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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最奢侈的自由

维罗阳光
202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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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所剩无多

在爱尔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中世纪时,英国征服了爱尔兰。此后长达数百年间,英国人在当地推行高压政策,压制爱尔兰的文化,不允许他们演奏本民族的音乐,也不允许他们跳本民族的舞蹈。

慢慢地,爱尔兰人发明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舞蹈,跳舞的时候,只有下半身动,上半身基本不动。这样一来,英国人从街上透过窗户,只能看到他们不动的上半身。

据说,这种舞蹈后来逐渐发展成了爱尔兰的名片:踢踏舞。

——对自由与美的追求,是人的天性,而天性是无法束缚的。


盗书如盗火


未曾在精神的荒漠中被流放的人,无法理解读书和思考对于生命的意义,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甘冒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去书写、传播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让我们把时光拉回中国历史上那个革命激情如火,但物质和精神却短缺的年代。著名学者朱正琳教授曾回忆上世纪60年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书架上空空落落,已经没多少书了,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一种失落感渐渐变成一种悲愤之情,我突然做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举动,当着营业员的面,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就往外跑......接着,我便到各个图书馆偷书......没过多久,我便锒铛入狱,不过罪名却不是‘偷窃’,而是反对革命。

也是在那个年代,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范用,与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一道,被扣上“陈范集团”的帽子,遣往湖北咸宁干校劳改。在干校里,几位出版人每每聚首,屡屡议及当时除了毛选和“小红书”之外,几无可看之书的苦况时,便商定,有朝一日,一定要办一份和书有关的杂志,名字就叫《读书》。 
......

改革开放前夜,胶着状态下的中国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


人因反思而存在。当人意识到荒谬之为荒谬时,觉醒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历史犹如回荡的钟摆,十年幽暗的激进年代,终究成了一代人或激情燃烧,或苦不堪言的历史记忆。伴随着极端年代的结束,一个可以用读书或思想定义的年代,终于来了。


读书无禁区


如果说经济上的匮乏,只要放开管制,很快便会迎来繁荣,那么,思想市场的荒芜,则需要几代人的耕耘,才可能破土而出。一旦中断,就必须从头再来。

1978年,中国走出极端年代已经两年,但时局依旧晦暗不明,文化政策尚未放松管制。

在那个春寒依然料峭的时刻,范用、陈原、陈翰伯等人,早已开始筹划,他们要把在干校里形成的想法付诸实践——办一本叫作《读书》的杂志。

经过北京、上海多次的讨论,《读书》基本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这句再正常不过的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却十分的“刺眼”。

深谙当时政治环境的主办者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有些拿不定主意了,《读书》险些夭折。

聪明的敏感者能够意识到风险,而要化解风险,还需要勇气和智慧。关键时刻,范用提出他的解决办法:这份刊物不要在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办,就由他担当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他还立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责任由他一人承担。

因为范用的这句话,《读书》在三联的牌子下诞生了。

《读书》杂志第一期

转眼到了1979年初,随着《读书》杂志计划首次发刊的日益临近,主编们却又头疼了。

作为经验丰富的出版人,范用心里非常清楚,一篇好的发刊词,对一份杂志意味着什么。思索良久,他们想到了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并发出了邀请。

出乎意料的是,李洪林很爽快地答应了。几天之后,这篇文章的初稿,就放到了范用的案头,李洪林为文章起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的禁区》。

这篇4000多字的雄文,与其说是李洪林声嘶力竭的呐喊,不如说是那一代人被压抑太久的共同心声,借李洪林手中之笔得以畅快淋漓的表达,以致作为编者的范用,竟然“无所作为”到了“无一字可改”。

然而,当把目光从文章结尾转到标题的时候,范用却紧缩双眉,以致迟迟发不了稿。经历无数次的纠结之后,范用拿起钢笔,毫不犹豫的划掉了“打破”和“的”,坚定地将其修改为“读”和“无”——“打破读书的禁区”改成了“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手稿“打破读书的禁区”

李洪林后来回忆说:“《打破读书的禁区》这个题目很周严,一来,反对给读书设置禁区,反对之前的文化政策,二来,当时上面的局面尚未明朗,这样的标题也不会太敏感。”

