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 外语教育中的中华文化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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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深入，愈多的外语教育者开始意识到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重要性，尤其认识到外语学习者应立足本土，深入认识中华文化，提升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本期热点聚焦关注“外语教育中的中华文化融入”，分别探讨解决“中国文化失语症”的紧迫性、大学英语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呈现、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研究的进展与趋势等内容。

有效解决外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刻不容缓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ex.cssn.cn/jyx/jyx_jydj/202007/t20200703_5151070.shtml，因篇幅所限，本文有所删减。

作者：

张涛、王帅、白醒乐，单位分别为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2000年，从丛教授在《“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一文中认为，我国英语教育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现象。20年过去了，虽然这一问题得到了外语教育界的持续关注，但至今尚未实现根本改观。

“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认识偏误是根源所在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认识上的偏误是根源所在。外语教学仍偏重目的语文化的单向输入，忽视传统文化的系统教授与汉外文化间的双向互动，导致二者地位失衡。这一偏误没有认识到跨文化交际是文化的双向交流，对外交往活动天然地将跨文化交际者看作是其母语文化的“形象大使”。因此，外语专业学生既要“睁眼看世界”，通晓目的语文化，又要深刻理解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汉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还应认识到，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宝贵的价值观引领，不通过显性的教授和系统的学习，学生很难深刻领会其中的精髓，因而难以在对外交往中准确、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因此，我国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消除认识误区，提高传统文化修养，秉承“推动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的跨文化交流理念，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文化教学原则，在吸收西方文化合理成分的过程中时刻保持我国文化的独立性，坚定文化自信，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加强外语专业学生传统文化教育：

增强国家认知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

当前，在西方文化强势渗透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外语专业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已刻不容缓。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梅德明认为，具体到外语教育，其关键在于“要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要体现国家意志和主流核心价值观”。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新仁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外语教育不仅需要培养能够使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才，更需要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外语教育需要强化国家意识的培养，而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国家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青年学子的国家认知和民族向心力的文化源泉。

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抗疫成就：

扭转外语教学缺失偏向的生动素材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而又大象无形。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系统地教授给学生、用其丰富的养分滋养广大学子，是摆在外语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生活中鲜活的实例，特别是人们对重大事件的应对，能够呈现文化中隐含的、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是文化教学的优秀素材。我们的战“疫”斗争处处闪耀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仁者爱人，生命至上，“尚和合、求大同”的世界观。将这些生动具体的实例引入外语教育的传统文化教学，将有助于学生对抽象价值观念的深刻理解，引领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激发其民族自豪感，增强其文化自信，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加强外语专业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是有效医治“中国文化失语症”，提升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质量的良方，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增强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研究

本文原载于《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0年第3期，感谢编辑部授权转载，因篇幅所限，本文有所删减。

作者：

张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师教育与外语教育、行动研究等。

于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1. 引言

新时代的大学英语教材亟须加强中华文化呈现，兼顾母语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学习，向学生提供使用外语表达中华文化的材料和理解、分析、评价世界多元文化的空间，使学生兼备国际视野和文化自信，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亟须的具有国际胜任力的时代新人。然而，现行的大学英语教材重视学生的语言基本功训练和英美文化学习（张蓓、马兰 2004），未能将中华文化知识有机融入教材课文和任务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准确理解和表达中华文化的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造成“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从丛 2000）。

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四套大学英语教材的第一册进行文本内容分析，以揭示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的内容和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和改进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的建议，促使大学英语教学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国家高等教育的总体目标。

2. 文献综述

下文首先对本研究涉及的关键术语进行定义，然后围绕教材中中华文化呈现的内容和方式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梳理研究空缺。

2.1 关键术语定义

本文采用的“中华文化”概念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 2017）。本研究考虑到实际编码情况，即教材中呈现的少数文化内容并不是先进的，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调整为现代文化。

