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威尔：过程目标、结果目标与“社会正义”

过程目标、结果目标与“社会正义”

文：托马斯·索威尔 来源：《歧视与不平等》

对世界有不同看法的人，可能不仅有不同的目标，而且有不同类型的目标。一些类型的目标是过程目标，如“自由市场”或“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其他目标是结果目标，例如消除个人或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或“差异”。此外，不同类型的机构可能更适合实现这些不同类型的目标。

即使那些寻求促进某些过程目标的人，也认识到结果才是最重要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对谁来说重要？在自由市场中，每个个体交易者决定特定的交易者想要的特定的结果，以及以什么为代价，无论代价是金钱还是辛劳或牺牲。寻求维持市场过程的制度结构，将市场中的个人决策留给在该过程框架内直接相互交易的特定个人。

相比之下，那些希望硅谷有更多女性就业，或者有更多少数族裔学生被常春藤盟校录取的人，正在追求的是由第三方选择的特定结果目标，并将其强加给其他人。无论特定目标的利弊如何，这些利弊都不是由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来权衡的，而是由第三方代理决策者来衡量的，他们可能声称或假定自己拥有更高的知识、同情心或其他东西。

《歧视与不平等》

 [美] 托马斯·索威尔 著

刘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9月

相比之下，那些推进过程目标的人，寻求的是让个人直接体验他们自己决策的好处和成本，从而进行增量的权衡。那些提倡结果目标的人，正在寻求创建由第三方选择的绝对优先事项，并由政府强制对那些直接体验好处和成本的人施加压力。

那些寻求确定优先事项以消除差异的人，并不一定会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或“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但是，至少衡量这些成本和好处的工作不会落在那些将同时体验两种成本和好处的人的手中。更重要的是，对所有成本的理解——不管是在金钱方面还是在个人方面，那些遥远的代理决策者，都不可能像那些成本的直接承担人那样感同身受。

那些已经拆除了整个社区的代理决策者，为了用政府规划和控制的新住房取代这些社区，不仅破坏了这些社区的实体结构，还破坏了一个无形的、由宝贵的人类联系构成的网络，而正是这些联系构成了一个富有生机的社区。这些联系，不仅包括居住在同一社区附近彼此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还包括与特定邻居、朋友以及多年熟知的特定企业和专业人士的联系。

当所有这些人因社区被拆毁而流离失所时，他们不得不单独居住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新的地方，而在那里，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联系。对失去长期客户的企业和专业人士来说，这些成本就是真金白银，而其他无法量化的成本，对支付这些人力成本的人来说可能同样重要，但是第三方代理决策者可以等闲视之，就好像这些成本不存在一样。

如果政府必须为人们的财产支付一个足以补偿他们自愿离开社区的价格，那么所有那些隐藏的成本都会包含在这个价格中。但是在征用法律之下，通过使用强制手段，这些隐藏的成本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尽管这些成本在自由市场中是存在的。即使政府为其所需的所有房产支付当前的市场价格，显然也不是足额的补偿。尽管现在的业主可以获得市场价格的补偿，但他们显然没有选择主动出售。

同样，那些希望看到更多女性在硅谷工作的人不可能知道，想要在硅谷工作的女性必须权衡哪些不可避免的成本。对那些有孩子要照顾的女性来说，这些成本可能特别高。而且她们知道，在孩子恰好需要的时候她们不在孩子身边，这不能通过安排下班后的“优质时间”来弥补，尽管这种油嘴滑舌的论调听起来对其他人很好。

身为母亲或正在考虑成为母亲的女性也知道，从长远看，由于养育孩子而中断几年的职业——在硅谷这样的地方，快速发展的技术变革可能会让她们在以后重返工作岗位时被远远抛下——可能不会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补偿一些女性的所有这些考虑而需要支付的薪酬金额，可能远远超出为完成特定工作而支付给任何人的合理薪酬。

除了人力成本（只有拥有这些成本的人才知道它的大小）固有的问题，以及在自愿市场交易中被第三方代理决策者强制取代时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促进经济增长或其他进步的努力必须采取消除群体之间的“差距”这一形式。如果每个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在一段时间内翻番，那么差距必然会扩大，这难道没有意义吗？

