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麻烦的世界及其五大因素

昨天，我写了《乌克兰危机启示：全球化上坡吃力，下坡危险》一文。在回应网友留言的时候，我说，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分析危机中的缘由与是非，而是为了提醒一种危险：（双后时代，这个词是我提出来的，即后全球化、后疫情时代）重建国际秩序失败可能会带来的危险。

为此，我用了一个比方：骑自行车，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如果有一段路，起伏很大，上坡的时候，会很吃力，下坡的时候，虽然省力，但将会很危险。全球化就犹如这个过程。目前全球化所面临的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而乌克兰局势，可能就是这种危险的现实写照。

乌克兰目前的危机，让我想起若干年前有人提出的一种说法：帝国的历史遗产。在围绕乌克兰危机所发表的种种言论中，真正有人性关怀的，是肯尼亚驻联合国大使下面的一段话：在许多由帝国崩溃建立的国家中，人们渴望与邻国的同胞融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用武力建立一个带有危险的怀旧情绪的国家，我们必须完成由死亡帝国的余烬中复苏的过程。我们渴望伟大，但这种伟大不是从国界中产生，而是从我们创造出的伟大的东西中产生。

为此，我引用了2020年4月3日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那篇专栏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基辛格在那篇文章中警告说：在后疫情时代，如果重构国际秩序的努力失败，会让世界陷入火海。

为此，我想起我三个月前，在《另一种可能：地区性强国乘势而起，世界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一文中，我谈论过的一个问题：事情有没有另一种可能，这就是为了自保也好为了更大的企图也好，一些地域性的联盟开始形成，一些地区性的强国乘势而起，从而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多极化甚至纷争不断的时代？

为此，我想起克劳斯.施瓦布、蒂埃里.马勒雷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中，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中美两国的经济必定在疫情中严重受损，这会限制两国拓展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因此，中美两国都会在这场危机中受到极大削弱。书中写道，“无论是中国创造的世界格局，还是美国重新领导的世界秩序，都难以从废墟中重新崛起。实际上，中美两国的内外实力均将受到削弱。”

为此，我想起弗格森的那个洞察：“真正的教训不是美国将要完蛋，也不是中国即将统领21世纪。实际情况是，所有的超级政治实体——美国、中国和欧盟，都已经暴露出系统性失调的问题。”

那么未来的麻烦将体现在哪里？将在那些领域展开？最近先知书店公众号发表的《俄乌之争的背后：国际政治冲突与动荡五大根源》一文，介绍了王缉思教授《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王缉思教授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以及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冲突，会围绕五种终极价值展开：

第一，安全。这是一切价值的底线。但和平与安全在某种情况下是相互矛盾的。国家、群体和个人有时不得不用战争或其他暴力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

第二，财富。世界上大多数人追求财富的欲望与生俱来。创造财富的过程就是世界政治发展的过程。但王缉思教授认为，经济上相互贸易的水平越高，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就越低。

第三，信仰。这是文明冲突背后的隐形秩序。人类的信仰可以大致分为三类：政治信仰或称意识形态信仰、宗教信仰、民族信仰或称之为文化信仰。不同的信仰，对终极世界的想象差异巨大，因此，信仰这个终极目标的冲突性要远大于安全和财富。

第四，公正。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经济收入差距扩大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不公正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被认为同贫富悬殊的扩大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也就预示着，常常有人会假借公正的名义，去实现自己对他人的不公正。

第五，自由。自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普遍承认的核心价值。王辑思指出，自由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如何得到协调？这将是世界面临的问题。现实的情况是，当代国家的自由似乎在无限扩大，个人自由则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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