“呈现”即显现、展示，翻译自英文representation。本研究中的“中华文化呈现”指教材通过各种形式显现、展示中华文化内容。

2.2 外语教材的（中华）文化呈现内容和方式

教材不仅是课程产品，也是文化产品（Graves 2019）。早期针对教材文化内容的分析角度较为单一，且多停留在国别文化所占的比例上，最常见的是“英语国家文化—本土文化—其他国家文化”三分法。整体而言，英语教材仍以内圈，即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呈现为主（Tomlinson & Masuhara 2017）。后来，学者根据文化类型进行划分。Nostrand（1974）是语言教学领域最早系统地讨论文化内容的学者，他将文化的30多个项目分别归入文化、社会、生态和技术、个人4个门类。Byram（1993）提出了跨文化外语教材的文化内容分析项目，共包括8个方面：1）书中人物的身份；2）社会交往互动；3）信仰和行为；4）社会和政治制度；5）社会交往和生命周期；6）民族/国家历史；7）民族/国家地理；8）刻板印象和国家身份。近年来，Risager（2018）以国家研究、公民教育研究、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和跨国研究为理论框架，对6个语种教材中的文化呈现进行研究，并关注教材如何影响学习者对自我的理解及其跨文化能力。也有学者指出，高校英语教材除了介绍和传播英语文化，还须加强母语文化的目的语表述，将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内容分层次、系统地纳入外语教材，以避免本土文化缺失（张雪梅 2019）。

外语教材分析不应仅重视平衡选择文化内容，更应重视如何将文化内容融入教材。当前英语教材文化呈现的相关研究缺乏对中华文化呈现内容和方式的系统研究，针对国内不同版本英语教材的对比分析也较少见。鉴于此，本研究将探讨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内容和方式，并对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进行对比分析，尝试发现问题并对此展开深入讨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

1）大学英语教材呈现了什么样的中华文化？

2）大学英语教材如何呈现中华文化？

3.2 教材选择

本研究采用典型个案抽样方法（陈向明 2000），选择在国内大学英语教材中有一定“代表性”，分别由两大外语教材出版社出版，并在市场上得到广泛使用的四套大学英语教材为研究对象。由于每套教材各册的编写理念与单元结构一致，故本研究只选取各套教材的第一册为代表（见表1），旨在揭示这四套教材在呈现中华文化内容和方式上的具体表现。

3.3 教材分析方法

在开始编码时，先由两位作者分别编码，如果未出现意见分歧，则编码确定；如果意见不统一，则及时交流，若没有达成一致，再邀请第三人进行讨论，最终由三人协商后确定，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1）筛选信息，初步编码

本研究以语篇为文化内容的编码单位，包括阅读或听力文章、图片、练习、引言等，分别从四套教材的第一册中找出所有涉及中华文化的内容，自下而上进行初步编码。例如，一个语篇或练习中的一个句子翻译均是一个编码单位。

2）归纳二级编码，调整一级编码

以Byram（1993）提出的跨文化外语教材中文化内容分析的8个项目为框架，笔者自上而下将一级编码及其对应的详细内容归类到这8个项目下。当内容超出这8个项目时（如语言文化、国防教育等），便归纳为新的编码，同时对一级编码进行调整和改进。最终共整理出24个二级编码（见表2）。

3）三级编码

根据上文对中华文化的分类，将二级编码归入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3个三级编码中。

4）计算比例

分别计算三类文化在整个教材所有中华文化内容中所占的比例，然后在这三个分类下分别汇总呈现方式的数量，以及每种呈现方式在该大类下出现次数的比例。

4. 研究发现

通过对所选教材中华文化内容的分析，笔者聚焦两个研究问题，得出以下主要发现。

4.1 教材呈现的中华文化内容主要涵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

四套大学英语教材的第一册共呈现118条有关中华文化的内容，其中，涉及现代文化的内容共72条，占比为61%；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共40条，占比为33.9%；涉及革命文化的内容共6条，占比为5.1%（见表2）。

由此可见，四册英语教材呈现的中华文化内容侧重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关注度较低，尤其是革命文化，在全国用量大的教材B和D中均缺失。

虽然四册教材对中华文化都有所关注，但两家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教材A和C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度更高，涵盖的内容较广、较全。这表明新近出版的教材更重视中华文化的呈现。

4.2 教材呈现中华文化的方式以翻译和选词填空隐性呈现为主

呈现方式分为显性和隐性。文本输入（视听读文本）是显性呈现；课后练习是隐性呈现，主要包括选词填空、翻译、讨论题和写作等。两者相比而言，四册教材主要通过练习这种隐性方式呈现中华文化。在四册教材中，教材B和D均隐性呈现中华文化；教材A和C在输入材料中显性呈现中华文化，但数量远少于隐性呈现方式。在四册教材的练习中，翻译和选词填空这两种隐性呈现方式最常见。

值得指出的是，有的教材中有少量文化活动设计具有中外对比视角，呈现中华文化的情境设计也比较自然。在有关中华文化的练习中，题目要求学生不仅要说明中外在相关文化上的差异，还要尽可能说明出现差异的原因。

