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破局：“侦察兵思维”

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能传播信息，发表观点，真相极易被模糊和歪曲的时代，《侦察兵思维》提供了一个更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思维模式，帮你更清晰地思考，倾听不同的声音，及时修正认知偏见，和“反对派”有效沟通，找出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1993年之夏被称为“艾滋病治疗史上最令人失望的时刻”。此前几年，绝望的感染者将希望寄托在一款名为叠氮胸苷（AZT）的新药上。美国的早期临床试验表明其它是治疗艾滋病的曙光。因为这个希望的存在，政府已停止了其他替代药物的研发。

■ 博物馆收藏的 AZT 样品

但一个欧洲研究小组进行了三年的随访研究后，在1993年公布了令人绝望的研究结果：AZT的效果跟安慰剂几乎毫无差别：在研究周期内，AZT组患者的存活率为92%，安慰剂对照组的存活率为93%。

这个“虚假的曙光”让众多病人组成的“治疗行动组”无法接受。此前，他们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立即上市“大有希望”的新药。他们认为在救命的紧急任务面前，无须经过多年的标准试验流程。现在，他们意识到了错误，原因在于他们的“愿望思维”（或称“动机性推理”）。行动组成员戴维·巴尔：作为一名活动家，我应该尽可能让研究结果来决定我支持哪些政策，而不是由我的希望、梦想和恐惧引导我。”

这就是朱莉娅·加利夫的《侦察兵思维》提到的众多案例之一。在一窥本书的精华之前，让我们先看完故事的结局：活动家们吸取了教训，这些大多并非医学或科学专业，而是以艾滋病人为主的团体，开始深入学习艾滋病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科学家们认真考虑并采纳了他们经过“侦察”分析后的建议，其中一项是“大型简单试验”：现在患者足够多，这种方法可以在保证科学严谨的条件下，在几个月内（而非几年）确定药物是否有效。1996年1月，试验结果公布：其中一款药物可将病毒载量保持在可检测水平以下长达两年之久；另一款药物将死亡率降低了一半。有了好的药物，接下来两年，美国艾滋病死亡率下降了60%。

到了今天，包括一系列暴露前预防（PrEP）、暴露后阻断（PEP）及长效针剂等创新的抗病毒药物已经帮助世界大大降低了HIV感染率和死亡率。取得这个成就，除了要归功于政府和公益组织的资金投入、科研人员的不辍研发之外，也离不开当年在风暴中心吸取教训，怀抱希望，坚持行动的“侦察兵”们。

■ 全球艾滋病死亡人数在十年内减少了一半。/Our World in Data

侦察兵思维 VS 士兵思维

在众多的思维偏误中，“动机性推理”很常见——这是人类自利的本能：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且“一贯”正确。动机性推理就是：如果人希望某件事为真，就会自问：这可信吗？然后想方设法找对应的证据强化信念；而如果人不希望某件事为真，就会自问：这必须信吗？然后找理由、找证据不去相信它。

这也是士兵思维和侦察兵思维的重要区别之一：

士兵负责攻击或防守，这是种动机，用于捍卫预设的信念，对抗任何可能威胁它的证据。而侦察兵不同，他的目标就是客观地观察形势，尽可能搜集和看清所有的信息并准确绘制及修正一个情况或问题的“地图”。因此，侦察兵必须保持客观和理智诚实，价值中立，“我不在乎输赢，我只是认真。” （《侦察兵思维》中文版李万中的序言题目）

■《侦察兵思维》朱莉娅·加利夫著

让侦察兵更善于把事情做好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比别人更聪明或知识更渊博，而是其特定的角色带给他的技能、习惯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也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到的思维方式。

察觉偏见的5个思维实验

• 双重标准测试：我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标准是否一致？即确定是否“双标”。我们往往难以主动察觉自己的双标。值得注意的是，“双标”是双向的：我们通常对自己或“自己人”很宽容，对他人或敌对方的评价标准更严苛；有时则是反过来，有些人会用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双标会干扰人对自我、他人和问题的客观评价与分析。

• 局外人测试：把自己想象成局外人看问题，消除这些“自我”的影响：“出现这个状况是我的错吗？”或“如果我放弃了，改变主意了，人们会抨击我吗？” 所谓“旁观者清”，局外人测试旨在消除不必要的对“我”的执念和面子问题，以纯粹的方式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 观点一致性测试：主动察觉自己的选择是出自内心真实的愿望，还是为了和他人，如领导或“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一位30岁的女士，觉得自己想要孩子，她可以这样做一致性测试：假设现实是周围大多数人都不要孩子，我还想当妈妈吗？结果她发现，这样一问，自己并没有那么想生孩子。测试结果让她了解到：此前想要孩子的愿望，更多是为了“随大流”。

• 选择性怀疑测试：警惕那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可以这样反问：如果这个证据支持反方的观点，你还觉得它可信吗？书中提到一项研究：法学院的学生要在期末做一个模拟法庭辩论。学生们被随机分配到案件一方。研究人员问学生：“你有多大信心认为你方在道德或法律上是正确的？那些对自己抽取的一方非常有信心，认为自己的立场绝对正确的学生，在模拟法庭往往表现不佳。因为你越相信自己是对的，越听不进不同的观点，也就越难看见更全面的信息，越难理解对方并做好解决分歧的准备。

