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与大家分享陈晖老师关于考古知识与盘龙城遗址的讲解分析。陈晖是武汉大学考古系博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曾经作为执行领队负责湖北盘龙城遗址发掘。本文文字整编自陈老师在艺旅平台上的直播分享。
盘龙城是商代早期的重要南方城市，陈老师与其团队2012年前往盘龙城进行考古发掘，经由他们的双手，盘龙城许多重点墓葬、珍贵器物得以来到大众面前。本篇文章，陈老师将从武汉城市的发展历程、盘龙城遗址考古历程、盘龙城考古工作归纳、盘龙城性质的争论和盘龙城的性质与地位五大方面，带我们窥见盘龙城的前世今生，看到久远商朝的时代印记。
可扫码添加客服，进入艺旅人文探索群「盘龙城」，对大众而言或许不是那么耳熟能详，但在考古界，尤其是商周考古界，它的名声非常响亮。盘龙城位于武汉，距商代早期的都城郑州四百五十公里。作为商代早期重要的南方城市，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的盘龙城，跟武汉是密不可分的。
汉高祖从南郡析出江夏郡，县治在金口，即现在的武汉市区；
及至三国时代，吴国依照龟山（如今的汉阳）设置了江夏区，逐渐造就了武汉政治和军事中心的性质；唐宋时期，武汉逐渐奠定了武昌及汉阳在内的双城局面；
明代中期，汉水改道，将汉口和汉阳分开，最终形成如今三城的格局；
明末清初，武汉作为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的地位开始兴起，与当时的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镇」。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在此办实业、兴文教、练新军，奠定了武汉作为现代化都会的基础。
史书上的武汉，就这样走过了由政治中心到经济中心到如今现代化都市的格局路程。可以说盘龙城的考古历程，就是通过考古学追溯武汉的城市史。据现在的结论，我们可以了解到盘龙城是商代早期的城市，距今大概3500年。盘龙城最初只是小聚落，壮大之后修筑城墙，才真正意义上能被称之为城市。盘龙城被世人发现，源于1954年武汉的一场特大洪水。
为了防洪，当地居民只得就近取土修筑堤坝，在挖盘龙城城墙土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石器和陶片，到如今已经过去70年了。70年对一个遗址来说是很短暂的，且它也只被发掘了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说盘龙城还很年轻，能供以后的考古学家工作很多年。盘龙城一开始并不叫做盘龙城，而是盘土城。之前提到村民们开挖城墙时发现了磨制石器、陶器等器物，由于此时人们对铜器，尤其是早商铜器认识较浅，（当时）最重要的郑州商城也还没被发现，所以当磨制石器出现时，盘龙城一开始被认为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但是，随着铜器的确认，新石器时代的说法就有些站不住脚了。我们在区分新旧石器时，往往以石器的形制作为分界线，打制石器的叫做旧石器时代，而磨制石器的就是新石器时代。
1957年，盘龙城遗址出土了包括爵、斝（与饮酒有关）在内的青铜器，于是又推测它的年代早于殷墟。直到中科院长江工程队对楼子湾进行发掘，发现盘龙城的青铜器与郑州商城是一致的，才把盘龙城的年代与郑州对齐了。1974和1976年，北京大学一些师生和湖北省博物馆在此有两次比较重要的发掘（如今博物馆里还存有当时实习的田野发掘记录），发现了遗址公园里的第1号宫殿基址和李家嘴M2大墓，后者也是目前商代早期最大的墓，面积大，青铜器数量多，墓葬内还有殉人和殉狗的出现。
此次发现也使得学术界首次认识到，商王朝对南方的控制达到长江中游。殉葬作为商文化的特质，对现在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彼时贵族阶层，会将人与动物一样作为墓主人的财产而陪葬。比如殷墟西北岗王陵区，里面就有不少殉葬坑。
1976年，北大的第二次发掘又发现了第2号宫殿基址。这处基址宫殿被认为开创了中国古代「前朝后寝」的格局。通俗来说：前边用来开会，后边用来睡觉。整个宫殿基址长40多米，宽10多米，总体400多平米，可以说是十分奢侈的、高等级的建筑。
进入80年代，盘龙城外围继续进行了一些发掘，补充了城墙之外的遗址分布情况。特别是1989年，杨家湾M11墓被发现，经过考古的判定，属于盘龙城比较晚的墓葬。
1997-1998年：王家嘴；杨家湾J1、杨家嘴M12、M13、M142000年：盘龙城遗址文物保护工作交由武汉市负责；