5. 讨论

近年来英语教材的中华文化呈现内容和方式得到较大改善。经过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新近出版的教材A和C更加重视中华文化的呈现，这主要源于国家导向和教育政策的引导。

然而，教材编写理念与教材中华文化实际呈现还存在较大差距。本研究涉及的四套教材的编者都重视对中华文化的呈现，也注重中西方文化的平衡，但在实际编写过程中未必都能很好地落实理念。

6. 问题反思与结语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我们提出以下问题与读者商讨。

第一，大学英语教材中文化内容的呈现比例如何在中华文化、目的语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英语教材主要承担两种功能：向内要进一步强调外语教材和外语教学对于国家和民族认同培养的重要性；向外要培养全球公民，让学习者能够向世界介绍母语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需要制订长远规划，确立中华文化融入英语教材的总目标和子目标，并分阶段实施。此外，在内容选择上，应呈现正面、优秀的文化。

第二，大学英语教材的哪一种中华文化呈现方式（显性和隐性）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显性形式包括整篇课文聚焦中华文化内容，或者通过一个文化知识板块呈现中华文化内容，或者只是在课文中简单提及中华文化内容等；隐性形式包括练习中与中华文化有关的一张图片或一个词语填空的句子，或考察翻译能力的内容有关中华文化等。这些多样化的呈现形式增加了文化呈现方式的复杂性，显性和隐性及其各种呈现形式的效果哪个更好尚不明确，亟须通过课堂观摩、教师和学生访谈等方式进行实证研究。

在大学英语教材中有机地融入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方应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将中华文化、目的语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有机融入英语教材和教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本研究尝试对当前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内容和方式进行系统分析，并进行跨教材对比，以期为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融入的编写与研究提供参考。

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基于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本文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21年第3期，感谢编辑部授权转载，因篇幅所限，本文有所删减。

作者：

裴希山，滨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教学与外语教师发展研究。

1. 引言

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外语课程思政的基本内容，这是由外语学科的属性决定的，也是外语学科应有的时代担当。自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以来，已涌现出大量文献。本文运用CiteSpace的信息可视化技术，对1992—2020年期间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核心期刊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以期清楚地展示该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把握未来研究的动态和方向。

2. 数据收集与研究工具

2.1 数据收集

为了较为全面地探讨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脉相，在中国知网高级搜索的条件设置如下：主题为“英语”或“外语”，并且将下述检索词“中华文化”或“中国文化”或“母语文化”反复组合；鉴于首篇文献出现在1992年，发表时间设定为“从1992年到2020年”；检索方式为“精确”，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和“CSSCI 期刊”。

2.2 研究工具

本文借助软件CiteSpace 5.7 R5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直观地展示和分析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研究的演进过程、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等。

3. 研究维度与内容

3.1 发文趋势分析

图1显示，29年来，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2007年为缓慢增长阶段，2008—201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此后发文量进入波动增长阶段。笔者认为文献数量变化的原因如下：2008 年奥运会在我国举办，引发了全民学习外语和弘扬国学的热潮，促使发文数量迅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教育部也印发了《完善中华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激发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热情，促使发文量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有所下降，但随即在2019年又出现一个小高峰。笔者认为，随着我国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未来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研究的势头依然强劲，成果数量仍将不断增长。

3.2文献作者统计分析

利用CiteSpace对作者发文量及合作情况进行分析，将数据导入CiteSpace 5.7 R5并建立对应的项目，运行软件得到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2），对可视化结果进行统计后得到发文频次≥3的作者发文情况（表1） 。

表1中列出的研究者发文量相对较多，可以视为本领域的核心研究者。从该表可见，该领域稳定的、高水平的核心研究者还较少。此外，中心度和被引半衰期是表征研究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表1作者的中心度均为0.00，表明这些作者研究的中介作用不大，合作研究还相对较少。从被引半衰期来看，高一虹的影响力最长，其次是王宁、张璐。

图2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密表示合作次数越多，连线越粗表示合作关系越强。图2显示，1992—2020年间研究者的合作网络密度低（Density = 0.0007），网络节点间的关系非常稀疏，整体网络结构极为松散。由2个或3个节点组成的子网数量最多，即研究者之间多以2—3人的小范围合作为主，还未形成大范围稳定的合作研究团队。

3.3 研究机构分析

表2显示，上海外国语大学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最多，共9篇；其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发文均在6篇以上。此外，中心度和被引半衰期也是表征研究机构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从中心度来看，研究机构的中心度都为0.00，表明他们在研究中的中介作用不大，合作研究相对较少。从被引半衰期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影响力持续时间较长；其次是清华大学外语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图3显示，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密度较低。

