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长江滚滚来——“万年长春”特展中的上海城市精神脉络

为凸显江南文化之于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意义，上海博物馆在这几年间，通过“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2015）、“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2018）、“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2021）三场“超级秀”，为我们秀出了一系列关于上海书画发展的符号。作为“海上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不再以某位个体人物作为展览的绝对主角，而是直接将展览聚焦在“上海”，以群像的形式，更为全面系统地纵向梳理了上海历代书画成就，也借由对海上千年书画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底蕴深厚、艺脉醇正、兼容并蓄和勇于创新的艺术特色与精神的探究，帮助我们去理解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脉络及其传统文人底色。一个获得了文化自觉和美学自觉的上海，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上海，因为上海的现代化，最终还是要落脚为一个文化行为。

西洋画报千岛酱 

科学会堂夜来香 

黑胶唱片石阶路 

蟹粉小笼跑马场

展厅中播放的陈逸飞《海上旧梦》短片

《海上旧梦》捕捉了大量有关上海世俗生活的图景与声音，一种于世相喧嚣中四处弥散却又抓不着、摸不到的“海上韵致”。影像中那个贯穿始终的旗袍女郎，毫无疑问并不是一种情节性、身份性的存在，她可以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因此她只能投注一个美丽的身影而没有具体的表情。她可以出现在上海的每条弄堂、每座房舍，出现在白天和黑夜，但她又是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这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精灵——上海的精灵。她在与陈逸飞的一次次邂逅、一次次交臂、一次次彼此注目中，让我们化身为上海的追寻者，寻找那些曾属于这里的褪色的陈迹和远逝的声音，寻找一种让艺术家怦然心动的城市文化精神。

那么上海的城市精神是什么？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答案：是张爱玲笔下繁华苍凉的上海;是王安忆笔下烟火人间的上海;是陈丹燕笔下优越西化的上海;还是程乃珊笔下精致玲珑的上海。但6340平方公里的上海，有的又岂止是精致与细腻？近代以来，上海五洋杂处的社会格局、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繁荣雄厚的经济实力，促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与市民阶层的发展、新型知识分子的聚集等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再加上畅达的交通、通讯，发达的出版印刷业，使得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上海博物馆“海上三部曲”之“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2021）、“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2018）、“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2015）现场。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博物馆积极响应，努力发掘馆藏文物优势，服务上海城市发展和国家战略，举办了这次提升至“江南文化”层面的书画主题展览：“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挖掘文化特色，凸显江南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作为长三角地区共有基因和精神纽带的江南文化特性。春去秋来，星霜荏苒，这个城市中有些东西被永远改变了，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基因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时间线与空间线交缠下的

千年海上文脉·

永恒流动的时间线与不断变迁的空间线，交缠下的千年海上文脉。

以往不论是吴湖帆特展，还是董其昌大展，策展团队对于“暗线”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境，但在此次“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中，策展团队开篇即通过一张图表，开宗明义地为整场展览画下了清晰的时空坐标系，并借由对特定时间段内文人画家聚居地及创作题材流变的探讨，拉开了艺术史与其他人文社会研究对话的空间。

【西晋】陆机 草书平复帖页  上海图书馆藏

原帖现存故宫博物院，曾于2004年来上海博物馆展出。本次所展版本为“秋碧堂本”《平复帖》，由清代北方鉴藏家梁清标命金陵刻工尤永福摹刻。

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松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松江地区丰富且具有特色的史前文化是其历史文化的根基所在。在中国书画史上，松江也不乏人物，“北漂傲娇男孩”陆机当属其一，其诗文才高辞赡、文章冠世，其书法作品《平复帖》更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被誉为“法帖之祖”。松江自古就有“九峰三泖”，是上海唯一有山有水的胜境之地，元末明初诗书大家杨维祯，为躲避战乱迁徙至松江，结庐筑园，且周身聚集了松江地区元代书画、诗文、戏曲、古文字、历史、博物鉴赏诸领域的文化精英。去世后，他与陆居仁、钱惟善合葬于九峰之一的干山。我们在明代华亭画家姜贞吉的《山静日长图》中，也可领略一番“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的干山景致，这番静思与意蕴还吸引来了华亭巨富曹知白，据《干山志》记载，曹知白生前在干山下筑有精舍，死后也葬在干山脚下。

