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有四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其中，北京和上海，一个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个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因而能够成为直辖市，这很容易被理解。天津作为拱卫首都的要地，因而得以直辖。

重庆

　　但是重庆市，这座位于祖国西南群山深处的最年轻的直辖市，与京津沪这三大城市对比，你会发现它的与众不同。首先，无论是在面积上还是在人口数量上，重庆都远远超过其他三个直辖市，从统计的数据上看，重庆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省，而不是一个市。再看它的地理位置你又会发现，它也不似其他三座城市身处要塞。重庆市这个与众不同的城市是如何脱离四川成为直辖市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历史值得我们探究。

邓小平与重庆的不解之缘

　　1998年，中国城市版图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重庆成为直辖市。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直接吞并了与它同一级别的几个地级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脱离了四川，与成都成了排头兄弟。

　　改革开放之后，重庆走上了因商而兴、内迁而盛、改革腾飞的发展道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古代的军事要塞，发展成为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的区域贸易中心，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从一个单一型的商贸城市，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现代工商业城市；从身处内地、交通闭塞的山城，发展成为鼎立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中央直辖市。重庆的迅速崛起，离不开一位老人的努力——这位老人便是邓小平。

　　作为邓小平曾经学习、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重庆与其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1919年，五四运动的火星子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星星之火，怀抱理想的少年邓小平追随革命的潮流，来到重庆进行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习，这为他跨出国门开始为救国救民而寻求真理的征程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的邓小平

　　1949年10月1日，令全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新中国成立了，人民胜利了，但斗争仍未结束。在典礼上，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并提到：“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的活动。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邓小平、刘伯承深感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之重，决心完成党中央的嘱托，实现解放大西南的胜利。之后，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击溃了在此防守的国民党军队，重庆喜获解放，再次回到人民的手中。这是重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开辟了重庆历史新纪元，开启了重庆人民的新生活。继而邓小平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坐镇于重庆、主政向西南，创造了许多不朽的功绩。自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庆人民便向着建设新中国与新重庆的方向昂首迈进。

　　“蜀道难，蜀道难，多歧路，今安在？”早在进军大西南前夕，体察民心的邓小平就发现了川渝地区落后的交通问题，也明白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来对修筑成渝铁路的迫切渴望。于是1949年12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提出修建成渝铁路，意在以此带动百业发展来帮助改善四川落后的交通状况，恢复四川的经济发展，提高川渝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成渝铁路通车

　　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于是1950年8月1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川渝人民开始铺轨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1日建成通车。经过两年的时间，成渝铁路修建完成，这是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铁路，凝聚了人们的智慧和血汗，在中国铁路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深刻意义，书写了中外铁路建筑史上的光辉篇章。成渝铁路的建成，为四川、重庆乃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拉开了序幕。

　　再后来，邓小平虽身居中央，日理万机，但他始终关心重庆的建设，关心重庆人民的生活，他多次亲临重庆视察，极大地推动了重庆的发展。

邓小平其人

　　再说邓小平，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终其一生都为治国救民而奋斗，他在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伟大的功绩，同时也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人格魅力。

　　邓小平的革命征途是从书籍里开始的，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许多革命思想及理论实践都与学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回顾邓小平的读书生涯，可以看出少年时的求学经历为他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功底。尤其是在重庆的10年读书生活，对他的一生影响非常巨大，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深厚的国学根底，另一方面，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在邓小平幼小的心灵中生了根。

　　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具有敏锐的思想、远大的目光，他足智多谋、当机立断、举要驭繁，总是顾全大局，能够站在国内大局的高度上，一同审视国际大局，关注中国和世界的双向发展。这帮助他能够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例如，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做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亦或是视察深圳、珠海时的“南方谈话”，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这些正是他正确决策的智慧结晶。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时”。历代伟人、领袖，无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有战略眼光。想必邓小平在学习、政治斗争与奉献的革命征程中，形成了卓越的见识，长远的目光，这些与他提出将四川一分为二，让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做直辖市的观点有着必要联系。

邓小平提出将重庆独立出四川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第一次战役的打响，我国的经济建设得到了极大规模的发展，但这也造成了华中地区甚至全国缺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1979年，为了改变华中地区以及国家能源短缺的困难局面，国家水电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但那时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之际，三峡工程不可能提上日程。

　　当时邓小平非常注重开发长江流域对于四川和重庆乃至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考察三峡工程是否进行施工，1980年7月，他亲赴三峡考察。在听取多方面意见后，他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这样不好。”他认为要着重研究的是四川太大、人口太多导致发展不便、管理不便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研究发挥重庆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1985年，邓小平听取李鹏同志汇报工作，当听到汇报提到“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时，他说，“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这是重庆直辖市思想的最初理想规划。

