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今艺术&投资》| 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封面故事连载（二）
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在《透纳奖2019年》展览现场
英国马盖特透纳当代艺术中心，2019年
© Stuart Wilson Getty Images
奥斯卡·穆里略：
后身份政治
本文原载于《典藏·今艺术&投资》
2020年1月刊封面故事
文/ 王辛
2019年透纳奖四位得奖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合影。
摄影 | Gareth Fuller/PA
2019年透纳奖结果揭晓那天，社群媒体上的艺术工作者同行们铺天盖地分享起南非艺术家坎迪丝·布莱茨（Candice Breitz）的一段感言，全文翻译如下：
〝 向今年的候选人致以激越的敬意。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海伦·卡姆莫克（Helen Cammock）、泰·莎妮（Tai Shani）与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仅仅两周前才第一次见面，便聚到一起反抗〝奖项〞背后的竞争性及新自由主义逻辑。他们驱使评审团将奖项颁给作为群体的四位艺术家，可以说这样的做法也邀请／挑战其他处于同样竞争构架中的艺术家们效彷之。我们不是选美皇后，我们不是赛马，不是政客，也不是企业代表。完全没有必要遴选出一个〝胜者〞，也没有（除了市场逻辑之外的）理由去维护那些在我们之间创造竞争的经济、社会及其他等级制度。向这四位艺术家的姿态致敬，在脱欧前夜英国机构的语境中，我们感同身受。〞
《透纳奖2019年》展览现场
英国马盖特透纳当代艺术中心，2019年
之所以这段感言被广泛转发，也许是因为在财富权力分配极度不均，却又强调政治正确姿态、打身份政治牌出泛滥的当代文艺领域，这四位艺术家的联合意味着多方面的突破：作为英国乃至全球最受瞩目的艺术奖项之一，透纳奖约5万2千美元的奖金对于大多数艺术家而言（尤其是近年艺术奖项们偏爱的、关注社会政治民生及研究性实践的艺术家们）绝非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荣誉。四位艺术家在奖金上的共赢，是〝团结〞（solidarity）最为实际而智慧的成果。与往届仅有一位艺术家获得媒体、市场及机构偏爱的状况相比，四位艺术家主动联合获胜的佳话，更会极大地〝加持〞了每一位的个体实践，与之本就深深介入社会政治议题的创作一脉相承。这次联动更深远的一层意义，则在于对艺术权力体制内重重矛盾的揭示。正如布莱茨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当代艺术领域奖项设立层出不穷，近年跟随潮流则尤为偏爱注重社会民生、身份政治的创作；同时又将本无法以任何明确准则衡量的艺术家及创作实践置于竞争的奇观之中—传统媒介或许尚可以讨论一二，但在艺术创作媒介、方式、语言高度异质化的今天，则近乎荒谬；而当评选依据越发飘渺时，资本和权利结构更可趁机而入，以扶持艺术生态之名为奖项背后的资本及个人贴金沽名的案例亦屡见不鲜。四位入围艺术家此番操作，某种意义上宣布了艺术奖项〝选美奇观〞的失效。
作为〝透纳四君子〞的一员，穆里略曾在2019年3月与《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访谈中提到自己的创作往往被”一种对’不公‘的普遍感受“所驱动，这与艺术家的成长环境与体验息息相关：十岁时随父母从哥伦比亚移民至伦敦，在皇家艺术学院就读期间要靠兼职清洁工维持生计，面对新移民必然面对的经济困境、歧视、孤独感之外，作为非裔的哥伦比亚人，穆里略哪怕在故土也会遭受种族主义目光。这些履历在艺术家毕业后光速获得市场青睐、大尺幅抽象油画作品系列在2013年短短几月间从3万7千多美金飙升至40万美金的拍卖价、被鲁贝尔家族收藏重点追逐时，又成为衬托其传奇色彩的绝佳背景；而另外一方面，其多重〝他者〞身份，以及艺术家基于此身份开展的创作，也顺应着艺术行业近年对身份政治的敏感与关注；穆里略在近年多个双年展上的亮相也印证了这一点。但顺应并非迎合，他本人也对身分政治本身在艺术语境内外的流行与误区有着细緻、辩证的思考。2019年5月与《艺术月刊》（Art Monthly）的访谈中，艺术家曾坦言：“在哥伦比亚，有一种高度的无知所带来的纯粹性，因而你不会成为自己的’高彷‘。”此处”高彷“也许意指艺术家们意料之中地成为某种身份和政治议题的注脚和代言，作品觉悟性高却想像力匮乏，削弱艺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和试验性（包括美学上的探索）；而这也正是”政治正确“——尤其在欧洲和北美的艺术领域内——表面化、姿态化的症结所在。
