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丨人世的悲欢并不相通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 微信公众号“秦朔的朋友圈”
ID l qspyq2015
作者 l 过蝈8433
01 有一种情谊，无能为力
我的亲人、好友、同事都在上海的家中隔离。我和他们相距大概一百公里，却无能为力。就这两天，我所在的苏州也出现不少阳性病例，姑苏区全域防控，以后如何，一切未知。
我老公的姑妈住在徐汇的老新村里，老俩口都不太会用手机。疫情之初，我帮她手机下单抢了一些菜，但也不够吃几天。她说他们有人送有人管，物资很多的，让我们别担心。老年人总是怕给小辈添麻烦，总说自己安好，没事。我们也不太相信，只是不相信也没办法，没几天，抢菜也抢不到了。
我的闺蜜，杭州人，在上海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她跟我吐苦水，说一个花卷和老公对半分着吃。她住在长宁，房子也算高档小区，但到了节骨眼儿上，还不如送鸡蛋送大米的老新村。在疫情最初的几天，她囤积了不少物资。但看看邻居，觉得别人都比她难。有的邻居一家五口，食物需求大；有的邻居孩子没有牛奶，她想想自己家就两口人，于是把东西都分了出去。现在只能自己紧着点，一顿菜分两顿吃。
我的另一个好友，在上海运营一家业内颇有名气的广告公司。他一个人隔离在闵行，物资是不缺的，居家也能办公，但这几天员工都跟他提离职——疫情一结束，他们都打算离开上海。他一开始很懊丧，但心里也很理解，最终甚至还有点“羡慕”。
懊丧的是，一下子离职的人有七八个；理解的是，体谅员工刚工作独自在上海租房生活不容易，这次疫情肯定更艰难，他们回老家说不定比在上海好；“羡慕”的是，员工能说走就走，老板却退无可退。
他经营的广告公司主要从事楼盘的广告营销策划，这几年楼市一直被打压，下游供应商不仅低价，还要被拖欠。开发商还能在媒体上抱怨抱怨，说高层不坐头等舱；下游中小供应商却都在裸跑，绿皮火车都坐不起了，也没什么话语权，就算公司悄无声息地破产死去，也无人关心。
我苏州的一个朋友，他和太太也隔离在上海。之前私信问我一些生活用品的团购信息。后来我才知道，他来上海的原因——孩子在上海做了肿瘤手术，刚完成一期化疗，现在在等二期化疗。他给我发来孩子的照片，应该是疫情前的样子——骑着美团单车，笑容灿烂。
作为他们的亲人、好友，我除了倾听安慰，也帮不上半点忙。我看新闻说京东物流要恢复了，给他们下单，但时间永远停留在下单的那天，物流显示——“正在出库”。但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到货根本没个准。
闻说京东物流要恢复了，给他们下单，但时间永远停留在下单的那天，物流显示——“正在出库”。但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到货根本没个准。
02 恶意成为病毒
我身边的人和事，虽然经历悲苦，但大多怀抱温暖善意。但也有一些上海朋友的经历，让人颠覆三观、怀疑人性。《安娜卡列尼娜》里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疫情中，善良也大多相似，恶意却五花八门。
我朋友当时还在工作突然就被要求“就地隔离”。其间有同事偷打举报电话要求“回家隔离”，在被拒绝后，“举报”那些还没有隔离的同事（别人当时在外出甚至出差）。隔离期间，因为工作的地点紧邻学校、小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人们“监控”、动辄被“拍视频”举报。
当疫情开始，“举报”开始成为常见的事情。不断有城市针对上海来的“嫌疑者”举报奖励。当然也能理解这是城市管理的无奈之举。可后面的“举报”，越来越频繁，针对自己的邻居、同事、小区志愿者……有录音，有视频，一副要让人“社死”的节奏。
疫情之下，看尽人心百态。善的很善，恶的真恶。有一位被网暴的妈妈，她本来做了件好事给外卖小哥充值了200元钱。结果呢，好人好事也能被网暴，被恶言恶语网暴到跳楼自杀！还有人发出“求助”贴，说自己物资不够生活困难，居然还被人举报删帖。
东野圭吾在小说《恶意》里写道：“恨不知所起，深入骨髓，是最冷的人性”。比起新冠病毒，恶意成为了最大的病毒。
举报、网暴这种不是什么大恶，而是一种小恶小坏。这种小恶小坏只在零星人身上的时候危害力不大，但如果在网络上乘法聚集，就会让雪花聚集成暴风雪。
03 共情缺失的年代
作家西蒙·巴伦-科恩对恶曾有一个解释，叫做——“共情腐蚀”。意思是一个人关闭了共情的开关，在二元的关系里，就只剩下了“我”，只看见自己的需求，而别人都成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当一个人把别人都当成工具、利用的对象，别人于他，就不是平等的关系，别人只是他的“物品”。他自己不断膨胀、放大，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上帝”，同时也成了别人的魔鬼。