　　一般来讲，较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取得相当的能源效益之时，还会导致相应的淹田占地的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问题，更不要说像三峡这样举世无双的特大型工程。虽然它有着巨大的综合效益，但它带来相应的淹没损失和移民搬迁任务也更加巨大和艰巨。且不说三峡水库库区淹没范围之大、移民人数之众、迁建任务之难，单单是劝服群众支持移民活动，克服心中守旧的心理，就是很大的难题。因而这个提议当时并没有被中央立刻采纳，部分党内人员对成立重庆直辖市仍有所顾虑。

　　而在邓小平看来，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能够造福于子孙后代，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他说我们不能目光短浅，而要考虑长远利益，因此三峡工程必须搞！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为三峡工程的上马和重庆直辖市的成立，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重庆直辖市的正式成立

　　改革开放初期，川渝地区发展蒸蒸日上，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很高。但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作为身处内陆重庆，作为一个传统的的老工业城市，并且军工企业在其中占据了较重的比例，当城市发展进入改革的困难磨合期，重庆的发展弊端就一下子显现了出来。经济上不去，物价下不来，几十万职工下岗，经济来源断了，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重庆亟待改革。

　　1994年，中央基于邓小平提出的观点，开始酝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计划。次年中央就派人到四川进行调研工作。于是在1996年6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重庆正式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

　　中央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原因有三：一是为了统筹解决好因修筑三峡工程造成三峡库区产生的大量移民的安置工作。二是为了解决四川省人口过多，面积庞大，过分压制经济发展，不利于城市管理的问题。三是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成立直辖市可以充分发挥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这样既能够分担了四川的城市发展重荷，又能够带动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此一来，一举多得，这是重庆直辖市得以设立的客观因素。

　　而就重庆本身来看，其主观因素有三:第一，重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是连接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和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的枢纽，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第二，重庆境内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多达40多种。水资源也特别丰富，开发潜能大，能够为我国的能源发展提供支撑。第三，重庆依山傍水、历史悠久，拥有天然的旅游资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不胜枚举。

实践证明:重庆直辖市的成立是正确的

　　重庆直辖市经过多年的发展，不仅使自身的经济发展上升了一个台阶，而且对长江上游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了。可以说，重庆市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充满希望的。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建设和大量的库区移民，为重庆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伴随着三峡工程的启动，一大批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落户三峡库区，改造了当地落后亏损企业，为库区经济培育了新的增长点。三峡库区各区县也主动“突围”，依托自身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梯度转移，发展特色资源型产业。在长江之畔的重庆忠县途井乡友谊村，三峡移民马和方一边料理着自家的橘树，一边高兴地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2007年果树收入能达到2.5万元。要在早几年靠种地，收入还不到现在的零头。”重庆形成了一种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结构。

　　中央直辖市的设立，开辟了重庆发展的新纪元；重庆城乡居民的收入翻一番并且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蒋子龙，在谈到重庆直辖的巨大变化时，用了一个词语来形容——“惊讶”。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表述的：之前中国的3个直辖市中，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金融中心，天津则“奉陪末座”维系着生存与变化。重庆直辖了，天津人想终于不用排在最后了。

　　但万万没有想到，短短八九年时间，重庆这个小兄弟一下子就跃了上来，走到天津前面去了。我感到惊讶！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深挖出他对重庆发展如此之快感到不可思议的信息，但是或许是出于自己对重庆的那份深厚的情感，断定：与天津站相比，重庆的发展更快。关于这一事实，仍然需要更多的数据来加以论证。然而，不可否定的是，重庆的发展尤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随着川渝经济区的扩大和繁荣发展，越来越显示了重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的大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显示了重庆在地缘上的战略地位与重要价值，越来越显示了重庆对区域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优越性，越来越显示了重庆区域经济社会在国家经济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重庆之所以有如此快速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人的坚强领导和高度重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领导人多次对重庆进行考察，除此之外进行题词：“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足以见得对这个城市的重视程度。而今重庆的发展也足以配得上这个题词。

后话

　　改革，既面临着风险，也孕育着生机。博大的中国能够历千载而不衰，从容吐纳万物，化育生机，关键是在于我国有着身先士卒、躬行践履、目光长远、甘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的领导人，在于我国拥有着先进、民主、创新的政治制度，在于我国拥有着一大批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于我国拥有着敢于改革敢于创新的伟大时代精神。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央的决策是伟大、英明的。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把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如此高瞻远瞩，他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工程的总设计师，站得高、看得远。此外，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贯彻执行各项决策，给重庆市制度、经济、政策方面的支持，这功不可没。同时，全国人民对重庆直辖市设立给予的支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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