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诱惑：全职儿女的进与退

在社交平台上，全职儿女看上去正成为一个流行身份。这是一个让人有点惊讶的趋势。放在十来年前，同样一群人会被称为“家里蹲”,被指责是啃老。而如今有关全职儿女的帖子，评论大多是支持和羡慕的。

和十几年前，鼓励年轻人尽早独立，向外拓展的思潮相比，某种程度上，如今的年轻人们是在向内回退的。他们越来越不避讳展示自己对家庭的依赖。

人类学家阎云翔有这样一个观察，近年来，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处在风险社会中的个体，被要求自己面对、解决这些系统性的风险，但又找不到能帮他们克服这些问题的资源，最后只能找到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这使得家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为什么在当下，会出现“全职儿女”这个新名词?为什么社交平台上的年轻人们也热衷于将这个标签贴在身上?全职儿女是不是新型的啃老?这实际上也是围绕在全职儿女身上最大的争议。

在社交平台上，全职儿女看上去正成为一个流行身份。这是一个让人有点惊讶的趋势。放在十来年前，同样一群人会被称为“家里蹲”,被指责是啃老。而如今有关全职儿女的帖子，评论大多是支持和羡慕的。

和十几年前，鼓励年轻人尽早独立，向外拓展的思潮相比，某种程度上，如今的年轻人们是在向内回退的。他们越来越不避讳展示自己对家庭的依赖。

人类学家阎云翔有这样一个观察，近年来，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处在风险社会中的个体，被要求自己面对、解决这些系统性的风险，但又找不到能帮他们克服这些问题的资源，最后只能找到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这使得家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为什么在当下，会出现“全职儿女”这个新名词?为什么社交平台上的年轻人们也热衷于将这个标签贴在身上?全职儿女是不是新型的啃老?这实际上也是围绕在全职儿女身上最大的争议。

但如果主线任务失败，为了继续合理地待在家，全职儿女们需要展现另外的价值。

第二次考研失败后，隐藏的家庭矛盾开始爆发。从3月成绩出来那刻，父母就催促她赶紧找工作，李冬说，那是她待在家里最难受的时刻，“你最亲的人也不相信你的能力了。”李冬也急，每天都在划各种招聘软件，“都快被我划拉得冒出火星了，我甚至想过去肯德基。”

最后是李冬的姥姥心疼她，提出每个月付1000元，让李冬每天到家里帮她洗碗。“我一开始觉得挺离谱的，当时全职儿女也不像现在这么火。”可实在找不到工作，整个人陷入无意义的焦虑，李寻转念想，“反正我也挺缺乏生活技能，正好锻炼一下。”她接受了姥姥的提议。

李冬还记得第一次从姥姥手里领到的“薪水”。那天是15号，是姥姥的退休金打到账户的日子。姥姥支使李冬到银行把退休金全取出来，回到家就给李冬发了1000元。李冬的妈妈在旁边，当场大笑出声。

李冬也觉得有些别扭，“有点不好意思，比现在还收压岁钱还尴尬。”她的同龄人，要么已经工作，自己能赚钱，要么在读研究生，跟父母要生活费也算正当。只有她，20来岁，赖在家里，没工作没学习，还需要向长辈伸手要钱。

后来，每个月的15号，姥姥拿到退休金的日子，就是李冬的“发薪日”。她也经常能领到一些额外的奖金，给姥姥按摩，帮姥姥跑银行，只要能让姥姥这位领导满意，李冬都能领到几百元的奖金，“她会找各种借口给我塞钱。”

而除了洗碗，李冬也会特意给自己增加一些工作量，比如帮姥姥买菜，每天陪姥姥说话，晚上和她一块去跳广场舞。这能让她在拿钱时少点愧疚。

秦小厚倒是很迅速地接受了自己全职儿女的身份，她甚至认真地为这个新职业做了规划。秦小厚的父亲早逝，家里只剩下她和母亲，还有18岁的妹妹。她形容母亲生活能力一般，“家里两盏灯，一盏坏了，另一盏还能用，她就不会去修。冰箱冷冻室坏了，冷藏还能用，她也会一直用下去。”秦小厚是家里的主心骨，“如果我在家，我妈会感到更舒适。”今年4月回到家，家里的大小事全归秦小厚打理，母亲只管做自己的小生意。