共情是不容易的。鲁迅写道：“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家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你认为是山，他认为是尘；你认为是个体，他认为是代价。还有 “共存”“躺平”“清零”，键盘侠们都在捍卫某些词语、概念和标签。他们没有去看看别人家空荡荡的冰箱、酱油拌饭的晚饭、没有奶粉的婴儿。别人的苦难激不起他们的同情。他们困在自己偏狭的概念里，为攻击而攻击。
但捍卫这些概念真有这么重要吗？就像沪吹派和沪黑派，前者把之前精准防疫吹到天上，后者把现在的上海踩到脚底。这两派其实是一类人，“上海”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标签，一个符号。喜欢了就吹，不满了就黑，毫无尊重。
但对另一些人而言，上海却是故乡，家园，生活奋斗的地方。它不是咖啡馆、外滩、小布尔乔亚，而是很多人从小生活的里弄，相识的邻里街坊，有家人亲人爱人，一起长大的伙伴，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一些人而言，它是“情调”，是“城市”；对另一些人而言，上海是家，是许许多多和自己相关的“人”。你的家园，是别人的标签。这种情感、认知上的巨大不对等，却在互联网上无休无止地争论，把人拽入无尽的漩涡。
前两天还有一篇爆火的文章名为《上海防疫背后的国本之争》。我不在上海，看得瑟瑟发抖，也不知怎么就国本了，竟如此上纲上线！我们的语言被滥用到如此地步，毫无敬畏。这年头做什么都难，只有扣帽子最容易！
“国本之争”是不能乱用的，它跟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有关。由于中国古代历来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
明神宗万历皇帝有一个长子朱常洛，其母身份卑微，明神宗不太喜欢他，更喜欢宠妃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当时朝中就有了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争夺太子之位。这番“国本之争”长达15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也让明神宗悲痛欲绝，他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最终和大臣闹掰无心理政，万历皇朝也由盛转衰。
上面的信息并不需要渊博的历史知识，只要稍加百度就能了解。但能写下好几千字“国本之争”的作者，却没有耐心去查查“国本”的意思。文章里的内容虽然也有完整自洽的逻辑，但列举的数据、例子，经不起推敲，缺乏一个现代公民的常识和意识！这样的文章动辄数十万加、百万加，我朋友圈里一些平时看来很高知的人也在纷纷转发。实在令人叹息。
动辄“国本”，动辄高帽子大帽子，真是扣不起啊！人世已经艰难，不求你共情平民疾苦，但求不要上纲上线。
自媒体作者“海边的西塞罗”曾讽刺这种动辄国本的“野生国师”，说他们是“格局病”患者——明明身为韭菜，却总“共情”镰刀。
这话真不错。我们都是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抗风险能力最弱，太平盛世或能安好，一有什么天灾人祸，层层传递，到最后我们才是买单者、接盘侠。
看看那些在高速路上无家可归、无饭可吃的司机吧，工作人员给两盒饭都能哭出来。对这样的事件，请不要用“魔幻”去定义，这不是“魔幻”，这就是现实。
对普通人而言，生活就是很难的。总有什么沟，什么坎等着你。有时候是时代的，大家一起受；有时候是个人的，自己一个人受。
就像《人世间》里的“光字片”，虽然也出了市委书记、文化精英，但里头大部分依旧是平头百姓。像吕川这样的处级干部，几乎已经是大部分人的天花板了。还有一些像赶超那样不幸的人，得了重病，为了不拖累家里卧轨自杀。我们是那些每次只能和苦难贴身肉搏的小人物啊，没有足够的资本、财富和特权，除了身边帮衬互助的亲友，几乎一无所有。
04 共情到互助
共情是一项个人的素质，是对自己身边苦难的感同身受，而不是视而不见。建立共情，首先是要重视“熟人社会”的重建。我看《人世间》的时候很有感触，“光子片”作为东北底层的百姓居住地，生活其中的人们在面临工厂下岗、家庭变故等重大困难面前，靠的都是熟人社会的帮衬扶持。上海作为超级大城，都是小家庭、原子化生存，亲友来往少，抗风险能力低。每个人都要重视自己的熟人网络，很多人的物资也是靠能出小区的亲友送到的。
二要建立邻里间紧密的纽带。本次疫情受伤害最大的，一是不会用手机的独居老人，二是平日不开火、没加入微信群的直男。他们的社会关系都很松散。华师大教师新村有些老师子女远在海外，最后是自己的学生在网络上帮忙求助物资。而有个直男的录音说自己饿了四天，其实是他平日自己不做饭也没囤积足够物资，小区又不认识人没有加入团购群。邻里关系在本次疫情中发挥了最为强大的能量。有的小区资源充沛，有条不紊；有的小区却自顾自，无人管理，乱作一团。
当病毒来临，我们更该关心身边的亲友，关心他们就是在关心自己，要知道我们都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关键时刻的抱团取暖才能一起共度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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