利用CiteSpace 5.7 R5的突现功能对研究机构做进一步分析（见图4），发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外语系等机构成为本研究领域的突现机构，其突现时段从2002到2020。这种突现表明，不同时期、不同研究机构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变化，从起初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到关注母语和目的语并重的跨文化交际，再到重视中华文化融入课程思政教学。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等对本话题的研究集中在21世纪之初，而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则成为近年来新的研究阵地。

3.4 研究热点分析

利用CiteSpace 5.7 R5探讨关键词的分布，运行软件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图5），并根据相关数据结果绘制出高频关键词中心性和频次统计分布列表（表3）。

笔者将意义相近的关键词合并归类，最终形成三个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3.4.1 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应做好“传播中华文化”的具象载体，对内承担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使命，对外消除某些国家在国际化语境中对中国形象的误解与偏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宋伊雯和肖龙福（2009）、周岐晖和陈刚（2015）等学者采用问卷、访谈和测试等实证方法，分析了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不足的原因与造成的影响：教学大纲对中华文化教学的要求不够清晰，造成文化教学行动不一；教材中母语文化内容缺乏，影响了学生的中华文化表达能力；教学模式更关注学生语言技能的提高，忽视文化教学；各类测试中与中华文化相关的题目较少，影响了学习者对母语文化的重视；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素养不够，影响了中华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针对以上不足，罗玲（2015）、顾卫星（2019）等学者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了对策：在学理层面，努力搭建中华文化教学的理论体系，包括文化哲学、跨文化交际理论和文化教育理论等，为中华文化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在教学操作层面，从宏观上确立中华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互融共生的生态观，构建多元文化深度融合的国际化教育课程体系，提出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跨文化教师队伍的策略，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如文化对比教学、合作式教学、“文化—互动”范式等。

3.4.2 中华文化

在外语教学研究的进程中，中华文化的研究议题不断丰富。学界起初探讨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时，对中华文化的涵义并不明确，只是针对“中华文化失语”或“母语文化危机”现象，提出了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并重的教学原则。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后融入外语教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逐步清晰：即国家立场的统一意识、治国理政的民本要求、社会秩序的和谐意愿、伦理关系的仁义主张、事业追求的自强精神、解决矛盾的中庸之道、个人理想的“修齐治平”（钱立新，2018：234）。自此，学界也愈加重视探讨如何通过外语教学，提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4.3 跨文化交际

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的表述虽各有不同，但普遍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包含充足的跨文化知识、积极的交际动机和有效的交际技能三个要素，其中“有效性”和“得体性”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标准（Byram，1997；Deardorff，2006；胡文仲，2013）。

学界围绕跨文化交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研究内容由浅入深，从以目的语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跨文化教学，到融入中华文化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方法日趋多样，从理论思辨发展到实证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研究内容方面利用跨文化交际特点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还不够深入；研究方法中理论思辨居多，借助行动研究、民族志研究等范式得出的实然成果还较少；共时研究多，跟踪考察样本动态变化的历时研究匮乏。

3.5 研究前沿分析

利用CiteSpace 突现词检测功能探析学科前沿研究动态，具体设置同热点分析相同，生成了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研究的突现词信息表（图6）。通过对这些词语深入分析，发现该领域的前沿方向可概括为三类：（1）加强跨文化教学研究阶段（2004—2013）；（2）提升中华文化认同研究阶段（2012—2016）；（3）坚定文化自信研究阶段（2017—2020）。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为更好地实现中华文化有机融入外语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笔者认为本领域研究的“再出发”可从以下角度展开:

4.1 培育学术共同体

核心作者群体和研究机构具有重要的奠基和引领作用，因此亟需通过专项资助、专题探讨等多种方式，加强研究者、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打造核心学术共同体，并赋予其学术职责和历史使命，鼓励其持续深入研究，为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研究的新征程凝心聚力。

4.2 深化研究议题

现有的研究议题不仅丰富完善了跨文化教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反映了外语教学中母语文化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

为适应新时代弘扬中华文化的要求，研究内容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一步丰富: 首先，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其次，加强应用实践研究；再次，重视英语以外其他语种专业的跨文化外语教学研究。

4.3 扩大研究对象并开展历时研究

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需要大中小学全学段一体化，但是已有成果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中小学生较少，因此需要不断扩充样本群体。今后科研工作者还需借助历时研究的方法，动态跟踪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依据具体实践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与策略，促使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课程思政体系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