秦小厚的妹妹今年下半年也要上高三了，她觉得这是关键的一年，打算到时在妹妹学校附近租房，陪妹妹读书，给她做饭，当好一个陪读姐姐。她认可这份“工作”带来的价值，“对家庭的付出经常会被忽略，像全职妈妈的劳动会被认为是应当的。我做全职女儿，也是在承担家庭责任，凭什么不能承认这个价值呢？”

回家的诱惑

年轻人选择回家的理由多种多样，但他们对大环境的不信任，和对稳定生活的渴求是一样的。

1999年出生的王一号说自己过去排斥所谓稳定的生活，“觉得一眼看到头没意思，年轻人还是需要出去闯一闯。”然而在深圳工作了半年，王一号的想法彻底转变了，“我觉得这种生活很好很舒服。”

她在深圳一家制造业公司做业务助理。每天6点多起床，7点前得准时出门。转两趟地铁，一趟公交才能到公司。晚上7、8点才能回到家，“随时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有时到12点，甚至是凌晨一两点。”

她拿税后5千多的工资，交完房租、吃饭、日常通勤，就基本不剩什么钱，“真正做到深圳赚钱花深圳。”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除了工作就是吃饭睡觉，只有这几样事情，没有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很紧绷。”

而领导还在责怪她不够努力，“每天干不完的活，到最后领导说我觉得你不行，我养出了你这个懒人。”

王一号提到自己的一位朋友，两人同时毕业，她去了深圳，朋友留在家乡，考了事业单位的编制，“她在我们这个四五线城市拿四五千，还有各种福利。然后住家里，四五千到手就全是自己的。我在深圳起早贪黑，我到手也就这么多。那我去深圳的意义是什么？”

王一号的父母最初就不赞同她前往深圳工作，她的家乡在湖南洞庭湖湖区，生活节奏闲适缓慢。父母一直希望王一号能留在家乡，在他们身边工作。去年12月底她辞了职，回家准备公务员考试，当起全职女儿。

和王一号一样，更多年轻人发现，留在大城市打拼似乎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好的选择。

成为全职儿女前，24岁的阿呆一年里换了5份工作，他算了一下挣的所有工资，“总共是两万六千多，一分没攒下来。我出来工作的时候爸妈还给了我一万块，也倒贴进去交房租水电了。”

第一份工作，三个月试用期还没到就被辞退；第二份干了一个多月，因为看不到工作的意义，他主动辞职；换到第三份时，好不容易是自己擅长且喜欢的，可又被诊断出由于长时间用眼过度，得了飞蚊症，又得辞职。他又陆续尝试了两份体力活，最后还是因为太累，工资低，看不到发展前景，辞职了。

频繁换工作有自己的原因，但职场环境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让他绝望。他最早在北京工作，一间合租卧室每月两千多，吃饭两千多，“不管换多少份工作，都只能是勉强养活自己，根本攒不到钱。”

今年1月，阿呆选择退回家庭，“我在外面打工一年倒贴一万，我在家躺一年可能也才花一万。”

杭州的缓缓更悲观，她觉得自己拥有的机会或许会越来越少。缓缓学平面设计，去年毕业后进了一家设计公司。可她的工作越来越像一个工具，很难有创造性内容。而且随着AI的快速发展，她甚至连当工具的资格都没有了。“我们原来画那种很大幅的画作，光堆素材也得半个多月，但现在AI出来了，不是特别关注细节的话，AI一两天内就能完成。”老板直接裁了一波人，缓缓就是其中之一。她被AI取代了。

她又到另一家工程公司上班，画市内装修设计图，结果发现建筑行业也不太行，常常迟发工资，还不打算让她转正。她考察了周围其他建筑公司，“基本都是一样的，不太行。”

