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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树 | 红军1935:短促突击的失败

2017-07-25 橡树 流浪的橡树

关于红军,很多传说,很多故事——那些电视电影上看的,和我们能够感觉与了解的红军距离多远?感谢一位老大哥提供了很好的资料,读完资料检索了更多的资料后,拟写我所认识的1935年前后的红军。


本系列单独成篇,一家之言。看着舒心,转圈点赞。看着不爽,权作一笑。


另外,为维持本号持续创作,公众号第二条发布朋友委托的健康内容。如空,如闲,看完第一条,不妨顺便点开下第二条。


四次反围剿作战后,红军以强悍的政治、军事力量,作为中国一股崛起的割据势力,迅速崛起。和当时颇善战的冯玉祥西北军,李白桂军等比较,红军有着更为特别的强悍的战力与政治力,让国民政府如坐针毡。


红军割据以来,虽然政府军数次围剿,但是红军以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平民武装甚至少年武装展开的苏区总体战,再辅之苏联模式的政治战,让脱胎前清和北洋军的政府军完全无法适应。


以张辉瓒被擒杀为开始,到1933年前,政府军对红军实施了三次围剿,均以劳师无功而潦草结束。随着中原大战、九一八事件和一二八事件爆发,红军在国民政府无暇顾及的空间,迅速得到极大的发展。


1931年底,事实上受第三国际认可,中国革命最高决策者之一周恩来进入赣南、闽西红军武装割据区域。另外一位中国革命最高决策者之一王明,则指定了博古作为代理人,同期也随周恩来进入。


周恩来亲率决策层进入赣南、闽西红军武装割据区域,标志着红军全面进入了最鼎盛的阶段,苏区面积扩大,红军战略建制不断建立等等,显示出年轻气盛的周恩来、博古们,与远在天边的王明争天下的雄心。


由莫斯科王明决策,红军最高指挥者周恩来拍板,彭德怀组织实施的赣州战役,正是这一雄心未遂的具体体现。


这一战役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军事价值。无非为周恩来博古学习掌军,缴了一次昂贵的学费。当然,红军表现出来的大兵团外线作战战力,以及对国民政府有限的辖区的巨大破坏力,都让国民政府感到直接的威胁。


一二八事变结束后,中国政府得到相对稳定的对日军事关系。于是,一二八事变期间,红军发动赣州战役,陈诚第十八军及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等部队被红军牵制在赣州,致使一二八淞沪抗战援军无果的事件,成为政府军亟待正面解决的首要问题。


不仅红军割据。这个阶段,两广、西南诸省、山东、山西等地实力派军阀坐地一方,国民政府政令、军令不畅,影响受限。甚至于后来台湾名嘴评论蒋介石,有“五省联防司令”一说。由此可想当时中国政府困境。


日本虎视眈眈,九一八蒙冤待雪。国内军阀割据,国民抗日呼声愈烈。由此,“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备受诟病的国策开始实施,国民政府在1933年草草对红军发起空前规模的围剿。


1933年到1934年,红军得到较快的发展。这种形象和电影电视形象可能相去甚远。


假设,第一、二、三次“围剿”只是政府军清剿意义上的治安作战,那么,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是红军和政府军首次兵团规模的硬碰硬的作战。


这次作战,政府军精锐的战力优势,很快被战区复杂的地形地貌,交通线梗塞,以及黄埔系军队精英匆忙草定的战略失策所以消化。最终,这次会战以红军在战略、战役上取得大胜而告结束。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红军得到当时苏联最先进的战争理念的指导。在苏联学习政治军事,并且以苏联红军大尉军衔,直接参加中东路战争的叶剑英、刘伯承回到红军,他们带回来的,具有世界最先进战术理念和实战经验,很快得到红军之父,游击战战术专家朱德的认同。


周恩来亲率中央入住江西,并且很快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莫斯科的王明和周恩来本人都志得意满。此刻的红军,相比1928年景象,大大改观。不仅是队伍壮大,武装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像模像样开始运营。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红军空前庞大,军费匮缺。为此,苏联和第三国际均予以大量的援助。当然,红军也以发行纸币,贵重有色金属出口,和毗邻军阀进行贸易,扩大打土豪的地域到控制区外等等方式,募集军费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武器更新。


