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研究》| 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模式：特征与趋势

当前，语料库翻译研究主要关注语言分析或者语言背后的文化解读，较少涉及认知探索。与“产品取向”和“功能取向”的语料库翻译研究不同，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是“过程取向”研究，有机融合了语料库技术与翻译认知过程。迄今为止，该类研究是否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若存在，各类模式具有何特征？各类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理据是什么？面临何种挑战？有何建设性方案？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为后继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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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语料库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翻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研究议题，如翻译共性、翻译规范、意识形态、译者风格和译者培训等，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Zanettin, Saldanha & Harding 2015：161-182）。就研究趋势而言，语料库基础上的“产品取向”研究逐渐向“功能取向”和“过程取向”的研究拓展（Xiao & Yue 2009：237－261），但是语料库翻译研究学者目前主要关注语言或者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过程取向的认知研究尚处于边缘地位。

    在语料库翻译研究阵容中，继Baker（1993: 247）提出运用语料库探讨翻译过程的原创思想（即通过语料库技术，回溯分析译文产生过程的多个中间译文，可推导翻译过程）之后，Schmied（1994: 169-182）通过研究特定词汇和结构的翻译对等现象，开启了“语料库+认知理论阐释”的实证研究，并着重论证了此类研究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此后的十年，此类“过程取向”研究一直处于“沉寂期”。翻译认知研究阵容中的某些学者（Alves 2003；Setton 2011；Chou et al. 2016；郎玥，侯林平，何元建 2018，2019）注重语料库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的应用，促进了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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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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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模式

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成果并不丰富。通过梳理和归纳1993年以来的相关文献，本研究发现该类研究主要有三种途径：（1）“自然语料库+认知阐释”；（2）“实验语料库+实验过程数据分析”和（3）“自然语料库+实验过程+实验语料库数据分析”。基于本文第1部分对翻译研究模式的探讨，我们相应地归纳出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三种研究模式：（1）“自然产品+认知阐释”模式；（2）“实验产品+实验过程”模式和（3）“自然产品+实验过程+实验产品”模式。各模式具有明显的特质，但是并非截然分开，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本部分主要通过评析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探讨三类研究模式的特点与关系。

2.1 “自然产品+认知阐释”研究模式

此模式是自Schmied（1994）以来的较为传统的研究方式，属于Chesterman（2013）提出的逆向工程模式，在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2010年之前，此类研究尚未得到口笔译研究者的充分关注，研究成果较少，仅见Tirkkonen-Condit（2004）、Setton（1999，2002）和Petite（2005）的“自然语料库为主、认知阐释为辅”研究。笔译研究中，Tirkkonen-Condit（2004：177-186）通过芬兰语译文语料库与芬兰语参考语料库，来验证特色词语在译入语中是“超额表达”还是“欠额表达”时，运用双语心理词典存储、激活与提取的理论，解释了特色词语翻译的认知过程，但是其认知解释并不充分，只是在结论部分提到了只言片语。口译研究中，Setton（1999：6-19/173-217）分析了运用认知语用理论阐释同传语料库数据的可行性；Setton（2002：29-46）进一步探讨了运用同传语料库研究同传认知过程的方法与步骤；Petite（2005：27-49）则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语料库、言语表达的心理-神经语言学理论和言语接受理论，研究同传过程中的修复现象。此处需要明确的是，此类研究虽在解释数据结果时提及某些认知研究的概念，但并非从认知角度进行系统解释。另外，此模式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尽管语料库是一个丰富的资源，但由于语料自动标注的信息有限，数据提取主要侧重于语言形式方面，对语义、语用层面的数据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取，限制了这方面的发展”（黄立波，王克非 2011：914）。

然而，2010年之后的研究显示，该模式出现了新发展，主要得益于何元建及其研究团队（何元建 2010；周晶，何元建 2010；Chou et al. 2016；郎玥等 2018， 2019）的相关研究。尤其是，Chou et al.（2016：159-173）和郎玥等（2018：840-851）分别利用英（L2）-汉（L1）笔译同源多译文平行语料库和汉（L1）-英（L2）同传平行语料库，进行定性/量研究文化特色用语的翻译策略，并运用双语认知加工理论较为系统地阐释其翻译认知过程，进一步奠定了该研究模式在口笔译认知过程研究中的应用基础。两项研究均表明语料库中呈现的文本翻译策略可以作为推知翻译认知加工过程的测量指标（Kruger 2016：14），同时认知加工经济机制制约口/笔译者的认知加工过程。