2001年：发现疑似的盘龙城外城垣遗迹、杨家湾M13；《盘龙城》发掘报告出版；
2006-2011年：发现杨家湾大型建筑基址（PYWF4），规格接近宫殿，丰富了对盘龙城布局的认识。
我们武大团队于2012年前往盘龙城之后也整理了重量级的五册报告，目前文稿已经作为这些年我们的成果寄出了。从2012年至今，我们的考古工作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勘探就是要了解遗址的范围有多大，堆积有多厚，来自什么年代。我们考古勘探借用了之前盗墓贼所用的「洛阳铲」，经个人体验，确实准确有效，比很多高科技还管用。勘探是我们去到盘龙城干的第一件事，因为考古是一门科学，区别于盗墓，所以我们还建立了测绘记录的平台，测绘的网格。这都已经是十年前所做的工作了。我们也开发了GIS的记录系统，即地理信息系统，记录发现物位置里的土层、包含物等内容。整个流程勘测完后，即使没有挖掘，也可以知道盘龙城底下的情况了。这也体现了考古前期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大遗址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搭建勘探系统的记录平台，还有发掘和整理资料的记录平台。随着杨家湾南坡发现大型建筑基址F4，其西北方向又发现PYWM17、19等贵族墓葬，它们年代上均属于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我们意识到盘龙城聚落的布局存在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聚落中心也不断向北迁移。其中盘龙城博物院的镇馆之宝、17、19号墓都是我亲手参与挖掘的，里面出土了青铜器、玉戈等稀有的高等级遗物。我们在十七号墓还发现了黄金和绿松石镶嵌的器物，因为绝大部分商文化的传统中是没有黄金的，所以当我清理器物发现底部的金黄时，兴奋得无以言表。这个墓葬对晚期来说十分重要，随葬器物都极具独特性。器物多数呈现破碎状，无法辨清原样，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碎器葬」。碎器葬有几种情况。一是把器物打碎了全部埋葬，也有可能把器物打碎了只埋葬一部分，或者是绝大部分都不埋葬，只埋葬一个耳或很小的部分。另外，在一些墓葬中的铜器中，还发现有斧头砍、榔头砸的痕迹，可以认为器物在埋葬时被人为破坏。“万物有灵说”：人有灵魂，器物也有灵魂，它们用于埋葬给死人，所以必须把它的灵魂也杀死。彼时人们认为把实物打碎后器物也就被杀死了，就可以跟主人一起陪葬了。
“连接说”：把一件器物打碎后，你我各埋一部分，我们就仍然是一家人，仍然是亲眷，仍然是夫妻。
上图M17墓的玉戈就是碎片拼接起来的，其中有几个碎片还是从腰坑中出土的。腰坑位于墓主腰部下面的位置。商朝人有在腰坑埋物的习俗，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挖到墓底就停止，这件器物就会被遗漏了。
有意思的是，玉戈中有一片碎片因为是在填土中发现的，所以呈现出与其他碎片不同的黑色。结合到打碎葬器的习俗，我们对整个抛洒埋葬的过程也会进行很多有意思的推测：这是刻意撒在填土之中，还是不小心遗漏的呢？通过关注这种细节，甚至可以知道当时埋葬仪式的过程。通过过去的发掘发现，盘龙城可以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初创期、鼎盛期、衰落期。初创期：集中在王家嘴位置，此时盘龙城处于早期，是一个小的村落，北边的城墙尚未建立，这个年代可以追溯到夏朝晚期到商朝早期。盘龙城人在此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此发现了一些小的墓葬、窑、灰坑，但还没有出现城墙宫殿。
鼎盛期：此阶段遗迹分布非常广泛，最关键的是，此时开始修葺城墙了。在东北部发现有大型的宫殿基址，北边的其他地方也零星分布有房屋、墓葬、手工作坊的一些遗址，用以制陶、铸铜等。
衰落期：这个阶段来到盘龙城的尾声，活动范围在杨家湾附近。城已经废弃了，或许是水位上涨城内不适宜生活，又或许是出于防御的需要，导致盘龙城人把住所搬到了北边，以至于城墙外部都开始出现墓葬，此时来到了中商时期。
