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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宗将军回忆对越作战

2017-06-13 为国者 军人档案馆


何其宗

1943年3月生,四川营山人。解放军军事学院毕业。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晋升中将军衔。1978年任11军93团副团长兼团参谋长,1979年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表现出色,战后被提升为团长。随后被选入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深造,之后历任陆军第31师参谋长,师长,1983年40岁时出任第11军副军长,指挥收复者阴山战斗。1984年41岁担任第14军军长。1985年42岁时升任副总参谋长,1992年11月至1999年4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董占林师长的警卫员

1961年8月入伍到54军130师,当时军长是丁盛,师长是董占林。我被分配到师部警卫连,给董占林师长当警卫员。


参加对印作战

何其宗通过对印作战,我才真正知道了真刀真枪打仗是个啥样子,仗应该怎么打,指挥员应该如何指挥,和平时期兵如何带,训练怎么搞。


从指挥员的角度讲,我不反对搞出征前敬酒这一类鼓励士气的活动,但要真正拿出好办法,作出正确的布署,让战士们在消灭敌人完成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战士的伤亡,爱护他们的生命才是最要紧的。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办法和没办法,好办法和赖办法是大不相同的。


11军93团副团长兼参谋长的何其宗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之前,我调任11军93团任副团长兼参谋长,主抓训练和作战。


军党委之所以这样任命是针对当时客观情况,由于“文革”刚结束,部队机关重叠人浮于事,一个团仅副团长就有五六个,副参谋长七八个。谁都负责,谁也不作主,给我这样的任命,在军事上就有职有权了,能够说了算!


当时部队的情况不大好,派性还挺严重,许多干部都是抱着打完这仗、赶紧复员转业走人的思想,纪律也比较涣散。但作战任务在即,大家的觉悟还是有的,我们师刚从乙种师扩编为甲种师,乔明来师长是位参加过多次实战的老领导,刚恢复工作,很支持我。


团里的干部,包括团长、政委都知道我打过仗,因此也很信任我。我怎么训练部队他们都支持,部队刚扩编,干部新,又没打过仗,我就把所有的排级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亲自训练。要真打仗了,同志们的士气还是很高的,全团上下一致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


1979年11军93团对越作战情况

我们11军参与云南方向的西线反击作战,在向前线开进途中,有的部队发生了翻车伤人的事故。我当时就把打仗的第一个目标定为“不翻一车,不伤一人”。我们团2000多人,由于各项工作周到细致并落实到每一个人,所以五天行军,未伤一人未翻一车,完整地进入出击地域,使大家树立了只要听命令、组织纪律性强就能完成任务的信心。


15天有限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以后,部队开始后撤,其他部队出了一些问题。总参通报广西方向后撤有些乱,损失不小。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讲过:“撤退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是有一些道理的,但关键是带兵的人要组织好,不能一窝蜂。我在组织团队撤退时,有一个理念就是做再歼灭敌人的准备,部队相互交替掩护撤退。


前队撤退,后队在既定阵地上组织有力的兵器和火力掩护前队,杀伤追击之敌,并注意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防止敌迂回断我退路。


我们把30千米的路段分为两个阶段,互相掩护交替撤退不失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安全退到国内。受到师里的表扬,师里奖励用汽车快速把我们团送回原驻地休整,因为当时我们团队还是骡马化。


1984年者阴山拔点作战评价

1984年初,骑线拔点作战时,也就是通常讲的老山、者阴山防御作战时,我任第11军副军长,带领军作战组,协助31师进行了近4个月的防御作战。参加这次者阴山拔点作战的是11军31师92团(内欠2营),师炮兵团(欠3营2连4营3连一个排),总兵力有4473人。这次31师打得很好。


者阴山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敌军与我对峙的距离往往有几千米远,在这种情况下,被战士们称之为“长胳膊的”炮兵就成为主要作战力量。


我方利用国家军工生产能力强的优势,发挥了所谓的“大炮沙文主义”暨集中使用炮火,消灭了很多敌人。


而越方的武器自给能力很差,不敢轻易和我们对打。用越军的话讲,“我们打你一炮,你们要打我们一百炮!”


优势炮兵火力,也是敌我伤亡比例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当然,炮弹也是很贵的,所以我带军作战组在31师时,就尽量采用巧用炮的办法,既节约了炮弹,又多杀伤了敌人,并采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期“零敲牛皮糖”的办法,用冷枪冷炮杀伤敌人,积小胜为大胜。


由于作战地域地形复杂,高低落差大,所以迫击炮是越军使用最多的重火器。而且他们很狡猾,经常利用复杂地形,搞假目标,假发射点,诱使我们浪费炮弹。


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被越军搞掉的真情情况

后来,我们进口了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大概十几万美元一部,性能相当好,就是专门侦察迫击炮的。


只要敌炮发射后,就可以精确计算出其具体位置,我炮还击是一打一个准,打得越军很狼狈,但后来损失了一部。


有的人讲:是越军派遣特工,潜入我境内炸毁了雷达。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是由于我们的勤务科目没训练好。


这座雷达由我军一个班昼夜武装保护。但在出事的那天晚上,换岗的哨兵叫醒该上岗的战士后就去睡觉了,但换岗的战士并没有真正起来去站岗,而是答应一声又睡过去了。


结果被恰好路过这里的越南特工溜进来,炸毁了雷达,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在我们侦听敌台通报中,他们讲“摧毁了中国军队的一个通讯台”。这种雷达后来我们有关工厂也能制造了。


但这种雷达只能侦察迫击炮,不能侦察身管火炮(如榴弹炮)。当时中国和美国关系处于最好阶段,所以从美国购进了新型炮位侦察雷达。


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还说:这种炮位侦察雷达是从他们部队的现役装备中抽出来的,性能一流。当然,价钱也很高,大概要1000多万美元一台。


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因为雷达在使用时,必须把我方的军用地图坐标输入到雷达的程序中才行。而军用地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密的。所以,先后经过了多个部门认真严肃的权衡,最后才通过。


战争是残酷的,也是非常艰苦的。当时备战伙食补助是每人每天6角,打仗时是8角。但战士们随时要付出的是自己的宝贵生命,那时烈士抚恤金才500元!这在当今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但党和国家一声令下,无论干部、战士都是绝对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那时干部战士很多人烟抽得很凶,我问他们为什么老抽烟?他们说就是为了排解思乡之情。古诗里讲:“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应该也反映了我们战士的真情实感。


不管怎么讲,通过这次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也确实为我们部队建设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现在很多部队的中高级指挥员都是经过那次作战培养的,有付出才有收获。大道理就不谈了吧,但我要强调的是“仗可十年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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