总体而言，该模式的后期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语料库研究方法（如统计词频和词长等），从统计文本翻译策略频率的角度，采用真实环境下产生的文本翻译模式推论翻译认知过程，进行了“自然语料库为辅、认知阐释为主”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自然产品+认知阐释”研究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此类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1）由于为特定研究目的而自建的口笔译语料库库容较小，尚需人工标注原文的文化特色用语及其翻译策略，所以即使建库和取样有一定的程序和标准（包括误差检测），同一个研究者的标注结果也难免不一致，需要进一步跟进可重复性研究；（2）其语料数据具有离线和静态特征（Krings 2005：348；侯林平，李燕妮 2013：50），并且从语料数据间接推知认知结构和神经认知过程（一方面反映出个别译者的主观作为，另一方面反映出所有译者无意识遵从双语加工的普遍特质），因而得出的“翻译过程普遍性”结论尚需利用多元数据进一步验证。

2.2 “实验产品+实验过程”研究模式

此模式是Alves（2003）以来的基于翻译实验过程，探讨同一原文所产生的多个译文（包括不同译者的中间译文和/或最终译文）的语言特征与实验行为数据互为补充的研究方式，以期揭示某一翻译认知过程。该模式整合了Chesterman（2013）提出的逆向工程模式与真实过程模式，是产品与过程结合的一种界面研究，主要研究成果见于Alves（2003）、Alves & Magalhães（2004）、Alves & Vale（2011）、Cintrão（2011）、Serbina, Niemietz & Neumann（2015）、Serbina et al.（2017）和Lang, Hou & He（2018）。

Alves（2003：71-108）基于“译文分析-过程语料库”（CORPRAT, corpus on process for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s）的研究，论证了此类研究设计的可行性，开启了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相结合的界面研究。此后，Alves & Magalhães（2004：179-211）、Alves & Vale（2011：105-122）以及Cintrão（2011：86-106）进一步验证了运用“过程语料库”抑或“实验语料库”进行笔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此类研究模式也逐渐为口译研究者所采用（Lang et al. 2018）。然而，目前口译语料库辅助的认知过程研究仍主要遵循笔译语料库研究模式，因此未来研究不仅应关注大型语料库基础上的文本特征宏观研究，而且还需进行局部微观过程研究，强调信息加工及其影响因素的认知分析（Setton 2011：49）。

在此类研究中，Serbina et al.（2015：11-31）最具有代表性。该研究整合Translog产生的击键数据与文本数据（包括过程/中间译文和终译文），创建了“击键记录翻译语料库”（KLC, keystroke logged translation corpus），探索译者的认知特征与表征模式。研究结果表明，KLC的数据检索与分析方法可以应用到类似的翻译过程研究数据中，从而对语言特征进行定量分析。该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基于过程和产品数据创建语料库，探讨翻译产品性质、描写潜在翻译问题和确定翻译策略的途径，从而推进了Alves（2003）以来的翻译“过程+结果”互补性研究。

与“自然产品+认知阐释”研究模式相比，“实验产品+实验过程”研究模式的主要特征是：（1）该类语料库中的实验语料涉及多个最终译文（Alves 2003；Alves & Magalhães 2004；Alves & Vale 2011；Lang et al. 2018），甚至涉及翻译过程中的多个中间译文（Serbina et al. 2015；Serbina et al. 2017），但是目前尚缺少自动对齐工具，建库较困难；（2）主要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基于实验语料库的语言特征分析来弥补纯粹心理行为实验数据分析的不足；（3）整合“离线和在线”分析方法（Krings 2005：348；侯林平，李燕妮 2013：50），分析语料库中的最终产品数据(即终译文）和过程数据(如实验记录到的中间译文等文本数据和停顿等行为数据），属于“产品+过程”界面紧密结合的动态研究。可见，在研究方法上，第二类研究模式超越了第一种研究模式“离线”的静态研究，实现了“离线和在线”结合的动态研究。但此项研究尚存在语料库库容较小，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验证等问题。

