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国际社会学会首位女会长M.Archer ：我的社会理论三部曲
文：高行云
Margaret S. Archer & Jamie Morgan (2020) Contributions to realist social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 Margaret S. Archer, 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 19:2, 179-200
Margaret Archer是国际社会学学会的首位女会长。在1967年博士毕业后，Archer赴法国读博士后，加入布迪厄的研究团队。回到英国后，Archer常年在华威大学社会学系任教。Archer闻名于社会学界，既来自于她早年对于教育制度的研究，也得益于1980年代左右开始的实在论（realist）取向的“社会形态发生”（Social Morphogenesis）理论研究，成为当代英国社会学理论界大咖吉登斯的“理论劲敌”。由于吉登斯在1990s开始逐渐离开社会理论界，由Archer及其与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阵营的合作发展，成为当前英国社会学界的最重要的本土理论对话对象。不过，中文学界目前只有她的一篇论文的译文，尚无她的专著或论文集的翻译。
Archer的理论三步曲分别是：Culture and Agency（1988）、Realist Social Theory（1995）和Being Human (2000)。21世纪以来，Archer更加关注“能动性”议题，又出版了Structure, Agency and the Internal Conversation（2003）、 Making our Way Through the World:（2007）等著作，并通过“社会存在论研究中心”编辑多卷本因应后现代社会情况下的理论思考，例如：Late Modernity: Trajectories Towards Morphogenic Society（2014）、Morphogenesis and Human Flourishing（2017）。
另外，作为天主教徒以及晚年对宗教与社会理论间关系的兴趣，Archer在2014—2019年又出任教宗社会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院长，并在波兰等国家活动。
以下，是2020年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期刊对Margaret Archer的访谈的摘要编译（非一词一句对应）：
问1：您的博士论文（1967）是教育研究，The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Parents，次年又以博士后的身份到巴黎参加布迪厄团队的教育研究。可否以教育研究为理解你的理论历程的入手点？
答1：我在1968年到法国的时候，最直接的冲击是：法国和英国的教育是非常不一样的。虽然在元素（part）上都一样：老师、学校……，但法国却是更加中心化，但英国更加去中心化。当然，当时正值得法国的特殊政治时期。我开始思考三个问题：
1. Why did State Educational System (SES) come about;
2. How to explain their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content and consequences;
3. What maintained their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如果你看当时的教育研究者的两大派，Basil Bernstein and Pierre Bourdieu，他们都忽视了这些问题。我后来出版了 Social Origins of Educational Systems (1979)就是这个议题的总结。这项教育研究，也让我开始处理到“结构—能动性”关系，亦即我后来的解决方案的理论：实在论取向的社会形态发生论。不妨用此方式来回答上面三个问题：
1. The penetrability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class codes’ and ‘cultural arbitraries’
respectively);
2.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3. The consequent homogenization of national or State Educational Systems (SES).
在第一个过程中，教育制度消解掉多样性，使之适应一般的社会变迁。在这里，涉及到布迪厄和伯恩斯坦都不太关注的教育政治政策问题。在第二个过程上可以看到教育对社会分层带来的变迁。在第三个过程则是教育体制进一步发展得同质化。我可以用下面这个图表示：
更广泛地讲，这项经验研究引导我思考“结构—能动性关系的解释框架”：
1. how particular parts of the social order originated and came to stand in a given relationship to one another
2. whose action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is,
3. through which interactions,
4. when and where and with what consequences?
问2：那你是怎么看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呢？
答3：结构和能动性当然是不同的两个不同种类的突现事体（different kinds of emergent entities）。举例来说，教育系统可以“中心化”，但是人或能动性却不行，因为它总是“反思性”。另一方面，二者在历时性（diachronically）的运作方面也颇为不同。结构总得预设得先于行动，而行动总会之后改变结构。这里的“先”和“后”意味着在思考结构与行动/能动性时，“时间性”（temporality）是必需要考虑的。这里是时间之流，但是在我们分析时却分析性地分成不同阶段。我在Realist Social Theory（1995）一书中批评吉登斯的结构化/结构的二重性理论是“趋中合并”，进而提出我的“分析性二元论”（analytical dualism），见下：
问3：由于你的实在论取向，包括在理论模型上和批判实在论大师Roy Bhaskar相近，因而会有一种说法：你的理论受惠于他。请问你是怎么看的呢？
答3：Many commentators on my works have felt free to invent and publish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for me, and here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pudiate these!
人们会说：“当我遇到了巴斯卡之后……”，这里似乎总有一点female subordination and male domination的感觉吧。实际上，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才见过彼此。但是对我和Bhaskar来说，更重要的共同影响是1979年。在这一年，英国社会理论史上同时出现三本书：
Roy Bhaskar的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Giddens（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我的Social Origins of Educational Systems
其实，后来Bhaskar还在他的书里认为我Archer帮他走出了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如果一定要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是：
Good friendship, excellent dinners and even better exchanges continued until his death. We saw one another as co-workers
但是，现在在社会学界，你依然能看到吉登斯式“趋中合并”的流行，像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以及贝克对风险与世界主义的思考，他们都希望首先放弃先在于行动的结构或文化。更不用提，“认同”、“利益”等方面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势。
问4：可以再说说你对于“文化”的研究吗？
答4：回到我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发表的文章，也涉及到的另一本书：Culture and Agency（1988），你就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学对于文化是很不注重的。当时也充斥着“文化整合的迷思”，比如当时的理论有：
Ruth Benedict’s ‘cultural patterns’
Meyer Shapiro’s ‘cultural style
Alfred Kroeber’s ‘ethos of total cultural patterns’
面对这种迷思，我希望这样去思考文化：
1. Logical consistency：所谓文化系统中的元素之间真的是相容的吗？
2. Causal consensus：多大程度上社会互动受到统一的文化影响？
简单地讲，我们不能“合并文化与能动性”，要承认二者是不同种类的。否则，就没有系统的元素（part）与生活的人们（people）之间区分，也难以寻觅社会变迁的动力了。
问5：您在谈到结构与能动性、文化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时，都强调“能动性”一面的自主性，反对将二者合并，所以你的第三本书：Being Human（2000）讲得是什么呢？
答5：1990年代，我开始和批判实在论者合作来往，我发现他们对于“能动性”的思考是不足的。在思考这个议题时，要关注两点：
1. a specification of how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powers impinged upon agents
2. how agents use their own personal powers to react ‘so, rather than otherwise’ in such situations.
因此，你可以看到我对于因果作用力（causal power）的理解：社会之所以具有它的形式与固化，需要来自（from）/经由（through）能动性。能动性便是因果作用力的媒介。所以，我在Being Human这本书一开头我就这样说：
Bodies have properties and powers of their own and are active in their environment, which is broader than “society’s conversation.
我到后来也是高度重视行动者的反思性（reflexivity），因此我反对布迪厄只谈habitus（惯习），尤其是在后现代性的场景下。由于我关注这个议题，我后来受邀去瑞士的 Swiss Federal University建立“社会存在论研究中心”，每年组织会议讨论后现代性下的存在论思考，已经出了5本论文集了。
问6：可否谈谈你的现在工作？
答6：我正在研究人工智能（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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