“人和天地阔，主雅客来勤。”对于他的客人，曹知白待之极厚，“生则饮食之，死则为治丧葬，罔不曲尽其情焉。”俨然是当地文人、画家的保护者与赞助人。曹知白的朋友圈里，排列着一大串在美术史上光彩照人的名字，赵孟頫、黄公望、倪瓒、顾瑛之外，还有王冕、王蒙、吴镇、张雨、柯九思、杨竹西、朱德润、杨维祯等人。曹知白一生凭借雄厚的资财过着安逸的文人隐居生活，绘画不是他的主业，却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他富贵生活背后的心理慰藉与他保持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一张名片。作为李成、郭熙风格在元代复兴的代表人物，曹知白身上既有十分忠实于北宋李郭风格的一面，同时也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从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李郭派风格在元代与文人画风的交织与冲突、吸纳与融合。元代中后期，由于特殊的时事政局、人文生态，山水画已不独是文人在做官之余啸傲林泉、怡情遣兴的工具，而成为抑郁苦闷文人寄托“志节”和“志趣”的手段。而表现这种生活方式，董元、巨然的文人隐居山水显然比堂皇的李郭风格更加合适。这一切，都促使本来忠于李郭风格的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文人画因素。

【元】曹知白 清凉晚翠图页  上海博物馆藏

曹知白家资雄厚，与倪瓒、顾瑛齐名。其山水继承李郭画派，多以柔和隽秀之笔勾皴山石，极少渲染，风格清疏简淡、秀润飘逸。

彼时，与兵家必争之地苏州等城市不同，太湖流域以东如松江、青浦、嘉定、金山等区域略无兵火之虞，一时成为文人的桃花源，随之发生了大规模的士人流动，在文化活动的开展上，经济力量也逐渐取代政治条件而成为主要动力。“松江在元季时，鸿儒硕彦多避地于此。”他们以雅集为联系网络，形成了一个密切的江南文人圈，极大地繁荣了上海地区的文化艺术，尤其是带动了文人画创作的活跃，可以说上海地区事实上成为了文人画鼎盛期的核心发展地域之一。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书画，在上海地区画家的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承继，我们能够在展览中清晰地看到马琬对黄公望、金铉对吴镇以及张中对倪瓒的学习与发扬，此于元以降上海书画史的持续发展，诸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松江派，及至中国古代书画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海上画派，和上海地区画史地位的不断攀升不无关系。

近年来像包括青龙镇考古在内的许多新发现，证明了上海作为江南文化核心区域之一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客观上也帮助大家摆脱了过去美术史研究中的思维定势，重新认识了上海地区在文人画史上的历史地位。但关于上海的城市历史沿革及松江、青浦等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上海和苏州等城市的归属关系，在展览中并没有交代清楚，一方面容易让观众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另一方面也确实引发了不少观众对于海上千年文脉追溯可行性的讨论。

在这条非常清晰的时间脉络之下，一直“匍匐”着一条时隐时现的以水系为主的，带动地理环境变迁的流动的空间线索。太湖流域之水，原经吴淞江、娄江、东江入海排淤泄洪，后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夏元吉主持水利，在其之后，海瑞一方面以“束水冲沙”之法疏浚吴淞江，另一方面大力开挖黄浦江下游水道，最终奠定了今天“黄浦夺淞”的全新格局，这恰巧和文人在上海地区活动中心的移动路线一致：如果说元末上海发生的大规模士人迁移及繁荣的艺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上海西南内地暨以太湖流域、吴门地区近壤——松江、青浦、嘉定、金山四地为主，那么明初以降，则开始呈现向东北方向外移延展的趋势，黄浦潘氏五石山房、顾名儒露香园、徐汇“上海顾氏”玉泓馆、陈所蕴日涉园、闵行董宜阳曲水园及浦东陆家嘴陆深俨山书院等文人居所名园纷纷落成，一改此前浦东地区遍布庵、寺、庙、观的状态。

【元】李升 淀湖送别图卷  上海博物馆藏

对此美景，弘历按捺不住题跋道“只有澱山倒影在，泖湖赊月伴涛声”，系目前传世最早描绘青浦淀山湖景物的代表作。

从《淀湖送别图》至《曲水园图》，这条空间线索形象地勾画了一幅元明以来上海城市人文的迁移路线图。©行走的海风

可以说，从元代李升《淀湖送别图》至明代文嘉《曲水园图》，这条空间线索形象地勾画了一幅元明以来上海城市人文的迁移路线图。当永恒流动的时间线与不断变迁的空间线，在展览中以时而平行、时而相遇的交缠姿态前进时，单线叙事的单薄进而被一种杂糅了政治、经济、地理、语言、风俗等人文社会因素的混合叙事所取代，为展览营造了更丰满的思考空间。尽管如此，整场展览仍极力避免完全按照“线性叙事”的方式展开，在后续单元的搭建过程中，引入了“画学理论”“书画鉴藏”“中外交流”等专题讨论，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参观者的观展疲劳，另一方面也可在清晰的千年海上文脉之外，集中展现一些灵活的学术性探讨，为一场展览带来尽可能多的面向。当然，它们既可以作为独立的叙事单元，也可以被统摄进整个展览线索中，进而在这样一种不断叠加的时空轴上，展现出海上文脉更宽广的纵深感。