2.3 “自然产品+实验过程+实验产品”研究模式

在探讨语料库翻译研究中“翻译共性”的认知基础乃至整个翻译认知过程产生的现象时，Halverson（2010：349－369）提出并论证了“自然语料库数据和实验数据”结合的研究，分析了“自然产品+实验过程+实验产品”研究模式的可行性，以期弥补语料库翻译研究的不足。该模式整合了前两种研究模式，极具综合性和前瞻性，但是研究成果极少，Jiménez-Crespo（2015：257－283）为最早的代表性研究。

基于Jiménez-Crespo（2011：3－25，2013：23-49）利用企业类网页及社交网页资源所建成的西班牙语可比语料库及相关研究结果，Jiménez-Crespo（2015：257－283）提取该语料库中的相关语料，运用实验的方法进一步验证翻译中的“显化”假说。此研究采用自然可比语料库与实验研究结合的方法，属于第三类研究模式，即“自然产品+实验过程+实验产品”研究模式，也是逆向工程模式与真实过程模式的综合运用。其研究方法与思路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Jiménez-Crespo（ibid.）主要通过分析实验过程及其实验产品建成的语料库来验证其基于自然语料库的研究结果，践行了三角测量法或曰多元数据验证法（triangulation）。研究发现，翻译任务和翻译过程会影响译文的显化程度。这表明，该实验研究中的翻译任务与自然状态下的翻译任务不同，生态效度也有差异，因而出现了实验研究结果和基于自然语料库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若自然语料中的发现与认知实验数据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必然冲击第三种研究模式的可行性，但是完善研究设计和解释环节有助于应对冲击。首先，就本体论和认识论而言，第三种研究模式是一种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综合性研究，尽管在整个翻译学研究中显得凤毛麟角，但却体现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Hansen-Silvia, Czulo & Hofmann 2017：vii-viii）。其次，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研究者需要将翻译过程研究和产品研究的方法进行有机结合，从系统性和兼容性层面来完善研究设计与阐释，保证实验数据和语料库数据互相验证。最后，在操作层面，自然语料的切分与对齐、实验研究中自然语料的选取、实验中翻译任务的生态效度、实验数据和文本数据多层标注的效度与信度、多因素混合效应的数据分析等问题显得十分重要。总之，既要保证语料库研究与实验研究生态效度的一致性（如实验研究尽可能地采用生态效度较高的篇章眼动和击键记录法，不对翻译时间、翻译工具书查阅以及译者工作环境进行严格控制），又要实现两种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整合性，才能降低第三种模式中的多元数据互证不一致性的风险，提高其信度。

与前两类研究模式相比，第三种模式的特征是：（1）自然语料库主要是单语语料库，用作参考语料库，建库较容易，但是实验产品建成的语料库属于平行语料库，若缺少过程/实验语料自动加工工具，建库较难；（2）最主要的研究目的是通过认知实验来验证自然语料库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其次是通过自然语料库验证实验结果的效度；（3）运用离线分析方法探讨语料库中的产品数据，同时采用在线分析方法分析实验过程数据，产品静态研究和过程动态研究互相印证或者相互补充，兼具第一类和第二类研究模式的优点，是三角测量法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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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研究模式的发展趋势

基于本文第2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预测“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模式”的发展趋势为：突破第一种传统的“自然产品+认知阐释”研究模式，逐渐转向第二种“实验产品+实验过程”研究模式，并且开始朝第三种“自然产品+实验过程+实验产品”研究模式过渡。该发展趋势有其深层原因。

首先，三类研究模式的发展是研究领域拓展的体现，也是超越不足进行创新研究的结果。第一类研究模式，强调客观的语料描写以及认知阐释，是语料库翻译研究的一大趋势（黄立波，王克非 2011：919-920；胡开宝，李晓倩 2016：44）。该类模式的研究者往往将自然语料库提供的离线证据直接等同于认知结构或者认知过程，其研究结果缺乏信度，难以验证语言心理和神经过程，从而受到学者的批判（Tummers, Heylen & Geeraerts 2005：233；Halverson 2010: 360）。含有实验过程文本的动态语料库应该可以弥补“自然产品+认知阐释”研究模式的此类不足，因为第二类研究模式，具有多元数据举证的价值，因此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向。同样，第二类研究模式也存在不足，因其实验语料库是非自然的受控语料，生态效度较低。第三类研究模式是三角测量法的集中体现，可以弥补前两类研究模式的不足，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研究模式。总之，拓展研究课题或者研究领域，超越不足进行创新研究能够促使“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模式”出现新的趋势，即从第一类较为简单的传统研究模式，逐渐转向第二类稍微复杂的研究模式，且有可能转向第三类较为复杂的综合研究模式。

