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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杰:出版家的大情怀

柳斌杰 浙大社科学报 2024-02-05

出版家是人类历史选择的决定者,是前代文明的传承者,是当代历史的记录者,是人类文明的书写者。出版家要把既有的文明传承下去,把当代的历史记录在书,把科学真理和知识传给后人,要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青年成长提供精神营养和力量。出版家应具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情怀,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大情怀,敬畏生命、热爱人生的人文关爱的大情怀,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大情怀。做一代有大情怀的出版家,应当从具体的出版实践中磨炼自己的政治品格、思想定力,提升知识修养、学术造诣和职业能力,坚守职业操守。





作者简介:柳斌杰,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出版是人类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留存集体记忆的基本方式,是能使意识、观念、语言、构思、设计、表达得以物质化且远距离、隔时空传播的一种创造发明。最早创造图形、文字的文明古国都有不同的出版探索和发现。中国是历史文化悠久的东方文明大国,在记录祖先历史活动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早在五帝时期,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说,所以就有“皇帝问道”的记录、《尧典》和《舜典》之传说。从考古发现甲骨文开始,中国出版就有了实物见证。如果说此前的岩画、洞窟、石刻是出版的史前形态的话,那么甲骨文则具备了出版的基本形态。在造纸术、印刷术发明之前,金石、布帛、贝叶、竹筒、木牍都曾作为出版的载体,供书写传播。不过这些材料稀缺,价格昂贵,非一般人能用,且不易传播。即使这样,我们的祖先还是千方百计地记录历史,保存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记忆。从文献可考的历史看,周公是我国出版的始祖,他组织记录了口传的上古历史故事;他组织收集官颂、士雅、民风唱词;他制礼作乐并精编细审颁布《周礼》,使孔子顶礼膜拜并为此奋斗一生。由此足见其在中华文化原典出版上的贡献。孔子曾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周公作为出版家的影响力。因为周公早孔子五百多年,两人并无交集,孔子只是读过周公留下的书而已。再说孔子,为传周公礼仪,编写《春秋》,编订《诗经》,复传《周礼》,留下了历经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话题。荀子领导的稷下学宫则大量整理、编辑了从周公到孔、孟、老、庄及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经典,包括五经及《老子》《管子》《田子》《蜗子》《捷子》《司马法》等等。这些书的问世保留了先秦文化的原典,为西汉刘向、刘韵父子讲六艺、举诸子、核五经、编《七略》、推《周礼》、扬《左传》、传《毛诗》、列《古文尚书》于学官,创造了文献基础,成就了西汉末年的出版盛景。这些出版活动传承了上古以来的文明成果,记录了夏、商、周的历史,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抵御了外域宗教文化的冲击,形成了我们赖以自信的文化基因。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出版影响其后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走向,即使元、清两朝非汉族政权运行近四百年,也未撼动汉代文化根基,反而把其游牧草原文化融入中原的汉文化,这足以说明中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先进性。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是完全靠出版开路。西方文化输出主要靠传教士,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则靠“书香之路”。例如张骞、玄奘、鉴真、杜环、郑和等人出使海外都携带了中国的经卷、书画作品,使外国人逐渐了解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例如,马克思著作提到的中国例证都是从俄国翻译的中文书中看到的,拿破仑、黑格尔等西方人提到中国,也是从书上知道的。早在1 700多年前,日本奈良的诗人就写出了“唐船满载书,九州唱汉诗”的句子,欧洲人也翻译了《老子》等中国的古典书籍。据近年的学术调查,自古以来,中国的出版物通过西向的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南亚、欧洲等地,而东渡日本的汉书又流向了南洋诸岛和北美,留存在海外的汉籍版本大约有15万种之多。我们已经实施了汉籍回归的工程,把国内没有的版本千方百计购置回来、出版传承,见证中国“书香之路”的伟大历史。

