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法学论文要目

        自1979年刑法典颁布至今，我国刑法教义学方兴未艾，作为一种刑法方法论逐步发展成熟，并运用于犯罪论体系、刑法解释、刑法适用等问题研究领域。由于刑法教义学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获得学界广泛认可，学界对其基本概念和立场、理论地位和实践作用等方面存在不少认识分歧，其自身也存在空洞和泛化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近40年来刑法教义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归纳，从本体论、关系论、功能论不同层面进行系统探讨，以期正本清源，推动刑法教义学理论进一步发展，并实现其刑事立法和司法应用价值。

刑法教义学；刑法解释学；刑事政策学；刑法方法论

        司法确定力与司法管辖范围的文化选择密切关联，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推动社会权利意识和法律的发展，为司法管辖范围和司法确定力的扩张提供了观念动力；在自由价值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权利体系和法律安排为司法管辖范围和司法确定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立在文化选择基础上的司法管辖范围决定了司法确定力的影响范围；通过文化选择形成的司法管辖权架构决定了司法确定力的实现路径。法律事实建构的文化评价对司法确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为裁决依据的法律事实是发现和建构的真实图景，在这种文化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司法确定力是绝对确定力和相对确定力的结合；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事实是司法公正价值和司法效率价值有机结合的产物，在此文化选择基础上形成的司法确定力是理想确定力和现实确定力的整合；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事实是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有机结合，在此文化评价基础上形成的司法确定力是内在确定力和外在确定力的融合。司法确定力源自审判规则建构的文化整合，法院通过立法民意与司法民意的融合、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整合、法律价值冲突的消解形成审判规则的确定力。司法裁判结果的文化取向也深刻影响司法确定力的形成基础，司法确定力集中体现为司法裁判结果的文化影响力，其表达了同案同判的文化诉求，内含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文化认同意识。

司法；确定力；文化；逻辑

        法感情的主体不仅包括当事人，也包括旁观者，旁观者的法感情是指法官、社会公众作为不义之事的旁观者在不义之事发生时内心涌出的愤怒和义愤之情，或者看到正义伸张时油然而生的愉悦和满足之情，同时，旁观者的法感情还包括他对当事人的愤怒、憎恶、喜爱、同情及对主持正义者的感激之情。法感情的心理根源可以用共情机制来解释。基于理性/情感二分法的成见，人们往往认为情感是非理性的，但是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指出，情感活动其实是认知与评价活动，因而可以是理性的，这为司法裁判接纳法感情带来了一线曙光。由于情感启发式的作用，司法裁判不可能将法感情拒之门外，同时，法感情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也是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法感情为法律发现、法律解释、事实认定、司法判决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当然，法感情的作用也是有风险的，因此，要辨别法感情的对错，对法官正确的法感情要予以积极回应，而对错误的法感情则要坚决加以拒斥或修正，由于公众法感情代表了社会主流的正义感，因此要充分尊重正确的公众法感情，最后，法感情必须要在法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情感；理性；司法裁判；法感情；情绪认知评价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