其次，三类研究模式的发展趋势是其跨学科研究的本质特征使然。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兼具语料库实证研究和心理/神经实验研究的特性，是其跨学科研究的本质决定的。具言之，“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主要从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借鉴相关的认知研究理论或模式，从语料库语言学中借鉴比较描写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从翻译认知过程实验研究的发现中寻求佐证。可见，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联姻，心理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及其他学科的结合，不仅是翻译认知研究走向跨学科的前奏（Halverson 2010: 360-363），也是“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跨学科的基础。可以预见，这种跨学科性，将会进一步促进其研究模式出现上述发展趋势。

最后，三类研究模式的递进式发展得益于科技进步与研究方法革新。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翻译过程研究并非问题驱动的研究，而是方法论驱动的研究”（Alvstad et al. 2011：1）。需要指出的是，科技进步促进研究工具/方法革新的同时，应以有助于解决相关研究问题为最终目的。例如，基于哥本哈根商学院“翻译与翻译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翻译过程研究数据库’”，有关学者提出并运用了“计算－统计－心理语言学分析模式”，有效解决了此数据库中庞大的眼动实验数据和击键记录数据的分析问题，代表了翻译认知过程实证研究的新方向（Carl, Bangalore & Schaeffer 2016：7）。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除了行为数据之外，实验过程中的产品（包括过程译文和最终译文）分析，也能为确定、描写和解释译者的行为起到佐证作用，弥补单一数据的不足。如前所述，2003年以来，Alves及其同事的相关翻译过程和产品的界面研究，就是实验语料库和行为数据的整合研究，即第二种研究模式。2010年之后，由于个别语料处理工具的开发，加速了此类语料库的建设，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Fantinuoli & Zanettin 2015; Cintrão 2011; Serbina et al. 2015; Serbina et al. 2017）。由此，基于语料库数据分析并推知翻译过程的研究，逐渐趋向基于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界面的研究（即第一类研究模式逐渐转向更加客观和严谨的第二类研究模式），一方面是翻译过程研究者整合过程数据和产品研究方法的诉求，另一方面主要是得到了语料库技术的支持（Rodríguez-Inés 2017：281）。此外，第三类研究模式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研究模式的扬弃，尽管其对研究者的精力投入要求大，但是随着技术进步，此类研究有可能成为新的趋势。可见，研究方法/技术是突破研究模式和实现研究目的的保障和推动力。

总之，三种研究模式的演变发展是其超越自身不足、跨学科本质和科技进步的产物，有助于解决传统模式或技术限制下被忽略或难以解决的问题，如翻译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问题、语料库研究与实验研究的融通问题、过程语料库创建以及研究课题拓展等难题，从而加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提高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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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与建设性方案

就拓展研究课题而言，未来研究应以第二类研究模式为主，进行国际或区域合作。如前所述，鉴于第一类模式研究难以获取译者的实时翻译，因此目前解决此问题的主要途径是采用第二类研究模式，即“实验产品+实验过程”研究模式，并需要不断加强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研究，以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例如，运用第二类研究模式，探讨译后编辑与翻译专长的语料库辅助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主要见于Alves & Vale（2011：105-122）和Cintrão（2011：86-106）。然而，此类研究尚处于肇始期，相关研究人员需要系统地钻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技术，提高其科研能力，同时加强国际或者区域合作，借力补短，有效运用语料库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文本和行为数据的认知层面，为诸多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的新课题（如译者情感、不同语对、翻译能力、翻译技术和翻译方式对翻译认知过程的影响）提供答案。

