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和创新等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独特的制度设计，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和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的形成。前两者是领域的横向展开，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协商民主；而从政治协商民主到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的演进则是层次上的纵向深入，展现的是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发展到国家—社会互动层面，再到国家—社会—公民互动层面的逻辑递进。中国式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对人类民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本文作者段治文，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杨光，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民主的形式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协商民主也是如此。中国式协商民主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国情的土壤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实现的伟大创造。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形成呈现出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的历史演进，其中的逻辑线索深刻地蕴含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蕴含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与创新的历史实践中，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对人类民主政治文明具有独特贡献的成果。

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和创新等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独特的制度设计，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形态、党内协商民主形态、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和公共协商民主形态的最终形成，体现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和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不同时期各个领域的表现。四种协商民主形态之间并不是相互并列和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协商民主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体现，既有横向布局，又有纵向演进；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党际协商民主形态侧重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体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所开展的多层次的政治协商；党内协商民主形态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主要形态，侧重于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党的决策所开展的全方位的政治协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要求；社会协商民主形态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重要形态，侧重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格局下的互动协商，体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公共协商民主形态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创新形态，侧重于公民利益的维护与实现，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民众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治理，进一步实现了国家—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

在四者的关系中，党际协商民主和党内协商民主是范围上的横向展开，更多的是展现政治协商民主层面；而从政治协商民主到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的演进则是在层次上的纵向深入，展现的是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进入国家—社会互动层面，再到国家—社会—公民互动层面的逻辑递进，最终实现中国式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以及全方位覆盖。

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总要求下，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四种形态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民主平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正因如此，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这种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实现了“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总之，党际协商、党内协商、社会协商、公共协商这四种协商民主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不断回答中国社会转型中提出的时代课题而实现的独特创造，展现了整合利益、缓解社会矛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中国式优势。四种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完整形态，是对人类民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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