范用当然明白李洪林的良苦用心,但他深知,对一个在思想的荒漠中流放太久的民族,自由阅读的意义,犹如阳光和水对于生命的意义;范用更深知,修改这几个字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他依然决绝地选择了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 

范用——“读书无禁区”

1979年4月10日,《读书》创刊号正式发行,第一版印刷5万册,短短几天就发售一空,连夜加印5万册,再次一抢而空。李洪林的开篇宏文《读书无禁区》,仿佛一颗巨石,在沉闷多年的思想界激起巨大波澜。

从此,“读书无禁区”成为新启蒙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口号,崇尚文化、汲取知识成了那个年代的潮流。

然而,在那个还没有完全走出革命叙事的年代,一份刊物的影响有多大,首先意味着主办者的危险有多大。

很快,主管部门找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妥。

范用却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

正是范用对书和一个时代的理解,正是他的勇敢和坚持,为一个新世代翻开了新的一页,也成就了《读书》。


思想的烛火,摇曳未熄


有一种人,他们的影响力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后世的史学家不得不用他的名字为一个时代命名,但这样的人,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

然而,一份有影响力的杂志,只要它还存活着,就必须用他的主编来命名。1986年,《读书》杂志的范用时代谢幕了,沈昌文时代开始了。

沈昌文

1986年1月1日,沈昌文从人民出版社,调任三联书店,接替范用。临走时,范用对沈昌文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从邹韬奋到今天,三联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大,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敢于讲真话,因此,不要怕。”

沈昌文静静地听完了范用的话,大为惊讶,然后沉默不语。

沈昌文应该清楚范用“退休”的真正原因,然而, 当时代的巨变折射到一份刊物上时,沈昌文首先要面对的,是做检讨。

自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来,不少文化界名人和刊物,都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读书》自然首当其冲。

果然,刚上任没几天,沈昌文便接到上级部门的通知——鉴于《读书》的内容存在导向问题,要求他到新闻出版署做大会检讨。

但“准备好了诚恳检讨”的沈昌文到了会场,议程排来排去,一直没有轮到他。

直到第三次,被点名“出了问题”的其他通讯社、出版社,杂志社的检讨都做了个遍,却依旧没有轮到他。到最后,沈昌文一看,会场就剩下他没做检讨了,他正准备站起来检讨,杜导正不但不理会他,反而去另一边找新华日报。在说完新华日报的问题之后,杜导正直接宣布会议结束。

沈昌文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回到家后事隔数天,他才回过味儿来,原来杜导正,和他的上级,在暗中在保护自己,保护《读书》。

杜导正

人,到底是观念决定行动,还是利益决定行动?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价值观、不同信仰的地方,答案是截然相反的。

今天,我们听到最多的答案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利益决定行动。然而,这个答案放在范用、沈昌文、杜导正等人身上,显然不太适用。

到底是答案错了,还是范用错了,又或者是哪一个时代错了?


先知文房·黄铜书签

一把知识的标尺

标记着思想的进路



叔本华说:“当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人,一旦停止为实际生活操劳,就会被立刻打回原形,被不堪忍受的无聊包围”。

人是靠思想站起来的,个人的认知升级,社会的繁荣进步,不是因为掌握了某种技能,而是因为汲取了优秀的思想。

书,是人类思想最庞大的载体,打开一本好书,就打开了一扇通往真知的大门。无数先哲终其一生的经验与智慧,都被浓缩在字里行间。

然而,书的历史,无疑是一部“人类历史中的历史”——“自由的书写”与“任性的禁止”之间的千年博弈。——“读书无禁区”这五个字的最大价值,正在于此。

从1979年4月10日创刊至今,《读书》已走过整整45载历程。

从惊心动魄的思想沙场,到适性怡情的学问苑地,《读书》的命运轨迹,正是一个时代的投影。《读书》的历史,是书写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绝佳标本,也是一代读书人的心灵史。

为纪念这一段读书人的珍贵往事,先知书店特别推出先知文房·黄铜书签:一把知识的标尺,标记着思想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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