·“失踪者”串联下的地域互动·

【明】 文嘉 曲水园图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是文嘉为上海友人董宜阳所绘的乡间别业曲水园的景致。

文嘉是吴门画派代表文徵明的次子，其名作《曲水园图》，所绘的是董其昌族叔伯董宜阳居住地曲水园的景观。董宜阳与吴中文士和书画家多有交游，与文徵明之子文彭、文嘉，门生周天球、彭年等交往密切，故嘉靖三十八年（1559）游吴时，请文嘉为其绘下《曲水园图》。这一方水乡幽境，不仅形象地再现了黄浦江畔曲水绕村的景色，还是园主人董宜阳“只知身世常闲逸，不道人间有是非”的乐土，更为我们牵出了明清以来江南文化的两个重镇——苏州与上海，于文化领域，尤其体现在书画成就方面，既共生一体又此起彼伏的互动关系。

【明】马愈 畿甸观风图卷  上海博物馆藏

马愈系明初宫廷画家马轼之子，与吴门画派之首沈周祖孙三世交往密切，该卷笔墨俨整，以披麻皴为主，娴熟奔放，行笔凝练，墨色滋润，其磊落凝重之笔趣，实开沈氏画风，为“吴门画派”先驱导师之一。

如果说此前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吴门与松江两派之间的承继关系，那么元末明初至沈周百余年间的画脉史实，即所谓“吴门画派之岷源”，则受限于历史的特殊性，留存着诸多空白等待填补。此次“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策展人多年来对这段美术史中众多“失踪者”的重新发现，及对吴门前渊与上海画史间关系的梳理。在明清画史论著以及近现代的画史研究中，一般将“吴门先驱”定义为在辈份上年长“吴门画派”开创者沈周一至二代的明初艺术家，此中以杜琼、刘珏、沈贞等为代表。若再前溯至元末，既继承元四家正脉又影响吴门先驱的，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吴门前渊”，即董其昌提出的“岷源”。“吴门前渊”是由一段段复杂又具体的历史和鲜活的人物组成的，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早期个案浮出水面，而且其中不乏上海籍人士。美术史深入研究的主旨，从诸多方面来看，在于画史演进的细节重构，不因某些重要艺术家传世作品甚少或阙如，而忽视其于画史承上启下的独特意义，体现于吴门前渊的研究领域，或许更为突出。

【元】张中 芙蓉鸳鸯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裱边有吴湖帆题跋再三，并将之与王渊并列对举。

董其昌曾在《画禅室随笔》中表示：“吾乡画家，元时有曹云西、张以文、张子正诸人，皆名笔。而曹为最高，与黄子久、倪元镇颉颃并重。”曹知白能与黄公望、倪瓒并重，而张中（字子正）得以与其并提，可见张中在董其昌笔下的分量。此番展出的张中《芙蓉鸳鸯图》轴，也曾于吴湖帆特展中亮相，裱边有吴湖帆题跋再三，“此图右下角有‘贞吉’印，乃石田翁之父沈贞吉也（吴湖帆误将伯父为父）。‘贞吉’印之上‘薛益之印’，意即文衡山之外曾孙薛明益虞卿也……此图上自宣德、景泰，下至明末，百数十年间，俱藏吾吴”，可知此卷亦为沈周家传名迹。与此同时，我们从张中留存下来的《桃花幽鸟图》中，更是难得一见地能够在一幅立轴中，看到包括杨维祯在内的19位元末明初生活在环太湖流域的文人题跋，可见史书中对张中为人散淡、朋友众多的记载属实。“几年不见张公子，忽见玄都观里春。却忆云间同作客，杏花吹笛唤真真。”从题跋中，我们也能看到杨维祯与张中曾同客“云间”，而张中受这些文人的影响，在艺术创作中也愈加趋向含蓄而自然的写意审美。张中从墨色和笔意上对院体花鸟画的解构，对水墨花鸟向写意花鸟转变的探索，深刻影响了沈周，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沈周《辛夷墨菜图》册页，深得张中遗韵，由此看来恐非偶然。

