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宁都起义
”
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名官兵掉转枪口，宣布脱离国民党，加入红军，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
自南昌起义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成建制地加入红军，而且还都是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西北军老兵。
得此一强悍之师，中央红军的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兵力由过去的3万余人增加到5万余人。
有党史专家说，“宁都起义”是苏区时宁都的“特产”，“特”在于你无我有的独家“品牌”。
毛泽东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合影。
进退维谷中心生怨恨
二十六路军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一支部队，中原大战后，战败的西北军分为两部。
一部主要由宋哲元和张自忠收容，后来投靠了张学良，被编为第二十九军；
另一部主要由孙连仲收容，在1930年10月18日通电投蒋，被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为总指挥。
1931年2月，蒋介石将二十六军这支“杂牌军”调入江西“围剿”红军。
1931年7月，他们奉命参加第三次“围剿”，8月进驻宁都城。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不许他们撤退。
北退的唯一通道被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堵住，逼迫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苏区作“背水之战”，官兵恼羞成怒。
此时，二十六路军军心不稳。
一是军饷没有保障，部队生活极为困难；
二是广大官兵全是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疾病流行，病亡者甚多；
三是他们目睹革命根据地内实行土地革命，工农生活得到改善，红军官兵平等，不满蒋介石统治和厌战情绪孕育于部队之中。
多种因素交织，二十六路军已经处于崩溃的临界点，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北方老家被日军占据，官兵日夜盼望要回乡参加抗日，但蒋介石不允，更加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怒。
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
共产党引路走向新生
中共中央分析这支在苏区宁都的国民党部队情况，认为它存在起义的条件。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两三个月后，中共中央从上海派遣王超、袁汉澄、李肃进入二十六路军和该军原有的共产党员刘振亚等人一起开展兵运工作。
同时，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成立特别支部，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王铭五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李青云任士兵党员支部书记。
1931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展了该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在宁都桥背村秘密入党。
就在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等人在谋划起义的时候，总指挥孙连仲因牙疾请假赴南京看病，留在军中的27师师长高树勋也私自离队赴庐山“疗养”，在军中执掌军务的最大官职就是参谋长赵博生了。
然而，向来对二十六路军不信任的蒋介石不是吃素的，一路设伏眼线。
11月底，二十六路军地下党在南昌的联络点突然遭到破坏，地下党的两个文件落到了敌人手中。
12月初，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出火急密电，查拿“共犯”。
赵博生获悉，立即与特别支部成员果断机智地应付这一突变，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李青云等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迅速部署起义行动。
赵博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在14日反水暴动。
1931年12月14日黄昏，宁都城气温特别低，梅江河西岸的古榕树被冷风吹得阵阵作响。
这时，宁都全城更换岗哨，戒备森严。
赵博生以请谈话方式捕捉了宁都县县长温肇祥，以参谋长的名义召开会议并请吃饭，在总指挥部解决团以上的军官问题。
季振同、董振堂、李青云、袁汉澄、郭如岳、卢寿椿、刘振亚、孙步霞等分别率部负责控制、占领、监视总指挥部、师部、旅部、电台、电话总机、兵站等要害部门，以及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
下午6时，赵博生在东门耶稣教堂举办宴会，楼上是团以上主官，楼下是他们的卫士席。全军官佐只有二十五师师长李松崑未到席。
8时，赵博生在席间阐明形势，晓以利害关系，宣布起义参加红军。
在场的多数军官赞同，少数顽固分子被当场被捕，并以他们各自的名义下令所属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待命。
与此同时，按预先的布置，楼下的卫士全部被夺下了武器。
耶稣堂内总指挥部的问题解决后，赵博生等人旋即进入预定的岗位，指挥全城各部的统一行动。
预定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仅师长李松崑在20公里外的石上墟带走一个团。其余各部1.7万人，携带2万多支枪起义。
15日清晨，在城南水口塔下河滩上，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起义部队在此集合，赵博生激动地向全体官兵宣布起义成功，接着带头扯下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然后，跨过梅江河踏上木桥，迎着朝阳，向光明奔去。
当天，部队到达固厚，受到王稼祥、刘伯坚、左权代表中革军委的热情迎接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晚上，起义部队在王布头曾氏客家民房里架起天线，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宁都起义宣言。
16日，部队集合在固厚河畔，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读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和毛泽东、朱德签发的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
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军军长。
接着，部队开往石城的龙冈、秋溪和瑞金的九堡整编，经过两个月的整编和教育训练，红五军团淬炼成了一支铁的红军。
宁都起义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当时的中央红军兵力由3万余人猛增到5万余人，中央红军增至3个军团（红一、红三和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力量，增强了红军战斗力，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原二十六路军1.7万将士，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后，历经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
当年起义的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等及一大批中高级指挥员，均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国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军衔时，健在的、参与宁都起义人员中，授予上将1人、中将6人、少将26人，未授军衔的省军级副部长、部长、大使等20人。
他们的革命生涯，以宁都起义为转折点，以宁都为发祥地，后来他们写下了以宁都起义为内容的纪念文章、回忆录数以百计。
文史、文艺工作者们也创作了关于宁都起义的话剧、电视剧、采茶戏、纪实文学、长篇小说等。
图源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许多尚未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都组团前来宁都，了解、学习兵运成功的“宁都起义”经验。
宁都先后接待了40多批（次）外宾，它们来自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各国。
毛泽东对宁都起义有很高的评价，1938年12月，在宁都起义爆发七周年时，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同部分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合影，并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宁都起义，虽已经过去了90多年，但其伟大精神始终闪耀着光芒，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