• 现状偏向测试：所谓的现状偏向，即不管现状如何，人都倾向于维持现状。因为人本能地害怕失去，所以在面临选择时，人首先会关注将要失去的，而非将要获得的东西。所以测试的问题可以是：如果选择改变现状，你是否会积极恢复原状？如果不会，说明你对现状的偏爱仅仅是因为想要维持现状，而非现状有多好。

加利夫强调：这些思维实验并非神谕，不会立即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决策，而是帮助我们更客观，更不偏不倚地做出最可能好的选择，找出最可能合理的解决方案。

理性推理的技巧

• 量化不确定性

人们非常喜欢“确定性”，对自己专业领域的事更是自信。而侦察兵的特点在于抵抗这种诱惑，不用预设的眼光看待事物，从各个角度思考问题。将“95%确定”和“75%确定”和“55%确定”区分开。所以量化不确定性，就是抛开自己的偏好，分析自己对事物认知的程度和事情发生的“概率”。

坦白自己的不确定，量化不确定性，目的是竭尽所能客观地描述事实。正如书中引用的一位检察官在其著作《顶级律师的思维方式》所说的：“我告诉客户，任何一位乐观估计的律师，要么是在骗你，要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碰到这种律师，你应该有多远跑多远。”

• 修正想法，根据新信息及时评估和反思

做好这一点的首要前提：承认自己会犯错。杰瑞·泰勒曾是美国著名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他经常上电视向公众宣传气候变化并没有那么快，那么可怕。然而，一次他与气候行动倡导者罗姆做了场电视辩论后，罗姆在后台指责泰勒歪曲事实并要求他自己去确认证据。令泰勒震惊的是，他查证的结果表明罗姆是对的，那位泰勒曾经相信并引用的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其实是在歪曲事实，误导舆论。

很多人认为承认错误意味着丢脸，等同于“把事情搞砸了”。而侦察兵否认这个前提，侦察兵认为，根据新信息得出新结论，并不是否定之前的自己，也无须为此懊悔。根据实时信息就事论事，“更新想法”很自然。

• 允许自己产生困惑

19世纪50年代，伦敦的霍乱疫情频频暴发。某科学家委员会对伦敦的医院做调查，记录治疗的方法，结果很受挫：接受这些大医院治疗的患者死亡率为46%，基本和没接受治疗的患者死亡率持平。所谓的“标准药物”,  如鸦片、蓖麻油之类，似乎都不起作用。而在一家由捐助者资助的“顺势疗法医院”，霍乱病人死亡率仅有18%。委员会非常恼火，因为这家小医院的方法令人困惑而被他们认定为无稽之谈，也没有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和调查，从而错失了一个发展医学的大好机会。

■ 1849 年每一天英格兰霍乱和腹泻造成的死亡人数以及格林威治相应日期记录的气象现象。/ James Cheshire

这家医院的做法出自保护病人的直觉：保持卫生，督促医生在重复给病人使用毯子等物品前做好消毒；第二，给患者喝乳清，这有助于补充患者的体液和电解质——这基本上就是现代称为“口服补液疗法”的雏形。这些方法在当时确实令人惊讶和困惑，使用者也解释不清其中的科学道理。科学家委员会因为不能接受模糊的结论而予以了否定。

允许自己有困惑，意味着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习惯方式。侦察兵会将“异常现象”视为探索世界时收集的一块块拼图碎片，一开始可能不知道这些碎片的意义，但当经过努力将它们拼在一起后，可能会发现碎片构成了一幅比之前更丰富的世界图景。

• 倾听不同的声音

这个建议看似老生常谈，但仅仅听到这个建议没用，关键是如何倾听不同的声音。我们通常以为倾听不同的声音，就是听取否定自己的人的看法。但这种选择的问题在于，那些“讨厌的人”或嘲讽你的人会成为倾听目标，但这些人说的话，往往只会强化你已有的观点，因为你内心本来就不接纳这个人。所以，我们应该多去倾听更容易接受的对象的意见，如我们喜欢或尊敬的人——即使他们和我们的观点相左，这样更可能促成真诚的讨论。

上述气候案例中的泰勒，在其印象中，所谓的气候活动家都是身上染得五颜六色，用麻绳把自己绑在树上以示抗议的人。所以他很难认同这些活动家对气候变化发出的警告——直到他遇见了在投资咨询公司工作的利特曼。利特曼温和而理性，他告诉泰勒：灾难性气候变化是种不可分散的风险，即无法通过分散化投资来消除的风险。投资者往往愿意支付巨额资金以避免不可分散的风险，按照这个逻辑，整个社会应该投入大量资金以防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泰勒被说服了并从此彻底转变了立场。

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你或许可以开始借助书中给出的思维实验和技巧，制定一份向侦察兵思维逐步迈进的计划。理性乐观很难做到，因为士兵思维根深蒂固，我们可以一步步转变习惯。人类并非完美的物种，我们应该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不必为还没有达到的理想标准而沮丧。少一点士兵思维，多一点侦察兵思维，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更理性的“乐天行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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