【明】金铉 渔舟唱晚图  上海博物馆藏

除此之外，杜琼《南村别墅图》、马愈《畿甸观风图》、金铉《渔舟唱晚图》……展览中这些听起来略显生疏的名字，和他们作品中的题跋、印章、纸张、风格，都成为我们如今追忆这段往事的“密钥”，更成为理解与贯连整场展览的“诗眼”所在。这些个案的发掘，不仅帮助我们重新梳理了发生于上海和苏州等太湖流域地区的文化交流互鉴，对于填补海上千年文脉的时段空白也极为重要，可以说，正是展览中这一个个“点”，完整了我们对“线”的认知，拓展了我们对“面”的理解。如果说董其昌展览呈现的是一个已经由策展人将“点”“线”“面”各部分拼好的完整的积木，观众需要在展览中通过拆解一件件构成这个“丹青宝筏”的作品，去理解董其昌的画史地位；那么“万年长春展”则更像是一场需要观众自己根据策展人所提供的说明，将一件件散落的积木块拼合成一个整体，从而认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的过程。对于观众而言，到底是“拆积木”容易，还是“拼积木”容易？或许就像“归纳法”和“演绎法”一样，并不存在绝对的好坏，只能说是呈现方式的不同，但不管怎样，一场成功的展览都需要策展、观展双方给予彼此更多思想上的同理心与情感上的共鸣。另一方面，将艺术品、艺术家或艺术现象作为资料收集和研究阐释对象，随之将分析和阐述的结果转化为视觉和空间呈现的一场“研究型展览”，除了带给观众以新的、具有突破性的艺术史认知外，或许也可以展开些新的思考：诸如如何更有效地将研究内容转化为展览这一空间艺术形式？研究是一个过程，如何能在展览中既呈现研究的最终或阶段性成果，又展现出研究的过程？或是策展能不能成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式？

·有继承更有创新的

书画艺术与书画展览·

从吴门前渊到引领身后400年画史的董其昌，再到折射出吴门传统、董其昌影响以及海派新气象的吴湖帆，无论就本次展览而言，还是将其放置在“海上三部曲”这样一个系列展览中，上海博物馆始终不曾忘记强调“继承与创新”是文人书画得以发展的不二法门，而书画鉴藏正是一代代艺术家得以全面继承古代艺术传统的肥沃土壤。

【明】陆深 行书收藏书画稿本册页  上海博物馆藏

是册为陆氏日常收藏笔记残本，录其某年六月至九月间，所收的唐宋元名家书画百余件。其中杨维祯代表作《行书真镜庵》卷，即为本展展品之一。

【清】张祥河 题吕焕成西溪别业图卷（局部）

该图所绘为康熙朝宠臣高士奇杭州西溪别业。据卷后张祥河题知，高氏身后，此庄即为张照继承，故有“高庄名旧换张庄”。作为高士奇孙女婿，张照继承的不仅是高庄，古代书画亦多。

清康熙年间，由于皇帝的喜好，朝野上下学习董其昌成为潮流，王鸿绪、张照被认为是传承董其昌笔法的两位重要书家。王鸿绪与张照家族均属华亭望族，从两家的姻亲关系看，王鸿绪是张照的外祖父辈，作为康熙朝宠臣的王鸿绪极富收藏，如欧阳询《仲尼梦奠帖》、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祭黄几道文》、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皆为其一生珍秘。我们从展出的张照从孙张祥河的《题吕焕成西溪别业图》中还能了解到，作为高士奇的孙女婿，代表松江地区明末清初收藏规模的张照，所继承的不仅是图中所绘的西溪别业，还有高氏所藏的众多古代书画，如故宫博物院藏顾安《风雨竹图》与朵云轩旧藏传马麟《古涧寒梅图》中，均钤有张照妻“高祥”白文方印，并书“奁十六号”“奁十八号”，应系其陪嫁之物。高祥去世后，张照于34岁时又续娶了沈度十世孙沈荃之孙女沈兰，这或许都是其终得奉命合编与主持《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的原因，且张氏鉴藏之精，在其《天瓶斋书画题跋》中也可窥见一斑。以张照为中心，让我们得以领略一番明清之际上海地区著姓望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发生在其间的书画交流递藏活动。

展览第四单元：潮头/海上风华 ©行走的海风

【现代】陆俨少 勇力潮头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该图以“陆氏云水法”，描绘了蜀江水流湍急、回波暗伏之险峻，以及江中一小船激流勇进、奋力前行与勇立潮头之壮观气象。