这时候的红军,和影视剧上戴八角帽的红军很大不同。借鉴苏军和日军战斗帽的军帽,由香港进口和走私来的自动枪械——正是有了自动火器,并且比较规模地装备了部队,这才使得红军能够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以敢打敢冲的近距离突击,数次集中兵力,对孤悬的政府军予以突击,把战术胜利扩展到了战役胜利。


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期间,世界军事,尤其陆军,在战争理念和战役、战术、战法等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其中,德国人发明了选择敌方薄弱防守地带,以第一梯队实施强火力近距离突袭,撕开防御并尽量突破纵深。第二梯队实施跟进突破,清理和保障第一梯队的营、团突击战术,在苏联得到完善和发展。


这种无畏惧的突击,冲锋,非常适合拥有庞大步兵的苏联红军。担任过苏联红军大尉的叶剑英、刘伯承等,在专业学习后都经历过实战,自然谙熟这种红色战法。同时,认同苏联模式的决策者周恩来和王明,包括迷信苏联模式的其他高层,也很热衷这种红色战法。


电视电影的红军冲锋。看着很明媚。


这种战法在当时的中国,确实具有相当的先进性。而老牌的战术家和常胜将军朱德,自然也很快在军事角度上认同了这种战法。其他诸如林彪、彭德怀等人,在第四次反围剿和后来第五次反围剿的早期,都曾经是这种战法的力行、力推者。


这种战法结合当时战区交通不便,山道崎岖,植被茂密,红军无火炮支援等实情,不断演变。


后来,红军精锐实施近距离突击增加了很多特色型的元素,比如突击队员配备汤姆逊冲锋枪或MP18冲锋枪,再配以速射型毛瑟手枪,大刀等武器,缩短以落后武器为主,人数庞大的第二梯队跟进第一梯队的距离——阵容颇大的冲锋号吹奏成为漫山遍野喊杀声的伴奏,气势颇为壮观。


同样来自于农家的孤陋寡闻的政府军士兵,往往转生就逃。瓦解和削弱政府军斗志,正是这种近距离突击战术,在中国内战的又一战争效果。


这种近距离突击,被写在很多书里,便是著名的“短促突击”战术。


“短促突击”虽然倍遭诟病,但是,事实上却一直是红军的战术“法宝”。即便后来的三年内战,解放军营团也基本沿袭这一战术。区别在于,之前红军时代,山道崎岖又缺少炮火支持,战术效果自然不如后来解放军时代。


诸如林彪、粟裕等多位将领一直力行、力推这一战术。林彪甚至推广运用到师、团。当年的四野,在拥有了远东最大规模和威力的重炮群的支撑后,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靡。“短促突击”几乎成为不败神话。


后来,“大练兵”和文革时代,军队尤其崇尚演练连、营、团的“百米真功夫”。


可见,“短促突击”战术对解放军影响之深远。


1933年6月,蒋介石开始部署第五次围剿。其实,两次围剿很短的间隙,以及参战部队和战役目标来说,第五次围剿应该是第四次围剿的延续。或者说,第四、五次围剿,应该是一场会战的两个阶段。


中国当时和德国处于外交蜜月。为提振中国军备,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以及制订和落实针对日本的《国防年度计划》,蒋介石加强和德军的交流,其中,汉斯·冯·塞克特向蒋介石上书《陆军改革建议书》后,为中国政府之诚意感动,受聘为中国政府军事总顾问。


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为中国和德国现代化军队改革作出推动的人物。


此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军自黄埔建军后,首度进行了军队改革。这个庞大的改革,有着精密的细节。整个军改,由塞克特主持开始,至法肯豪森完善后,因中德外交随中日爆发战争而恶化后,匆匆结束。