当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不想要相同的东西，或者对这些差距没有相同的优先级或紧迫性时，为什么要把消除差距当作目标呢？如果亚裔美国人对职业篮球的兴趣不像美国黑人那么大，为什么亚裔美国人在这项运动中的“代表性不足”应该是一个需要缩小的“差距”呢？为什么女性在国际象棋俱乐部中的“代表性不足”，或者男性在护理方面的“代表性不足”，应该是一个需要消除的差距呢？防止有偏见的决策任意阻塞机会的过程目标，也是可以理解的目标。但通过创造某种画面来匹配一个愿景的先入之见，则另当别论。

那些把市场描绘成冷酷无情、非人性化的机构，而他们自己的观念则是人道主义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实则是在颠倒是非。正是当人们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考虑到对自己很重要且只有自己知道的成本时，这种知识才会成为他们做选择时权衡的一部分。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生产者，都是如此。

那些提倡过程目标和结果目标的人之间的许多差异，似乎反映了他们理解知识的差异，以及相关知识是在少数人中还是在许多人中广泛传播等差异。这些知识包括成本知识。无论代理决策者知道的社会影响信息的数量是多少，任何给定的决策者都只可能知道他所需要知道的信息（以便为整个社会做出最佳决策）的一小部分。在制定结果目标时，这可能是一个比制定过程目标更重要的问题。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早在19世纪就看到这个问题，当时他说：“即使一个政府在智力和知识上比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优越，也必定比不上这个国家所有个人智力和知识的累加。”换句话说，穆勒明白，与进行复杂的社会权衡相关的相应知识和理解太过庞大，以至任何给定的个人或任何可管理的小群体对此都无法了解和理解。

过程目标使包含该知识的决策能够通过大量人员之间的无数复杂交互作用来做出，总体而言，这些人比任何给定的代理决策者或任何一小群代理决策者都具有更多的决定性和高度具体的知识。

因此，通过联系无数交易方的复杂市场互动做出的决策，调动了只有参与其中的个人才能知道的无数具体考虑，尽管这些交易方中的大多数相互没有直接联系。但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通过市场价格联系起来的无数交易。“总的来说，‘市场’比它的个体参与者中最聪明的人更聪明。”《华尔街日报》编辑罗伯特·L. 巴特利如是说。

有些人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高智商的人集中掌握着决定性知识，对他们来说，为整个社会指定特定的结果目标，可能比那些认为大量的决定性知识高度分散在普通民众（包括贩夫走卒）中的人更可行。对任何给定的个人或任何可管理的代理决策者来说，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决策是由大量在市场上交易的个人做出的，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必要知识片段，都掌握需要考虑的因素，并且所有人都被迫达成相互兼容的条件。也就是说，所有相关人员可用的所有知识，都会影响经济结果。

20世纪的计划经济在尝试之前看起来很有前途，但它最终被缩减或放弃。世界各地的计划模式国家最终决定通过市场做出更多的经济决策。在许多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增长率的大幅提高和贫困率的显著降低。

如果相关知识像主流社会愿景假设的那样集中，那么这堪称一个非凡的——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当关键的经济决策被转移到数百万缺乏这些资格的普通人的手中，并在一个不受控制的市场上竞争时，将重大经济决策从训练有素的专家手中夺走（专家拥有卓越的知识和海量数据，并有政府的力量做后盾），怎么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除了印度和中国，这个结果在许多其他国家也被发现。

这些截然不同的目标之间的冲突是在许多方面展开的，涉及的问题更是多种多样。例如，关于最低工资法是让穷人过得更好还是更糟的争论，只有在第三方代理人设定的优先事项范围内才有意义。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那些接受最低工资法会让低技能工人失业的主张的进步人士，根本没有被这种前景吓倒。因为那个时代的进步派特别欢迎这一结果，特别是当被取代的低技能工人不是白人的时候。这与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追求的特定场景是契合的。