在语料库建设方面，科研人员有必要通过技术研发和不同层次的合作，把实验语料库和自然语料库（尤其是口译语料库）建成库容大、兼容好的平台，以确保语料库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共享性。在语料库翻译研究中，“语料库建设和研究主要取决于可获得的语料资源和合适的语料加工工具，两者紧密结合是探索语料库翻译研究新方向的关键”（Fantinuoli & Zanettin 2015：9）。随着可获取的语料不断丰富和语料加工工具的不断开发与完善，多语、多模态的自然语料库和实验语料库库容将会扩大。如Serbina et al. (2015：28)展望了“击键记录翻译语料库”的发展，指出该语料库可以继续扩大库容，建成可以与语料库数据处理工具以及其他数据资源（如眼动实验数据）兼容的大平台。此外，“翻译与翻译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翻译过程研究数据库’”（CRITT TPR-DB）也是开放性的数据库，其进一步建设和应用将使“翻译学研究超越Holmes（1972/2004）和Toury（1995）所倡导的描写翻译学的界限，突破原有的语料库翻译研究范式”（Carl et al. 2016: 3）。总之，语料及其加工工具的可获得性，将促成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在语料类型、库容、深加工等方面，实现价值最大化，并且使相关研究富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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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模式呈现出“‘自然产品+认知阐释’→‘实验产品+实验过程’→‘自然产品+实验过程+实验产品’”的发展趋势，产生了一批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研究不完全属于逆向工程模式，还存在逆向工程过程模式与真实过程模式结合的界面研究。鉴于该类语料库创建和拓展新课题等方面的挑战，未来研究应进行国际或者区域合作，挖掘语料并开发适合研究课题的语料加工工具，建设共享语料平台，完善研究设计和结果分析，促进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发展。

    从翻译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主要有三大贡献：第一，三类研究模式体现了“产品和过程界面”研究的新趋势，也是语料库翻译学和认知翻译学的融通；第二，在实证研究中，通过产品数据和过程数据，论证翻译学的相关核心研究课题并拓展新课题，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研究对象；第三，研究模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均体现了翻译学研究的跨学科本质，缩短了翻译学及其相邻学科之间的距离并且促进其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何元建. 2010. 论本源概念的翻译模式［J］. 外语教学与研究（3）：211-219.

侯林平. 2012. 翻译学：一个认知诗学的视角——《翻译学批判性导论》评介［J］. 中国翻译（3）：46-48.

侯林平，何元建. 2017. 翻译过程研究的认知模式和社会模式［J］. 外国语（5）：61-70.

侯林平，李燕妮. 2013. 翻译过程研究的整合途径及其在翻译教育中的启示［J］. 当代外语研究（11）：49-53.

胡开宝，李晓倩. 2016. 语料库翻译学与翻译认知研究：共性与融合［J］. 山东社会科学（10）：39-44.

黄立波，王克非. 2011. 语料库翻译学：课题与进展［J］. 外语教学与研究（6）：911-923.

郎玥，侯林平，何元建. 2018. 同声传译中记忆配对的认知研究［J］. 现代外语（6）：840-851.

郎玥，侯林平，何元建. 2019. 多模态输入对同传认知加工路径影响的库助认知研究［J］. 外国语（2）：76-87.

周晶，何元建. 2010. 归化作为一种翻译策略的运用及其认知基础［J］. 中国翻译（6）：58-63.

Alves, F. 2003. Tradução, cognião e contextualização: triangulando an interface processo-produto no desempenho de tradutores novatos［J］. DELTA (1): 71-108.

Alves, F. & C. Magalhães. 2004. Using small corpora to tap and map the process-product interface in translation［J］. TradTerm (2): 179-211.

Alves, F. & D. C. Vale. 2011. On drafting and revision in translation: a corpus linguistics oriented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rocess data［J］. Translation: Computation, Corpora, Cognition (1): 105-122.

Alvstad, C., Hild, A. & E. Tiselius 2011.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Process Research: Integrative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C］∥M. Baker, G. Francis & E. Tognini-Bonelli.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33-250.

Carl, M, S. Bangalore & M. Schaeffer. 2016.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C］∥M. Carl, S. Bangalore & M. Schaeffer. New Direction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Exploring the CRITT TPR-DB. Cham: Springer: 3-12.

Chesterman, A. 2000. A causal model for translatin studies［C］∥M. Olohan.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Manchester: St. Jerome: 15-28.

Chesterman, A. 2013. Models of what processes?［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 155-168.