改革最大的效果是,一支蜂拥混战的军队,基本实现了“攘外必先安内”,并且在后来艰苦卓越的抗战中,这种军队拥有层出不穷的,包容着中国传统的“烈士”精神与普鲁士“军官团”精神的年轻军官们,他们前仆后继,引领着由农夫、市民、学生仓促建军的军队,屡败屡战,绝不屈服,直到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之一,并且取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红军面对的,正是塞克特实施军改后的政府军精锐。


战前,政府军确定了“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1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的战略计划。实战一开始,政府军便实施了由塞克特主持德军顾问和中国精英军官,制订了修路,筑碉,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的战法。由此,红军迎战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便陷入不利局面。


这和史书动辄以毛泽东当时是否掌军决定成败,完全没有逻辑上的关系。


事实上,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以及指挥反围剿的最高军事将领,都是朱德。


朱德在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即以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术专家闻名军界。而这时期的毛泽东,还在长沙读师范。


很显然,以野战军50万对比10万;以及火炮1200门对比不到100门的战力优势,去化解山路崎岖,地貌复杂,交通不便等等地理劣势,实施大纵深的步步为营的围剿,自然稳操战局走向。


宣传画中的红军。


而此刻,红军方面也空降了一位前德军“精英”,这位“精英”,便是家喻户晓的红军时代影视剧最重戏码的反角,职业和正确唱反调,让老革命们集体憋气的第三国际派驻军事顾问李德。


相比百战名将,堪称世界军事史上伟大的战略、战役、战术军事家的塞克特,李德更像是出自德军底层的军痞。他一到红军基地,便急不可耐四处寻找女人,并且数度闹出莫斯科式桃色新闻。他的粗鲁和简单,证实了他确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普鲁士军人。仅是一个第三国际战士。


在近现代,尚武且尚贵族精神的军事尤其发达的德国,精英军官团和普通的德军基层官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红军在1933年运气欠佳,一位苏联培养的德国行伍出身的军痞,得以参与了红军最高决策。


行军的红军精锐。


李德在成为红军最高“三人团”之前的经历,显示这位顾问,可能在德军仅仅具有营、团主官的水平。在苏联红军最高职务也不过是骑兵师参谋长——在当时苏联军制里,这也仅是少校的工作。然而,以周恩来为核心的红军最高指挥三人团里,李德少校却拥有了战略和战役决策的投票权。


红军在1934年开始的悲剧,由此拉开序幕。


修路,筑碉,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的政府军,遏制了红军传统的避战机动。同时,因为山地崎岖地貌,加上缺乏装甲机动,塞克特力主推行的堡垒战术,正是以碉堡替代装甲力量,以时间换取空间,从而形成的更高级的近距离突击战术。


二战爆发后,德军闪击苏联,其机械化部队实施的近距离突击和苏联红军的较量,苏军几乎束手无策,闻风溃逃。最早提出闪电战理论的古德里安,正是受到塞克特影响。不仅仅是古德里安,伦德施泰特、隆美尔、曼因斯坦等等二战时期德军名将,无一不是塞克特拥趸。


可见,当年李德们遇到塞克特,其有限的军事智商,是如何之抓狂。


配备毛瑟自动手枪的红军精锐。


很快,堡垒与交通线把红军约束在越来越小的有限区域。彭德怀喟叹,面对反客为主,步步为营的政府军,像是“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在整个五次反围剿中,林彪曾经专门对“短促突击”战术进行分析,写作了专门的实战应用规则。


终于,因为对手不再是民团、军阀武装,而变成蒋介石和塞克特指挥下,冷静执行着堡垒进逼与交通分割战法的政府军精锐,红军靠一次突击,继而取得战役胜利,并且屡试不爽取得胜利的甜蜜时光,成为一场旧梦。


周恩来、刘伯承和林彪当时和李德一样,依旧在梦里。


面对一群梦中的同事,当时不乏有一些军事将领们清醒。最著名的红军悍将彭德怀数度拍案,称之“崽卖爷田”。多年以后,彭德怀对当年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陪同李德当年的梦游,依然无法释怀。


由此,耗时过久的军事上的困顿,拖累了赣南、闽西红军武装割据区域的政治与经济也全面步入困顿。


(欲知后事,请见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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