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许倬云的话说是：“要拿全人类曾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拿全人类曾走过的路”，一语双关，因为许倬云本人是不擅长“走路”的。许倬云生来有疾，四肢肌肉萎缩，手掌内屈，双脚无踝，行动极其不便。很多事情无法身体力行，小时候常常是被大人抱到哪里，就要在那里待很久，静静地看着别人做事。虽然很多事情不能参与其中，但许倬云学会了设身处地、体会领悟，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发生的事情做出冷静的判断。因为身体条件和时代背景，许倬云没有上过小学，没有上过初中。许倬云的父亲是抗日前线的将军，平时分析战局大事，也喜欢读书藏书。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许倬云逐渐倾心于文史。同时，由于战事不断，许倬云随家人东奔西走，常常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因为这种经历，许倬云对中国社会的体察都远较常人真切。在农村，“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几十年后，在完成重要著作《汉代农业》和《求古编》若干章节时，童年各处逃难的经历，给了许倬云独特的优势，因为他曾深入地观察、了解过农民的生活，他知道真正的农村、真正的精耕细作是什么样子。许倬云19岁时，随家人迁居台湾，并考上了台湾大学，一开始学习外文，又因为国文和历史成绩优异，在校长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虽然转到了历史系，但是许倬云没有放下别的课程，在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他都选课加旁听。“我在大学期间的老师很多，所以学问的路走得很自在，可以说是‘吃小灶’长大的。我学习的本事很大，能够像海绵一样善于吸收，知识多而杂。”许倬云在台湾大学的七年间，师从李济之、李宗侗、董作宾、芮逸夫、凌纯声等等，都是一流的前辈学者。令人艳羡的师资，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使得许倬云必须在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思考方式中寻找平衡：“逼得我要思考同一个现象的几家不同的解释，以调和它们的冲突，并且形成自己的观点。”许倬云终生感激这些不同风格的老师，每个人都教给了他一些东西，他却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而是自己走出了一条路。1957年，许倬云获得了留学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临行前，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寄望许倬云长出“第三只眼”：多学些其他文化的历史，这样才能更能看清中国文化的性质和变化。许倬云留学那几年，正好赶上国外汉学研究的转型时期，关注点从古代中国转向了现代中国，研究方法也开始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许倬云入学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他在这里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许倬云曾总结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是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结合、文化与文化之间比较。“要有人说话，每句话都讲来龙去脉，恨不得从盘古开天地讲起，那个人可能是他；要有人在饭馆吃道菜，回家后考证菜的做法源于何朝何代，那个人也可能是他；要有人写中国历史，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专写老百姓，那个人一定是他。”以上虽是报纸介绍许倬云的几句“戏言”，却也多少抓住了他的一些特点。许倬云研究领域广，包容中西，兼治古今，是一位“全通型”的学者。也有人评价他是“立于史学疆界之外的历史主义者”。他坚持着对历史本真的执着追求，却又像是史学山林里的不安分者，想要努力跳脱山林之外，观察山林的生长和山的环境。所以，在《万古江河》里，他大胆地以文化变迁而非朝代为依据，来为中国历史划段，把中国文化纳入人类文明体系中来阐释；他讲中国的历史文化，会时时跳到世界性的视角，与两河文明、伊斯兰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等等做着比较；他又会不厌其烦地讲述最微小的细节，试图在社会生活的微波与细流中，让读者感受时代的洪峰和大潮。宏大的视野，细致的关怀，许倬云在他的史学系统里切换自如。他讲的是历史，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文化、社会、民族、经济、思想、生活方式、中国和世界、个人和历史、过去和现在……如果说历史书写是一种叙事，那么许倬云写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叙事。四十年前，在做比较文化研究的时候，许倬云就发现，世界正在走向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全球化进程果如他所料。许倬云对未来世界充满思考，也对西方文明的衰象产生了忧虑：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维持了自己的霸权，将世界迅速带向不断进步的方向；然而，其扩张和侵略本性产生的争夺，也造成了消耗。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同文化的接触，神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缺乏彼此的关怀，使得社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在许倬云看来， 西方文化的上帝一神论的观点对于未来世界是不合适的， 而中国的“和而不同”、“阴阳二元论”以及“变化”等观念，更为适用。