商代早期都城在郑州，到了中期时商人迁都到北边安阳，也就是现在殷墟的附近，洹北商城的遗址。所以盘龙城人也进行了一个向北的变动。但当时盘龙城也已经进入了衰落阶段。鼎盛时期李家嘴M2大墓埋葬的铜器觚爵斝都是一组四套，财力和权力彰显得十分突出。但是到杨家湾阶段，所挖的大墓M17、M19，觚爵斝就只有一套，可见虽然墓葬规格仍然很高，但财富已经不如之前了。三千多年沧海桑田，我们有理由怀疑商代的盘龙湖不再是如今的盘龙湖。2016年至2017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与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合作，对盘龙湖湖盆地形进行测绘，在此基础上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利用水上钻探平台，寻找湖底分布的古代文化堆积。并利用春季枯水期在小嘴东面湖底布设探沟，于淤泥层1.2米以下发现厚达0.9米的文化层。我们也展开了土壤类型分析，探寻商代人改造利用的土壤是哪种类型，他们在哪种土地上生活，又用哪种土壤进行作物耕种。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之前在山上的遗址被流水带下沉积到湖泊里；第二，这个陶片本来就是湖边的，没有经过太大的挪动。这两种推测会指向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此地就是原生地，证明当年在水边、甚至是水下都有人生活，也证明当时的水位远远低于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当年我的师弟在测绘过程中就捡到了一个铜片，这样的器物一般会出自墓葬，但此时在水边被发现，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当年的水位应该远低于如今。当时开挖的墓葬呈现西北-东南方向，而商代的墓葬绝大部分都是东北-西南方位，和盘龙城墓葬出现了角度的偏移。而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出自「生土二层台」的迷惑，即最初发现的只是墓葬的器物台，再往下深挖才是人埋葬的地方，而此时整个墓葬的角度就符合常理了。M26墓也引发了“环境变迁”的学术问题。邹秋实教授有几篇文章就阐述了环境探索的方法：首先可以用超声波雷达来测湖底的地形，再用钻探平台对湖进行钻探。如在下图红色标志52、56、63号处发现有遗址，结合地形，可以直接知道商代在多少海拔的位置之下还有遗址。枯水期将水抽干后，我们对城西进行了发掘，果然发现商人在此处生活的痕迹。由此可知，现在所见的湖泊，在以前是可以直接穿行的平地。根据图中商人活动的红点，进行地理复原，可以推测商代时盘龙湖是很小的，随着水位上涨，遗址就被淹没在湖水之下了。盘龙湖和遗址关系的演变过程真的是太珍贵了，如果不是经过勘测复原，我们就错过古代生活的样貌了。
2013年下半年，小嘴东南部滩地采集石范6件，为锛或者斧外范，同年，武汉大学对小嘴遗址进行勘探，在北部发现大面积文化层。2015-2018年，为寻找铸造铜遗存，武汉大学在小嘴北部布设探方1500余平米，发现孔雀石、铜渣、陶范等铸铜遗物；由此我们来到铸铜工艺的部分，盘龙城的铜器究竟从何而来，学术界曾有过争论。商代时铜器是礼制的象征、王权的代表，除了贵族，普通人是不能用铜器的。当时，铸造青铜器是非常尖端的技术。过去认为盘龙城贵族的铜器都是由商王从北方运来分发的，但当时有些学者，包括我的老师持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盘龙城应该有自己铸铜的能力。2013年我们在盘龙城湖边散步，就找到几块石头，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就是普通的石头，但我们把它们拼起来发现它们组成了一半石头范，这个东西如果与另一半结合，就可以铸造一件青铜锛。我们追着这个线索在这个位置出土了石头做的陶范和石范，还做了元素检测，发现有些地方含铜量非常高，可以说这个遗址确实是与铸铜有关。同时我们发掘了孔雀石（铸铜的原料）、内范、陶模（铜器的模型）、坩埚（用于融铜）、还有碎的铜渣；此外，我们还发现了重要的陶范，将其拼接起来，内置芯，便可以浇筑成铜器；另外铜器做完有毛刺需要打磨，打磨的工具也随之被发现；甚至在遗址，我们直接发现了一些青铜制成的工具：铜刀、铜箭头、铜锛等。这样一系列证据形成了闭环，我们可以确定盘龙城有一套完整青铜的生产流程，能够自行生产青铜容器。能独立生产青铜器证明盘龙城在当时的重要地位。2012年，考古勘测曾在遗址外围的小王家嘴发现一片墓地。2015年为配合遗址公园建设，对该地进行考古挖掘，发现21座商代墓葬，多数随葬有青铜器，且为碎器埋葬。这片墓葬的发掘为认识盘龙城外围聚落的布局以及盘龙城墓葬特征增添了新的资料，且将它的范围往外扩大了。要正确认识盘龙城在商代早中期的作用，我们首先得搞清楚它的性质。盘龙城时代，中国目前还未发现如商代晚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要明确盘龙城的性质十分困难。学者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给出了以下几种说法：衰落期：这个阶段来到盘龙城的尾声，活动范围在杨家湾附近。城已经废弃了，或许是水位上涨城内不适宜生活，又或许是出于防御的需要，导致盘龙城人把住所搬到了北边，以至于城墙外部都开始出现墓葬，此时来到了中商时期。