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个展《一部商贸小说》展览现场
卓纳画廊纽约空间，2014
摄影| Scott Rudd
也许正是出于对隐晦的、政治正确姿态的抵触，穆里略的装置及互动性的作品往往直接将作品的生产嵌入全球资本、劳工流动的不稳定性中，而非经由知识分子式的修辞和隐喻。我在纽约第一次偶遇穆里略的作品，是2014年他在其代理画廊卓纳画廊的首展《一部商贸小说》。画廊将其面向西19街的空间大敞开，穆里略在其中搭建起完全可以自主运作、生产〝哥伦比娜〞牌巧克力里棉花糖甜点的小工厂；流水线制作、包装好的巧克力源源不断地免费提供给画廊参观者和路人，经由此在纽约甚至更广泛的地区流通，混入所有市面上来历繁复的消费品之中。这件作品带有某种自传性质：13名巧克力厂员工皆来自哥伦比亚，持短期签证每天往返于皇后区的群租房与画廊之间打卡上班；而穆里略的家族来自哥伦比亚最大的蔗糖产地，家中有四代人为此品牌打工，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开幕当天整条街道的氛围像是一个典型的街区派对，参观者和旁观者们情绪高涨，现场还有音乐和贩卖南美小吃的流动车。这一简单粗暴对劳动力流动与生产环节的展示，令当时不少观者倍感新奇与质疑，毕竟作品有其不可辩驳的景观性与话题性。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艺术家一直预留了Plan B：如果13名工人的签证被拒，那么作品将仅仅呈现为一个永远不会被启动的大机器。虽然最后这一版本所幸并未發生，但艺术家的〝未雨绸缪〞与作品的B面恰是整个项目相依相伴的重要成分，在拉美移民问题愈演愈烈、五年后的今日回看，别有深意。
其创作重视全球资本主义运作下，物件与观念流通的交织关系，曾以原生国哥伦比亚的文化符号及作物为创作沃土及隐喻象征，探索阐释劳工、移民、社群及贸易等世界问题。
《奥斯卡．穆里略个展》展览现场
上海chi K11美术馆，2019
图片由艺术家及chi K11美术馆提供
穆里略是近年少有的在艺术机构、艺术市场同时取得亮眼成绩的年轻艺术家。与此同时，令艺术家愤怒的“不公”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而文艺领域中关注政治议题、少数群体权益等成为某种潮流（甚至可以说是主流），其间的矛盾与讽刺也令艺术家体会尤深。在2016年春飞往悉尼双年展的航班上，艺术家觉得自己参展的作品（一件大尺幅的黑色画作）太〝象征性了〞，于是临时起意，撕毁了自己的英国护照，但保留了哥伦比亚护照。艺术家在对《金融时报》的访谈中提及难民们在抵达新目的地后撕毁旧护照，开启新生活的“仪式”；也谈及自己对持英国护照所带来的特权（privilege）的反思，与去除这种特权的冲动：“这接近于一种自残。将英国护照冲进厕所造就了一个熵的瞬间”，这也意味着艺术家在抵达目的地时立即被遣返回哥伦比亚。虽然这一身分自残行为在对其的种种报导分析中常常作为一个意义非凡的轶闻被反复提起，但这一举动中亦带着某种古典主义精神，令人想起早期后现代针对身份/身体政治展开的行为艺术实践，只不过战场早已由〝发肤〞转入离身体越发遥远的、越发抽象的身份和权利之中——穆里略能敏锐地意识到新时代的痛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撕毁英国护照与其两年前就地开辟一整间雇佣哥伦比亚移民的工厂，三年后团结其他透纳奖候选人评分奖金皆大欢喜的行为，同样一脉相承。这种基于敏锐洞见的机动策略，将不只为艺术家未来的创作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它也许更能在重重危机的当下，提供突破〝政治正确〞式艺术创作以及象征性摆弄〝身份政治〞姿态全新的革命性思路。
本文原载于《典藏·今艺术&投资》
2020年1月刊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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