如果低收入工作的成本和收益由低技能和缺乏经验的工人自己来衡量，国家就没有理由制定最低工资法。与其他政策类似，最低工资法意味着由第三方规定结果，而不是促进过程，但在这些过程中，结果是那些在过程框架内既获得收益又付出代价的个体进行权衡的系统性结果。

鉴于人类普遍的不可靠性，反馈的作用——结果反馈，有别于简单的信息——在任何类型的决策过程中都是至关重要的。来自过程目标的反馈，对那些直接体验自己决策的成本和好处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的不利经验，则可能被第三方代理人忽略、合理化或混淆，尤其是当他们的决定使得事情变得更糟时，他们不愿意向他人，甚至向自己承认这一点。

简而言之，结果特定的目标意味着第三方优先考虑其他人关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优先考虑的基础很少被明确规定。在较早的时代，国王的神圣权力被引用为对从工作到宗教等问题的代理决策的理由。今天，辩解的责任往往落在那些渴望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的人的身上，这些人要求特别豁免来自第三方的监督。

正如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描述的那样，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个人价值。这一事实意味着，目前对这些利益的分配不存在“道德神圣性”。

换句话说，因为个人无法负责自身的利益，因此政治家、官僚和法官——也就是可以“安排”事情的政府，即罗尔斯说的“社会”——会先发制人，并以一种可能更合乎道德的方式重新分配利益。但是，这种先发制人并不需要事先证明政府具有优越的道德或卓越的效率。这种厚颜无耻的非逻辑推理——如果“不是你造的”就是政府接管的理由——与一个不可战胜的谬论相辅相成，即人们在没有偏见的解决方案之下往往会获得类似的结果。

如果除去不可战胜的谬论和厚颜无耻的非逻辑推理，那么普遍的社会愿景会失去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根基。“社会正义”或“公共利益”等术语可能会被那些具有普遍视野的人援引，但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的并非普通民众。这个决定权是留给第三方代理人的。路易十四声称“朕即国家”，今天的收入再分配论者宣称“社会正义”或“公共利益”。但在决策术语中，这两者都意味着本质上相同的东西——第三方强势抢夺个人选择权。

那些被认为更开明的政策的所谓受益者，甚至都没有机会选择放弃多少自身的自由，以换取政府政策的假定利益。相反，这种权衡本身也被重新定义的词语湮没，以至政府政策的假定利益被描绘成一种“新自由”，这在口头上打消了所谓受益者以自由换取政府承诺的利益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代理人通过简单地将举证责任放在那些希望免除这种抢占权的人的身上，从而率先剥夺他人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而且是代理人的优先权既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显式或隐式的撤销条件。

例如，那些承认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适得其反的人，仍然主张基于贫困或其他社会经济标准的平权行动。他们的政策已经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种族冲突、两极分化和持久的仇恨——在表面上的受益人与那些憎恨给予表面上的受益人优待的人之间，这一事实无碍那些策划了这一政策的人，无所畏惧地寻求继续行使其先发制人的特权。他们的大胆假设，与他们对相关数据的压制，和对持不同观点的人的压制和妖魔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们无视相关论争。

许多被冠以“社会正义”之名的话语，都隐含地假设了 3 件事：

（1）看似不可战胜的谬论，即在没有他人的偏见对待的情况下，不同的群体将同等成功；

（2）不同结果的原因，可以通过搜集显示不平等结果的统计数据来确定；

（3）如果更幸运的人无须完全为自己的好运负责，那么政府——政治家、官僚和法官——将通过干预有效地产生更好的结果，或道德上更好的结果。

当我们观察现实世界中的事实时，我们会反复发现结果的分布有偏差，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自然界都是如此。但是，当我们审视社会愿景或政治议程时，我们发现平等的结果是普遍的假设，而当这一假设得不到满足时，它就是政府强加的规范。如果某些社会类别的人在特定的职业、机构或收入阶层中没有获得平等的代表性，那就会被认为是某人的错误，因为理应存在的自然平等的结果并未得到体现。这似乎就是很多说和做背后不可战胜的谬论。