军事据点说：盘龙城有高大的城墙，位置上也处于易守难攻之处，墓葬中随葬青铜兵器较多，因此盘龙城被认为是商王朝在南方的一个军事据点。更有人在这基础上认为盘龙城的存在，是为了应付商王朝和早期楚国的紧张关系；
方国说：盘龙城之前，江汉地区的广大范围已有比较发达的文化存在，并且自成序列，基本未有中断，具有相对独立性。盘龙城之后，江汉地区兴起了发达的楚文化。因此有人推想盘龙城是江汉地区本地人群接受郑州地区文化而形成的本地文化，但是政治上是独立的，是独立商王朝的地方“小王国”；
商王朝统治南方中心城市说：盘龙城不仅体现了商王朝对南方的统治，更便于其获取南方包括青铜、盐在内的自然资源，因此盘龙城被认为是商王朝所统治的南方城市。
但我个人理解，单纯的军事据点说不太靠得住脚。因为盘龙城整体比较综合，有大的贵族墓葬，也有普通人的墓葬，有铸铜制陶的作坊，还有普通人的居所，不像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而方国说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在发掘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盘龙城核心的礼制，埋葬习俗，遵从的最核心的内容都和中原地区保持一致，缺乏自己的特质，故而最后一个说法更为靠谱。盘龙城对商文化研究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在它被发现之前，南方的商文化历史研究大多只能从史书去推测。众多学者，如陈梦家先生、顾颉刚先生根据文献认为：商王朝领域内的南方是不越过长江的，彼时长江沿线一带应该属于地方的荆楚一族或者南蛮。盘龙城的发现，为我们纠正这一认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资料。它所出土的大型城垣、宫殿基址、青铜器和玉器都与商早期的郑州高度一致。可以认为，商文化的范围已经到达长江南岸一线。这扩大和丰富了我们对商朝前期疆域和统一政权的认知，说明3500多年前的商王朝已经至少是南达长江、幅员辽阔的国家。盘龙城历经三百多年的光辉历程后戛然退场，但还是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采铜、冶炼和生产铜器的技术，也带来了筑城、营建宫舍的技术，还有他们的礼制、信仰和精神观念。盘龙城之后，南方的广大地区都发现了很发达的青铜文明，比如成都平原知名的三星堆，湖南宁乡出土四羊方尊，江西吴城和新干大洋洲的大量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都源于盘龙城的冒险尝试。大洋洲商墓出土 伏鸟双尾铜虎 图源：文物考古聊历史
它拓展了南方，把南方纳入中华文明化的进程之中，为南方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促进了南方区域的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的进程。可以说，盘龙城的存在为这一过程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
盘龙城当今还在发挥作用。不仅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它会刷新我们的认知，更新我们的知识，而且它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