缓缓发现，如今光靠自己，她已经很难像父母年轻时那样，有不错的发展机会，积累足够多的资源。她决定回家当全职女儿，除了做家务，也开始参加父母公司的业务培训。母亲给她开5000元一个月的薪资，这在杭州不算高，“但胜在稳定，交社保，有双休，还不用担心被拖欠工资。”缓缓说，这是她所有工作里，综合待遇最好的。

2023年3月11日，广东深圳，深圳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分别举办专场招聘会。

家庭间的小游戏

在社交平台上，全职儿女看上去正成为一个流行身份。一位23岁的女孩这样勾勒自己的全职女儿生活：父母每月提供4000元工资，靠存款利息、理财和收租，她每个月还有2万元收入。每天睡到自然醒，思考一日三餐吃什么，空闲时偶尔买买菜，再陪伴一下年幼的弟弟。她的视频最高点赞量达到3.2万，底下大多是羡慕的声音。

这是一个让人有点惊讶的趋势。放在十来年前，如今的全职儿女们会被称为“家里蹲”，被指责啃老。1999年，就有媒体做过统计，称中国有15.6万啃老族，他们大学毕业后没工作，闲在家里吃父母的喝父母的。那是提倡个体能动力和个性化的时代，个人要独立于家庭，啃老、家里蹲是不被接纳的。

2007年的北京政协会议上，民盟北京市委更是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发布一份调查，批评称面对就业压力，“啃老族”悄然出现，一些学生在找工作过程中对家庭有较大的依赖感，他们多为独生子女，父母溺爱导致独立生活能力低下、吃苦耐劳精神不强等等。

尽管如今也有人在质疑，全职儿女是不是一种新型啃老？但这已经不是主流声音了。更多的媒体评论在呼吁，“当前社会竞争激烈，就业率走低，年轻人选择做临时家庭保姆，工作之余复习考公，实现了双赢。”《北京日报》曾发起一项调查，“全职儿女算新型啃老吗？”参与投票的人数大约2万人，其中1.4万人选择，“只要父母愿意，条件允许，别人没资格说三道四”。

社会的内卷和压力让人们更能宽容和理解退回家的全职儿女。国家统计局4月披露数据，青年失业率突破20%，创2022年8月以来的新高。而大学生也越来越不值钱了，从2020年开始，北京研究生预计毕业人数连续三年高于本科预计毕业人数。

舆论转向，年轻人也热衷于将全职儿女这个标签贴在身上。每天给姥姥洗碗的李冬把全职儿女比喻成，“家庭间的一个小游戏。”她解释说，“没有人会把这当成一个正经的职业。家里人也是心疼你，才会给你一些经济支持，既不让你太狼狈，又能让你光明正大地陪在他们身边。”

李冬觉得自己的行为可以被称作啃老，“但我现在做不了更多，我没有办法出去找工作，没有赚钱能力。而那些指责我啃老的评论也改变不了我的现状，所以我会选择无视那些评论。”

除了给姥姥做家务减少愧疚，李冬也在用“画饼”的方式告诉自己，这是亲人间正常的资金流动，“我只能跟自己说，现在姥姥把钱给我，让我买学习资料，等我考试过了，我再好好报答她，给她买好的东西。”

在许多全职儿女的理解中，他们认为这更像是家庭成员间，你情我愿的资源循环。不止一位全职儿女主动提到网上那个段子，“虚假的啃老是家里蹲，多双筷子；真正的啃老是独自去大城市打拼，再掏空六个钱包买车买房。”既然父母的钱最终都是用在子女身上，一位2000年出生的女孩弄不明白，为什么她只是待在家，就要被一些评论指责为啃老？

在家照顾妈妈和妹妹的秦小厚提到自己曾约会过的一个男孩，男孩有一次帮爸爸给微信绑定银行卡，趁机转了几万块到自己账户。男孩说，“反正将来都是我的，那先给我2万怎么了？”秦小厚也赞同男孩的想法，“本身中国人就是有着传统观念的一个群体，一个家庭的关系、资源很多是绑定在一起的。这些东西或早或晚都会是你的，如果家庭有能力给我兜底，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

