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6-10-26
周谷平，张强
浙大社科学报
“后发外生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始终面临着制度调和与区域均衡的双重挑战。1927—1937年前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初步发展了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在此过程中，制度借鉴与结构调整成为当时高等教育发展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从北平大学的出现到西北联大的建立，这一变迁过程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制度移植的本土化尝试与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前者是主动应对，处理国外与国内的制度差异；后者为被动承担，侧重东部与西部的格局调整。无论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过程，还是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大问题，西北联大建立的历史轨迹则为这两大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与改革的镜鉴。本文作者周谷平，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与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张强，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研究。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抗战伊始，国土遭劫，平津地区学府蒙难。为了保持教育不辍，收容战区青年，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相继建立，由此开始了抗战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由中心区域向边缘省份迁移的被动的历史过程。梳理源流始末，西北联大的建立虽是迫于战争压力，但并不能完全视为偶然结合或仓促应对的产物。因为研究者在探讨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变迁的骤变与缓进之际，“必须时时注意区分长期持续的运动和短暂的爆发，后者在其产生的时刻就会被察觉，而前者则在跨越一段时间距离后才能被发现”。1938年建立的西北联大虽短暂存世，却呈现出独特的变迁历程。北平大学区的建立尝试以北平大学为中心统摄华北地区的教育事业，作为制度引进的尝试，其本土化成效值得审视。同时，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之间形成的初步联络，为后来西北联大合并提供了组织与人事基础；“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发西北成为举国共识，华北危机迫使平津高校筹划战时应对方针，皆为西北联大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和平幻想破灭，最终促成西北联合大学的成立，以保存中国文化教育余脉、积蓄抗战建国力量。以上诸端，不论其始于平时的预先擎画，还是出自战时的权宜之计，西北联大在时代变动中的建立过程呈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领域制度移植本土化与区域分布均衡化的双重努力，体现了大学发展的内在传统与社会变迁的现实要求之间的调适和互动。查溯既往，从北平大学到西北联大的变迁，校际改组的线索之中自可梳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移植的本土化与区域分布的均衡化过程。前者是主动应对，处理国外与国内的制度差异；后者为被动承担，侧重东部与西部的格局调整。一校之建立，牵涉之广，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时代乱局中济世求变的缩影。以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而言，自天津中西学堂以美国模式建立我国第一所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制度的借鉴与融合。这种教育借鉴过程“通常是一种外来教育政策或实践被一个国家所改变和调整，继而实施和吸纳的复杂过程，这是一种‘内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从北平大学区的设计到北平大学的合并，是制度移植的一种表现。其短暂存在后的改组则反映出外来制度与内部环境之间的张力。虽然它出于教育独立的初衷，希望在国家政局混乱、教育经费拮据的状况下力矫时弊，“即以北平国立学校与天津北洋大学原有人才和设备，加以充实和扩大，使成为一个完善而合理的大学，负起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责任”。“同时使河北高等教育与北平高等教育发生联系，一面使北方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亦得以彼此衔接。”但是，从社会反响可知，大学区制的实施激起了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矛盾，使其局限于高等教育的层面而无法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以政府主导的大学合并出于制度建设的考虑而忽略相关大学的历史传统与师生感受，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中尤以北京大学为甚。从教育政策借鉴的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内化/本土化的过程观照，以“北平大学区”为表征的大学区制改革，受制于社会环境和大学自身的双重抵触，虽然对旧有的高等教育体系产生了冲击，但并没有立足本国实际吸纳外来特征，实现外来制度与内在传统的有效对接。当大学区制被取消，随着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内部结构的调整，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借鉴亦未能完成内化/本土化的过程，甚至一度在平津高等教育界引发学潮，破旧而未能立新。就高等教育的格局分布而论，大学区域分布不平衡成为当时巫待解决的问题。抗战前夕，中国高等教育集中于京津沪宁地区，而巫需人才、有待开发之西北仅有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甘肃学院和新疆学院，尚无一所国立大学，情势令时人焦虑。在1935年11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有鉴于“全国国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共十八校，而北平一城即占其五，上海一市即占其六，院系重叠，效率低减，畸形发展”的状况，通过了杨一峰等32人联名提出的《请设国立西北大学以宏造就而免偏枯案》，以从速设置国立西北大学，培植服务西北之人才。从开发西北的现实出发，该提案要求改变高等教育机构过分集中的不合理现状，用心良苦且建议中肯，而要落实操作，则殊为不易。以西北开发重心的陕西而论，虽数度有设置大学之意，无奈经费支细、人员无着，一度付诸东流。早期建立的国立西北大学几易其名，最后改为高级中学作罢。至于取消或迁移平、津、沪重复院校一所，无论何校，遭此变动，亦是不愿。1933年北平《世界日报》透露“师大迁校西安”的消息，即为一例。消息传出，时任北平师大校长李蒸立即澄清此事，并列举迁校之困难。凡此种种，皆为理想设计与现实情势之胡龋。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各校陷于战火，教育事业迁徙后方，两相交合，而有西北联大之设。从最初设想之三校一院合组，经过不断分合，孕育出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等院校，构成了从综合到专科的高等教育多样化结构。伴随西北联大的变迁，“它将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人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由于战争压力，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试图推进高等教育分布均衡化的内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虽然这可归为战争原因的触发，但此种格局的变动自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内在原因与时代要求。“教育性事件的历史是包含在一种文化史之中，包含在一种文化传递中，包含在智力和集体态度的形成和再生之中的。”围绕西北联大的建立，从延伸的时段和多元的标准出发，这一校际分合的历史过程呈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时代侧面。无论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过程，还是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迄今犹是。西北联大建立的历史轨迹则为时代变迁中高等教育领域不断复现的这两大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与改革的镜鉴。©以上只是作者部分主要论点，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可获取本文pdf 全文以窥全豹。欢迎您分享此文给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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