随着遗址公园及博物馆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盘龙城也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这种遗址留存在都市之中，是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文化景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叙述都市居民的历史记忆。1、在考古科学研究人员心中，考古与盗墓的最大区别是什么？盗墓首先是一种非法的活动，是国家禁止的，将国家的财产据为己有的行为。且盗墓贼的挖掘是破坏性活动，他们只关注宝贝能不能卖钱，而对墓葬本身缺乏保护，有很大的危害性。我们考古一直很强调出土背景，而盗墓贼把器物拿走之后，我们就无法知道出土的状况，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信息，甚至说99%的信息都丢失了。盗墓贼只关注器物的经济价值，而不在意它过去的历史、所出土的位置、背景等很多方面的信息。而我们（考古）要通过物质去研究过去的社会，过去的人是怎么生活、怎么铸造工具的，还原当年的历史文化，包括生活细节。
成都金沙考古遗址现场
确定考古的年代问题一般有两种方法，尤其适用于文字出现以前。文字出现以后，我们可以根据文字去推断一些年代，比如墓志会记录下葬的时间。但在文字出现之前，就有相对年代法：考古发掘的地层是一层一层叠压起来的，叠压在下面的年代会早，叠压上面的会晚，那么就可以根据它的相对位置推断所处的相对年代。还有测年技术，像碳14技术，根据碳14衰变的周期（5000多年含量衰减一半），那么测得剩余含量后，便可以推算它初始的年份了，据此可以确定绝对年代。当然我们也有一套另外的方法，在确定盘龙城的年代时，有参考之后郑州的发掘。我们发现盘龙城的铜器和郑州的十分相似，器物形制相近可以推断两者的年份相近。
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铜的运用存在了，但都是天上掉下的陨铜或捡到的铜矿这些自然铜，还没有专业系统的技术。说到真正系统地利用青铜器，还得是盘龙城。不是的，绿松石和铜矿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矿，我们在一个墓葬中同时发现绿松石和铜器，不代表这里有绿松石矿或者铜矿，因为我们墓葬中的都是产品最终形式，并不说明它们原本的相关关系。中国对绿松石利用的历史还挺长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比较有名的就是二里头绿松石的铜牌。中美洲文化也很重视绿松石，印加帝国很多马赛克的器物都是绿松石做的，这是一个全球都很重视的资源。商代墓葬中的绿松石多用作装饰：首饰串珠，和一些铜器镶嵌在一起。盘龙城比较近的一个绿松石矿在陨县、郧西那一带，也有证据证明部分二里头的绿松石矿可能都来源于这个矿山。盘龙城土壤酸性太强了，对有机物的分解太厉害了，我们也想通过骨骼去做DNA的研究，去研究古代的吃食、营养状况、研究盘龙城人究竟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可惜，我们都没有发现很好的人骨骨架可供研究。骨骼能保住还是能进行很多突破的，比如食性，吃肉多还是鱼多，还可以研究他的死因，贵族是不是来自中原等等。二里岗与盘龙岗是同期的，三星堆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稍晚于盘龙城。三星堆的青铜器技术确实有自己的创新之处，除了很多新奇的造型，在使用上也已经不与中原相同了。并且它还有很高大的神树，一些人像，它的世界观已经和中原不一样了。但是它很多铜的制作，铜焊的技术都是源于中原。
现在有很多自媒体恶搞三星堆是外星文化，这都是没有根据的。三星堆与中原的联系还是很强的，只能说另外一群人青铜的利用方式不一样，他们有着另外一套信仰，另外一种仪式。
碎器葬是比较普遍的，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不仅盘龙城有、三星堆有、国外也有明确的碎器葬的案例。比如欧洲阿尔卑斯山脉附近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他们的陶器、偶像就是被打碎后埋葬的。埃及新王国时期，有一个法老叫埃赫那吞，他对埃及宗教进行了改革，把太阳神捧到很高的地位，得罪了很多权贵的利益集团。他死后，下一代法老就把他的法老像、他存在的痕迹全部打碎。还有两河流域一些城市有守护神，城市被占领后，守护神也会被打碎掉。玛雅文化也认为建筑有生命。当他们重修建筑时，会认为过去的建筑已经死去了，而他们的重建就是建筑的重生，这与他们的“玉米神”信仰有关。他们认为宇宙是轮回的，太阳落下就是被另外一个神吃掉，经过搏斗第二天才重新升起。故而玛雅的建筑就是一轮一轮堆起来的。古人对待器物和建筑的举措，也是他们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他们的一种实践方式。我们考古要做到的就是通过这些研究，深入古代人的精神世界，去不断地找寻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