留下还是再次出走

25岁的念念已经当了两年全职女儿。她最初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然而因为受不了单位同事的种种问题，选择辞职回家。她至今没想过重新找工作，父母也从不催她，念念说，“我爸妈两个人挣的钱能养活我们三个人，所以他们也觉得无所谓。”

但对于更多全职儿女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家庭的兜底能持续多久？

在接到相亲要求的那刻，24岁的刘敏莉意识到，起码在她身上，家庭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刘敏莉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厂做运营，但她不是那么喜欢这份工作，也发现运营的上升渠道有限。考虑再三，她在去年辞职，回家准备跨专业考研，希望最终能进入自己心仪的艺术策展行业工作。她失败了。

考研失败，又暂时找不到工作，刘敏莉只能努力在家扮演好全职女儿。她需要早起，早上7、8点就出现在客厅是最好的，“如果我下楼，我爸妈已经在吃早饭，他们会阴阳怪气的。”她得维持好自己房间的卫生，“要不然我妈会骂，一个小姑娘怎么这么邋遢。”刘敏莉特地强调了一遍，“我说的已经比较文雅，我爸我妈是真的会骂我的。”

但这些矛盾和摩擦还能忍受，直到父母开始催她相亲。刘敏莉陷入恐惧，在她的理想规划中，她要先拼事业，到30岁有足够经济能力的时候结婚。可父母安排相亲后，刘敏莉常常会脑补自己的轨道就此偏离，“我要是真的去了，或者我再没点进步，我觉得自己就会变成接受爸妈安排的相亲对象，结婚，然后留在家里，未来就这样了。”

刘敏莉发现，如果长期待在家里，她势必要让渡自己的一些权利，“吃的用的都是爸妈提供，我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完全没有底气说不。”

她还没做好回大城市工作的准备，试图再考一年研。她在努力找一份短期的艺术类工作，“不管怎么样，得先走出去。”

一年换了五份工作的阿呆在家待了半年后，也打算重新出门找工作了。他原本决定暂时留在家里照顾奶奶，奶奶生病偏瘫了，吃饭、喝水、上厕所都需要人。他打算边照顾奶奶，边做自媒体，写写小说。但他全职儿子的计划只持续了几天。

阿呆父亲所在的工厂效益不好，挣扎了大半年，最终还是关了，父亲也失业了。阿呆很清楚，家里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两个“全职儿子”。比起接近60岁的父亲，他在劳动市场上的优势还是要更大一些。

阿呆尝试送了一段时间外卖，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天至少挣100块，结果发现最多的一天，送了9小时，也只挣了66块4。但一个意外之喜是，他把自己送外卖的经过发到网上，取了个标题，《211毕业，却沦落到为几块钱冒着大雨送外卖》，或许是踩中了网民最爱看的几个关键词，视频点击量一下飙升到25万。靠着自媒体，他一个月赚了3000元。阿呆说，虽然不多，“但这赚的钱是确确实实进了我口袋，不用拿出去交房租。”

不过他还是计划着离开家乡石家庄，一来是觉得在石家庄送外卖，实在挣不上钱，得找其他正经工作。二来，他打算好好运营自己的自媒体，“一直待在家里，素材也快说完了，出门工作也能攒攒素材。”

李冬还在本分地做好一个全职女儿。她陪着姥姥跳广场舞，也变相地逼迫自己多走出家门，恢复人际交往。在家备考的那段时间，她几乎断了和所有朋友的联系，缩在家庭里，整个人无比焦虑。

如今，她觉得自己的状态恢复得不错。她利用空闲时间考了驾照，考了计算机二级资格证，她开玩笑地说，“当全职儿女是最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gap year。”但她也清楚，这段gap year有期限。她读法学专业，计划在9月再考一次法考，看情况12月可能会再考一次研。因为陪着姥姥，又有考试这个目标，父母暂时也不催促她找工作了。

可如果考试再失败呢？她很快又会听到父母跟她说，谁家的女儿去了银行上班，谁的儿子有出息又涨薪了。姥姥的提议不可能再用第二次了。她最终得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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