在许倬云的思乡情结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希望：中国应该把这些非常合适的思想资源贡献给世界。“‘和而不同’和‘变化无穷’这八个字，应该是‘究天人之际，知古今之变’的钥匙。这把钥匙，我们中国人手中是有的。”“历史不等于人物传记，也不等于考证，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它是一种解释工作。”许倬云用笔写下的历史，引着我们回到历史具体而微的生活情境里，去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从何而来；他立足于全球视角，关注中国历史的原貌和走向，适时地跳出自我的圈子，冷静地旁观，得出新的认识和思考。其实，在许倬云写的历史里，不仅有“那个时期所有的人”，也有“这个时期所有的人”——也就是今天的我们。他不只是向我们讲述历史，更是解释历史。正是在“解释”中，历史成了与我们每个人相关的事情。以往的史学传统，对官方正史体系有着严谨的要求，却拉远了与普通人的距离。于是，大众面临两难的境地：“正说”的历史，价值较高，但乏味难懂；“戏说”的历史，趣味性强，却往往失实。许倬云的著作中，不乏专业性的专史论著，而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语言生动的通俗性读物。《江河万古》全书近30万字，虽然内容精深，但并无晦涩，全书没有一个注释，没有一处大段引文，皆是给普通读者看的大白话，娓娓道来，读下来一马平川，余音绕梁。许倬云用学术的方式讲着通俗的历史，用历史观察和反思着当代社会。他还出版过《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以及“许倬云说历史”系列书籍，让历史与当下人们的某种需求建立密切的关联，将历史观念灵活运用于现实社会的指导。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也是人书写的。历史真实地发生过，史书却经过了层层的人为筛选。许倬云说，人类对历史的记忆，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下一代记得有关我们这代人的内容，常常不是我们所要求他们记住的东西，而是他们自己根据时代的需要来选择到底要记什么东西。”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不只是关乎文明起源与发展，更有着现实的意义。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不会停止。历史是过去的记忆，却也是每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当下的折射。“我们都在这个时代之下有惊慌失措之感。”而许倬云的大众史学写作，始终贯穿着一个内在理念：关注着与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他用历史认知观照现实社会，展现着史学的咨世功效。他说，今天中国可以不要一篇细致的学术文章，但需要普通读者读得通的文章。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担当与真切关怀。或许，我们都是历史的旁观者。然而，我们也都要亲自踏上历史的出路。许倬云先生曾在采访中将自己称为学术界的“世界公民”。他说：“我视个人的良心和学术规范高于一切，不会因为任何民族情感、对组织的忠诚，甚至是国籍毁掉自己的学术声誉。”这种“世界公民”式的强烈诉求，让许倬云先生不仅成为一个具有“通感史观”的著史大家，还让他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他一直秉持先师沈刚伯的训诫：著史应如二郎神，双目之外有一只“烛照神怪原形”的“第三只眼”，这使得他能如此通达，敏锐把握历史剧变中的脉息。他并没有像很多专业学者一样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束之高阁，他将毕生所学倾力传授于学生。并且用通俗的语言写了很多“小书”，向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讲解历史。葛兆光：许先生并不满足于只一味钻研中国古代，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危机，以“大历史”的视野，反省中国文明。他认为，中国历史要形成“自我审察”。这样国人能借助历史看清自己的身份和定位，不会生出盲目的民族情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充满敌意。许纪霖：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倬云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张维迎：读许先生的书有助于我们学会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全球化。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还在给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中附赠了许倬云先生的书，并叮嘱新生们完成阅读。他希望清华学子们能够“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学会开放与包容，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和视野传承过去、把握未来。”感兴趣的书友可以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许倬云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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