Chou, I. C., V. L. Lei, D. Li. & Y. He. 2016. Translational ethic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a corpus-assisted study on multiple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s［C］∥T. Seruya & J. M. Justo. Rereading Schleiermacher: Translation, Cognition and Culture. London: Springer: 159-173.

Cintrão, H. P. 2011.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n novices: a corpus design and key logging analysis［C］∥S. O’Brien. 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 London: Continuum: 86-106.

Fantinuoli, C. & F. Zanettin. 2015. Creating and using multilingual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C］∥C. Fantinuoli & F. Zanettin. New Directions i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1-10.

Halverson, S. 2010.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method［C］∥G. M. Shreve & E. Angelon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49-369.

Hansen-Silvia, S., O. Czulo & S. Hofmann. 2017. Introduction［C］∥S. Hansen-Silvia, O. Czulo & S. Hofmann. Empirical Modelling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vii-ix.

Holmes, J. S. 1972/2004.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C］∥L.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C］. New York: Routledge: 180-192.

Jiménez-Crespo, M. A. 2011. The future of general tendencies in translation: explicitation in web localization［J］. Target (1): 3-25.

Jiménez-Crespo, M. A. 2013. Crowdsourcing, corpus use, and the search for translation naturalness: a comparable corpus study of Facebook and non-translate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1): 23-49.

Jiménez-Crespo, M. A. 2015. Testing ex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 triangulating corpus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 257-283.

Krings, H. P. 2005. Wege ins labyrinth-Fragestellungen und methoden der Übersetzungsprozessforschung im Überblick［J］. Meta 50: 342-358.

Kruger, H. 2016. Fluency/resistancy and domestication/foreignisatio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J］. Target (1): 4-41.

Lang, Y., L. Hou & Y. He. 2018. Lexical recoding via bilingual memory in sight interpreting: a combined eye-tracking and corpus-assisted study［J］. T & I Review (1): 119-141.

Marco, J. 2009. Training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an approach based on models and best practice［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3): 13-37.

Petite, C. 2005. Evidence of repair mechanism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corpus-based analysis［J］. Interpreting (1): 27-49.

Rodríguez-Inés, P. 2017. Corpus-based insights into cognition［C］∥J. W. Schwieter & A. Ferreira. Th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Malden: John Wiley & Sons: 225-289.

Saldanha, G. & S. O’Brien. 2014.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Schmied, J. 1994. Translation and cognitive structures［J］. Hermes (13): 169-182.

Serbina, T., P. Niemietz & S. Neumann. 2015. Development of a keystroke logged translation corpus［C］∥C. Fantinuoli & F. Zanettin. New Directions i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11-31.

Serbina, T., S. Hintzen, P. Niemietz & S. Neumann. 2017. Changes of word class during translation: Insights from a combined analysis of corpus, keystroke logging and eye-tracking data［C］∥S. Hansen-Silvia, O. Czulo & S. Hofmann. Empirical Modelling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177-208.

Setton, R. 1999.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Cognitive-pragmatic Analys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etton, R. 2002. A methodology for the analysis of interpretation corpora［C］∥G. Garzone & M. Viezzi. Interpre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9-46.

Setton, R. 2011.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CIS): Overview and prospects［C］∥A. Kruger, K. Wallmarch & J. Munday.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Continuum: 33-75.

Shreve, G., & E., Angelone. 2010.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recent developments［C］∥G. Shreve & E. Angelon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13.

Tirkkonen-Condit, S. 2004. Unique items-over-or under-represented in translated language?［C］∥A. Mauranen & P. Kujamäki.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77-186.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ummers, J., K. Heylen & D. Geeraerts. 2005. Usage-based approach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technical state of the art［J］.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2): 225-261.

Tymoczko, M. 2007.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M］. Manchester: St. Jerome.

Xiao, R. & M. Yue. 2009. Us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C］∥P. Baker. Contemporary Corpus Linguistics. London: Continuum: 237-261.

Zanettin, F., G. Saldanha & S. Harding. 2015. Sketching landscap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bibliographic study［J］. Perspectives (2): 161-182.

作者简介：侯林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口笔译神经认知过程研究。郎玥，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口笔译神经认知过程研究。何元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口笔译神经认知过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