出版家做的是文化事业,出版家是人类历史选择的决定者,是前代文明的传承者,是当代历史的记录者,是人类文明的书写者。中国历代出版功劳大都记在帝王的名下,例如宋朝的《太平御览》、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是记在赵光义、朱棣、乾隆这些皇帝的名下,但实际上是由总编撰、总审官这些出版者收集、筛选出来的,不过是借助皇权发布而已。即出版家决定了历史事件的取舍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因为后世人并不知道前代历史,只能凭书而论。历史存疑和争议都是因不同记载、不同认知、不同评价引起的,后人不在历史现场,如何辨识孰是孰非?所以,出版家基本上就决定了历史的取舍。就像记在先秦经典文本上的故事一样,考古出土的文物证明,一些流传至今的春秋战国的文献是秦汉之后的文人政客伪造的,借前人的名义出版传世文本,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观念。当然,纵观人类历史,在东方传统社会和欧洲中世纪各自有“文字狱”、宗教裁判所,实际上掌握出版大权的只能是封建皇帝和主教团,出版家的作用和情怀难以完全体现,流传下来的名字和作品极其有限,统治阶级的删改已经使原著面目全非,并不是历史原来的样子。

真正的出版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的。1644年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顿在英国国会上批判国会长老派控制出版、扼杀知识和出版物的罪行,阐述了图书、出版、知识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他的思想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要求,受到了推崇,进而以《论出版自由》为名出版发行,被译为多种文字,享誉全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高度重视和认同,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也多次强调,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出版革命报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上耗费了毕生心血,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著作,这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由此,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出版家都有大情怀,审视历史、记录时代、传承文明、启迪后人是他们思想深处的潜意识,正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当代出版家也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出版精神。

我在主编“中国出版家”大型人物丛书时,审阅了许多出版家的传记资料,深深感动于他们的大学问、大情怀。例如当代杰出的出版家陈原先生,不仅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语言、文字、学术、编辑、出版、翻译、训诂等方面卓有成就,而且对出版家的情怀和价值有独到见解。他说,像张元济这样的出版家,不能只看到他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魅力、有能力、有头脑的出版家,还要看到他以出版为武器,开启民智、传播科学、唤醒民众、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良知,以及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精神气节。我以为这道出了出版家的内在品格,真正的出版家应该具备这种大情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条件和历史使命,一代出版家也有一代出版家的追求和职业责任,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其大情怀是基本相同的,要把既有的文明传承下去,要把当代的历史记录在书,要把科学真理和知识传给后人,要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青年成长提供精神营养和力量。因此,出版是最能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职业,也是最能永垂不朽的事业。我认为出版家应有的大情怀如下。

一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情怀。不管什么选题、什么业态、什么内容的出版物都必须放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视野上去审视、去判断、去选择,始终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智慧、经验和动力,这样的作品和出版物才会成为永恒不灭的经典。

二是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大情怀。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振兴的向往是历代中国出版家的应有品格。从古代典籍到当代精品力作,无不闪耀着出版家的伟大情怀。当代出版家也要发扬和传承这一情怀,把更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的故事记录下来,传给全世界,诉说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对人类的贡献。

三是敬畏生命、热爱人生的人文关爱的大情怀。爱是人类生命延续和感情联络的基本纽带,一切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就是四个字:生死、情爱。这也是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幸福的源泉。作为出版家,必须懂得敬畏生命,理解生命各不相同的历程和命运结局的必然性。不管什么事、什么人、什么环境下的生存状态,都要给予足够的人文关怀,不分高贵和低贱、富裕和贫穷、健康和疾病、老年和孩童,在人性、人格意义上应给予尊重和关怀,书写人格尊贵、生命宝贵、人人都有情和爱的新篇章,为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人人友好的人文环境增添正能量。

四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大情怀。出版家是科学真理的传播者,要真正履行这个神圣的职责,必须先有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情怀,不然怎么能识别、选择、推介科学知识和认识真理呢?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是以出版为武器,开启民智,发动革命,他们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因而出书、办刊,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就是他们以科学真理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思想和人才条件。不管什么时候的出版家,要想创造自己的职业价值,必然要坚持科学和真理。没有这样的情怀,就不能成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出版者。急功近利的人是做不好学问和出版的,也不会成为流芳百世的出版家。

出版家的大情怀是修炼出来的,不是天生就有的。出版工作者要勤奋学习,扩充知识,当好知识加工的“工程师”;要不忘初心,勇担使命,以文明大视野观察判断出版方向;要刚直不阿,坚持真理,不向邪恶低头,不给谬误放行;要科学务实,严把质量关,确保每一本书都是科学、严谨、真实、可信、有价值的。要从这些具体的出版实践中磨炼自己的政治品格、思想定力,提升知识修养、学术造诣和职业能力,坚守职业操守,做一代有大情怀的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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