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抄袭君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艺术北京上的作品大撞车，好了，跟抄袭君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话说最近几天的艺术北京上亮相的国际大导演顾长卫的作品《红日》系列与艺术家徐勇作品《十八度灰》系列肖像作品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相似，那到底是山寨还是抄袭或者是撞车事件，目前抄袭君先不说，抄袭君也第一时间联系了艺术家徐勇，艺术家表示想等顾长卫导演的解释。。。

抄袭君也同时连线了顾导，不过电话没有接通。他的秘书表示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需要沟通后才接受采访。

通过微信截图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对此事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昨天一些朋友从ART北京现场，给我转来前面的两图的摄影作品。猛一看我差点不信自己眼睛，后面标签赫然注明一位大摄兼导演姓名。三张（标签）之后的图片是我从2009年至2012年做的《十八度灰》的肖像系列作品，这几年里在首尔美术馆、西安美术馆、重庆长江美术馆等很多场合都展过，很多媒体也刊登过。我由衷佩服这位大摄兼导演的语言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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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舒阳2010年

为徐勇《十八度灰》系列作品撰文《制造十八度灰》

　　作为中国当代摄影的活跃实践者，很少有摄影家如徐勇这样将一己之力灌注于对摄影方式的不懈追问与创新中。从具有时代记忆的《胡同101像》、《小方家胡同》到演绎现实人物的《布景和布景》、《解决方案》，除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高度敏感外，徐勇的这些作品在创作方法上通过不断地拓展创作手段来完善其艺术的更新。徐勇这种对摄影方法不断探索的热情，在他的最新摄影作品《十八度灰》中达到了一种极致。

　　《十八度灰》迥异于徐勇以往的摄影作品。这次徐勇将所拍摄的景物通过镜头脱焦的手段，获得几近空白的模糊影像，甚至部分影像降解到了彻底消失在一片摄影感光技术特性所规定的“18度灰”度中。这些通过正确曝光一次实拍完成的然而似乎未存在的影像，使摄影从“获取世界的图像”转向“获取摄影可能的影像”，即将摄影从记录转向对记录的思辨。这些完全模糊的影像，刻意地阻隔我们对现实事物的观察，在强加给我们的视觉焦虑中，相机的镜头成为审视摄影自身观念的眼睛。摄影感光技术的中性特征，似乎通过这些影像提供给我们一种具有超越文化和个人的普适性的艺术手段。然而这种普适性的艺术手段在成为人人可以轻易使用的同时，也变得非常可疑：这样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艺术手段吗?这样的手段意义何在呢?包括徐勇自己，能够不断利用这样的手段来支持其艺术创新吗?

　　徐勇新摄影的方式是在放弃摄影的传统，也可以理解为放弃或者颠覆传统摄影的标准。在中国，今天我们是否要放弃或者颠覆刚刚建立不久的摄影传统?这个问题不是艺术立场的表态问题，而是摄影创作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一个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索的摄影实践问题。今天的数码技术，使再现性的摄影得到了空前的普及。普通人能够轻易地获得不计其数的任意场景的影像，并通过网络快速传播。数码技术的发展，侵占了传统摄影对“再现世界的影像”的权威地位。数码技术还使以往传统胶片摄影的后期制作变得无足轻重，图像处理软件也使一些传统影像的暗房特技变得笨拙昂贵。当花费高昂立足未稳的摄影胶片工业甚至连成为夕阳产业的机会都没有就消失殆尽的时候，当胶片摄影被大多数业内人士逐渐放弃的时候，摄影的传统技艺实际上已经到了存亡的时刻。

　　让摄影的传统技艺死亡，在今天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种单向性的摄影进步，也许未必就是摄影艺术发展的最终解决方案或必经之途。有一段可以借镜的艺术史，也许对如何发展摄影艺术的未来有所启发，这就是19世纪摄影兴起时对西方传统绘画的影响。当时公众在惊叹摄影所创造的奇迹的时候，绘画曾经被宣告过死亡。一部分绘画确实消亡了，尤其是那些作为大众消费品的纪念肖像画。而绘画的革命也同时被激发，绘画因此建立了走向非现实摹写的艺术新领地，我们有幸又目睹了100多年现代绘画史的辉煌。今天数码技术兴起，已经导致了一些重要的传统摄影技艺走向消亡，这不是通过以往绘画史来进行的逻辑推断。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断定，传统摄影也会适用100多年前绘画演变的模型。但至少我们可以将传统摄影的技艺也当作摄影新的发展的坐标，甚至挖掘其中的资源。面对摄影传统的时候，是否也能对我们新的创造有所启示?我们可否发掘出传统摄影的自性特征，从而拓展摄影不可替代的这一部分成为摄影的创新之途?

　　1990年代数码技术开始在中国兴起的时候，中国摄影领域的革命已经爆发了。这场革命开始于传统摄影领域之外，如早期以当代艺术家为主的“观念摄影”、“中国新摄影”之类，用图像史的传统和方法对摄影进行改造。图像式的摄影作品，使摄影重新陌生化，从而启发摄影的再次创新。徐勇的摄影新作《十八度灰》使用的是传统的摄影技艺，只不过放弃了传统摄影影像的价值判断标准。徐勇将摄影从“图像制造”，回归到“摄影制造”，即基于摄影技术传统的艺术创造。从图像的角度来看，徐勇的这些新影像只能归为“极简主义”。但这样从图像的角度来做判断，无法穿透《十八度灰》的迷雾，只有重新检视摄影的特殊性何在，才能看清徐勇所开启的新摄影之途所在。《十八度灰》作为晚近在摄影传统内部寻求陌生化的探索方向，提供了全新的示范。

　　尽管徐勇投身于摄影艺术自身的艺术创造激情中，但是这些似乎空空如也的影像并不止于形式创新。徐勇的这些影像是一个排列大致有序的系列，这种序列的原则来自他线性的个人史。作为一个出身于传统摄影的艺术家，经历了30多年的摄影艺术实践，同时也经历了国家史和个人史的不可重复的时光，徐勇的这些影像本身就是对生命体验的申诉。这个曾经的古老或年轻的国家，不再是原来那个国家。这个曾经的个人，也无法再通过影像追溯自我的人生划痕。这些虚空的影像本身就是对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质疑和论断，而不仅限于对摄影的历史和传统的审视。徐勇的个人记忆与体验，也对应同时代无数中国人的记忆与体验。

　　我们无法在摄影和图像之间再做过多的利害权衡，因为在《十八度灰》中这二者是不可分割或者相互支撑的。徐勇之前的作品《解决方案》试图以个人参与来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那么《十八度灰》则将这种个人的主动性深入到摄影史中。是否已经解决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不是这些作品的重点，甚至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合理性都还有待商榷。但不管怎样，毕竟徐勇已经沉浸在为摄影的未来而工作的行动之中。

　　2010年6月19日，英航北京至伦敦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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