文性和艺术性，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价值，亦需加快构建话语和叙事体系。

中华文化精髓与中国价值观，是中国纪录片话语框架的内核，既贯穿古今、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也为现实中的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赋能。在跨文化传播中效果较好的纪录片作品，有不少生动彰显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哲学思考，并提炼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例如，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并不局限于表现烹饪技艺，而是从初始的食材入手，反映人和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地理纪录片《第三极》讲述青藏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反映藏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延续保存——这均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表达。

中国式现代化为构建中国纪录片话语和叙事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价值源泉和极为丰富的拍摄资源，将构成未来中国纪录片话语框架的核心内容。

二十大前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协调各省局、省台推出了微纪录片系列《我和我的新时代》，讲述了新时代十年来我国的巨大发展成就以及人民群众切实拥有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取得了热烈的反响。一个个大主题、微视角的鲜活故事，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性典型展示，如拼图般汇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璀璨图景。未来，用真实典型的影像、富有感召力和影响力的话语框架，反映踔厉奋发、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精神品质，将成为中国纪录片的重要使命。

对于中国纪录片而言，在话语策略和方式上应进一步强化受众意识，尊重观众的接受心理。事实上，中华文化一方面有着文以载道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讲求“大音希声”“润物细无声”的辩证观念和话语技巧。尤其是对外传播的主题性纪录片更应注重话语方式的说服力和渗透力，促进传受相通、编码和译码的契合。

在不少外国观众的印象中，中国的形象多以国家和集体呈现。然而，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和真情实感正是最能够引发共情、促进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扶贫攻坚主题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就是以大视野、小切口的话语策略，讲述了几位均为农民出身、从事不同职业的普通中国人如何通过不懈的追求改变自己与家乡贫困命运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在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行进中的中国》中，提及鄱阳湖十年禁渔政策是否对当地渔民的民生带来不利影响时，并没有提供一个圆满、封闭的回答，而是通过主持人表示这个问题应该过几年再观察。如此开放的处理，使观众有平等的参与感，让观众自己得出结论，更易令人信服。

近年来，《中国》《西泠印社》《掬水月在手》等国产纪录片，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美学、中国气派、中国范式。其中，写意手法的运用颇有特点。2022年获得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和中国电视金鹰奖双料大奖的纪录片《中国》主创团队就在导演阐述中提出“从大脉络看大逻辑，以大写意绘大趋势”。片中每一个具体人物写意化的描摹背后，都蕴含着一个深刻的所指意义，对应于含蓄意指形象。这些意指形象，最终建构起了一个友好的、开放的、文明的国家形象。该片还借鉴了中国戏曲表演的一大艺术原则——假定性，通过艺术加工与改造来展现事物。如墨子与公输班在屏风上泼洒笔墨指代攻防较量，秦始皇思索统一大业时所面对的宫墙上出现了大海的波涛等。片中这种舞台剧式的假定性手法，体现出中国古典美学以虚代实的美学趣味，也唤起观众的新奇感，营造一种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诗性。

当然，从传统文化艺术中汲取营养绝不意味着简单回归古典，而是主张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建构凸显民族精神的纪录片美学，倡导一种体现民族特色的再现代化。

纵观纪录片发展的历史，叙事和制作模式的演进常与技术发展相伴随，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格里尔逊模式是有声电影走向普及的直接产物，60年代的直接电影、真实电影与16毫米摄影机加同步录音技术的成熟紧密相关。因此，如何激发对技术应用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在求新求变的传播生态中不断创新，是构建中国纪录片话语和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化技术变革对纪录片的叙事模式（包括主体、手段、时空、范畴等）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展望未来，纪录片与各类媒介技术的融合之势将日益深入，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扩展现实等技术集群的推动下，一系列新兴技术形态的纪录片正陆续出现或逐步普及，包括交互式纪录片、超高清纪录片、虚拟现实纪录片甚至元宇宙形态的纪录片等，但在叙事模式上均还不够成熟，国内外尚处于摸索或实验状态。

因此，在这一波新的媒介技术浪潮中，中国纪录片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市场规模大、受众数量多、技术应用快的相对优势，积极探索、引领这些新兴纪录片的叙事模式、制作流程和技术标准，同时处理好伦理向度的问题。

近几年，中国纪录片已加快了探索的脚步，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如优酷推出的互动纪录片《古墓派互动季：地下惊情》，将线性的影像叙事变成节点式的交互叙事，用户不论是尝试“手动开棺”还是亲历“古代炼丹术”，都是首次出现的创新设置；《中国》以每秒50格的长镜头拍摄，强化人物行为的仪式感，是对超高清人文纪录片叙事模式的创新探索；VR纪录片《行走敦煌》利用激光扫描手段，仿真建构了敦煌莫高窟285号洞窟，并应用游戏引擎驱动，将用户的虚拟在场行动与文本叙事相融合，亦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尝试。

在交互纪录片方面，目前国内外较多见的是参与交互、对话交互的类型，还有超文本交互、体验式交互等新形态的叙事模式仍处于探索之中。此外，如研究者提出，在元宇宙概念构想的未来，必然也会出现“元宇宙纪录”，虚拟与真实激烈的碰撞下，纪录电影又将会发展出怎样的全新形态。这均是新技术背景下纪录片叙事模式面临的新挑战。因此，我国纪录片从业者应在技术机构、学术界的支持下积极实践、锐意创新，引领新兴技术形态纪录片的叙事模式走向成熟，丰富和提升中国纪录片话语和叙事体系。

为加快构建中国纪录片话语和叙事体系，需要将中国式哲学文化思考与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相结合，忠实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形成强有力的话语框架内核，即多采用“个体-开放”的话语策略，用具体鲜活的故事说话，促成跨文化传播中的传受相通、编码与译码的契合；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艺术意蕴与现代化的视听语言手段相融会，凸显具有中国气派和范式的叙事美学；积极探索新兴技术形态纪录片的叙事模式，在国际纪录片场域逐步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