清末民初，随着上海开埠通商并成为江南乃至全国商业文化中心，元末至清初曾于上海“云烟过眼”般停留过的众多古代书画珍品再次流转聚散于此，穿梭往来于上海的古代书画，几乎囊括了现今海内外各大公、私主要藏品，尤其是30年代故宫书画南迁寄存沪隅之际，更是达到空前，构成了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重要篇章，而其间发生的鉴藏活动及其研究成果，同样是中国画史上的重要组成。民间书画收藏之规模一时无两，不仅为日后上海博物馆馆藏规模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更促使上海近代美术得以继承江南文人书画的传统余绪，并开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新格局。从海上画派到20世纪初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蓬勃发展的革命美术、抗战美术，上海美术始终在全国美术界起到重要作用，其焕发出的开放、创新、包容精神，成为上海城市品格的重要组成。

2002年上海博物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外，排队观展的人群。

隆庆四年（1570）三月，嘉定人张应文观摩了一场“清玩会”，该会由“吴中四大姓”发起，其中法书名画近百，有趣的是，其中五件与上海博物馆2002年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相同，即故宫博物院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赵佶《雪江归棹图》卷、杨凝式《神仙起居帖》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赵佶《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上海博物馆藏赵构《真草养生论》卷，其余如顾恺之《女史箴图》卷、颜真卿《祭侄文稿》卷和孙过庭《书谱》卷等数十件，皆系如今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02至2021年，20年来上海博物馆通过包括“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法书至尊——中日书法珍品展”“世貌风情——中国古代人物画精品展”“千年丹青——日中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南宗正脉——上海博物馆藏娄东画派艺术展”“集古大成——上海博物馆藏虞山画派艺术展”“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等一系列书画主题展，不仅培养提升了一代书画艺术爱好者的审美能力，也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更让上海博物馆成为中国古代书画展览的开拓者、领航者，锚定着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古代书画展览史上的地位，续写着上海这座城市千年书画历史上的新未来。

2006年上海博物馆“法书至尊——中日书法珍品展”上，丧乱帖为绝对的“C位展品”，吸引了大批观展人群。©拿破破Napopo

2012年上海博物馆“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开幕前，陈佩秋先生在溪岸图前观看。©拿破破Napopo

当然，此次“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在立足上海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上海博物馆书画展览未来定位与方向的讨论，不少人认为以上海博物馆在内的众多书画收藏研究大馆，越来越向内探寻的书画展览“内循环”模式，或许是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属于既往十余年的全球范围内超大型书画精品展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更多深耕本馆、本地区，带有明确学术指向与人文关怀的展览，也许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潮流；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目前受限于全球疫情的一种“非常态”展览模式。对此，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在采访中就未来上海博物馆东馆建成后的书画展览构想谈道：“首先，未来我们会将书画常设展安排在东馆展出，本馆的书画展厅日后将主要用于书画主题展的展示，可以肯定的是，场馆条件的提升将在客观上督促我们加强对书画主题展的策划；再者，主题展的大致思路还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肯定还会保留一些相对较为普及和影响力较强的‘精品展’‘国宝展’，另一方面会更加侧重‘研究型’展览的策划，这不仅是基于当下观众整体审美能力的考量，也是为了更好地让文物活起来，创造新知识；最后，我想‘研究型展览’一定还是会遵循‘提纲挈领，抓大放小’的原则，将重点放在那些引领美术史发展的高峰、主干人物身上，比如说我下一个展览就非常想聚焦在‘八大山人’身上，再慢慢梳理他们纵向横向上的枝枝脉脉，当然对枝脉的研究也非常重要，他们会帮助我们理解高峰是如何形成的，但两者不能倒置，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我想还是要先抓主干人物。”

绵延千载的海上文脉，传承至今，早已是文翰荟萃，万年长春。©行走的海风

如果说展览是一门遗憾的艺术，那么最大的遗憾就在于它终将落幕，但这种短暂与消逝，恰恰又是展览的魅力所在，我们需要在观展时全情投入，所有看完展览后或好或坏的记忆，也终将在岁月的淘洗中留下最美的一面。过往20余年，上海博物馆三楼的书法、绘画馆真可谓随到随看、常看常新，不仅做到了常设展与主题展相伴相生，更通过对博物馆中“人”与“物”关系的不断探索，衍生出了一条书画珍品展向研究展逐步过渡的发展路径。曾无数次起落的展厅闸门，不仅见证了大量美术史中的经典之作在这里轮番登场，更见证了多少人欣喜的目光与留恋的背影，往事扑面，那大概就是初心的样子。试问：人生中有多少事情，可以让我们执着地坚持10年、20年？我们的青春中，又有几个10年、20年可以让我们执着？未来，当更多的观众选择走入博物馆，选择参与进博物馆的叙事中，甚而选择将博物馆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与博物馆在陪伴中共情、在共情中成长，必将促进经典书画在内的经典文化永久流传！

来源  | 中国美术报

撰文  | 中国美术报  赵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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