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无论有多少关于结果的偏态分布的经验证据被提出，并被作为反驳不可战胜的谬论的证据，另一方都没有相应的举证责任来提出，在任何给定的努力中各种社会群体哪怕有着平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试问，在哪个国家，在什么样的努力中，或者在人类几千年历史的哪个世纪，在人们自由竞争的任何活动中，曾经有不同群体有着平等的代表性？人们可以读到大量的相关论点，即统计差异意味着有偏见的待遇，但人们无法找到任何一个在任何努力、在任何国家或在任何历史时期中社会群体均匀分布的实证例子。

在大多数关于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正义”的观点中，同样缺失的是在任何全面、长期的意义之上，这种再分配实际上有多大的可能性。当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金钱或其他物质财富被政府没收或被暴徒掠夺的例子俯拾皆是。但物质财富是人力资本，即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知识、技能、才情和其他素质的产物，而人力资本是无法被没收的。

人们为了再分配而没收的物质财富，是一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耗尽的东西。如果没有创造它的人力资本，它就无法恢复。人力资本本身也不容易由第三方决策者创造。虽然雇用教师和购买书籍是可能的，但购买文化史是不可能的。文化史能锤炼并引导所有人获得对人力资本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技能、习惯和态度。

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没收了生产性人才构成的人力资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如果被没收的物质财富是由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这一过程经常被称为“国有化”，并被誉为本国对外国“剥削”的胜利。当被没收的实物资本属于生产性国内群体时，使用的也是类似的理由，这往往导致许多生产性人才离开该国，他们的离开可能是为了逃离激愤的暴徒，也有可能是因为政府的负面行动——有时还包括大规模的驱逐。

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这些人来到其他国家，成为赤贫的难民。与此同时，他们逃离的国家承受的后果往往是大量人力资本撤离后的经济衰退。这类事例，包括20世纪70年代亚洲人被驱逐后乌干达经济的崩溃，以及这些难民进入英国后英国经济的崛起。类似地，20世纪中叶来到美国的古巴难民，他们一贫如洗，靠从事低水平、低收入的工作而生存下来。但是，多年后，在美国的古巴人的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古巴国家的总收入。

这个主题的变体，可以在许多时间和地点被找到。这类例证，包括15世纪末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这些被剥夺物质财富的人再次在荷兰繁荣兴盛，并在这个过程中为荷兰的经济做出了贡献。16世纪和17世纪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派难民，使瑞士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制表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捷克斯洛伐克将绝大多数德国人驱逐出境，这使得他们曾经聚居的苏台德区在几十年之后仍陷于经济困境。20世纪末，白人农民被赶出津巴布韦之后，类似或更严重的经济灾难发生了。

尽管约翰·罗尔斯和其他“社会正义”倡导者的言论在语言世界中可能极具说服力，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实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在任何全面和可持续的意义之上，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是否真的可行。相反，如果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愿望，即希望看到不太幸运的人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社会正义”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与那些碰巧没有共享这一特定社会愿景的隐含假设的其他人联手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生活从来谈不上“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经济繁荣或其他利益的可能性是平等的。这让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偏见正是其背后的原因。毫无疑问，人类的偏见导致了不公平的可能。但是，说人类的偏见是造成不平等的唯一甚至主要原因，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当智商排在前1%的男性之间以及在同一屋檐下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结果存在重大差异时，以及当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在经济上比歧视他们的人更成功时，坚持认为人类偏见是造成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掩耳盗铃。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在经济上更成功的例证，曾经发生在奥斯曼帝国、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大部分东欧国家。

这并不是说无法作为，无法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为此，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将来还会做很多事情。但方法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这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现状的理解程度和处理方式，而不是根据一些因各种原因看起来更有吸引力的愿景。

尽管无法没收和重新分配人力资本，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力资本是少数几种可以传递给其他人而无损自身的东西之一。但是，阻碍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大障碍之一正是“社会正义”的愿景。在这种愿景下，不太幸运的人的根本问题不是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而是存在他人的恶意。对一些人来说，放弃这一愿景意味着放弃一部道德情景剧。在这部情景剧中，他们把自己视为对抗邪恶势力的战斗勇士。有多少人准备放弃这一切——以及它带来的所有精神、政治和其他回报，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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