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作者结束了9年半的知青生涯，上大学前与朋友们合影。（前排中间为作者）

（文末有彩蛋）

知青生涯九年半

江棋生 | 文

一、下乡第一天

人的一生中，有些日子是终身难忘的。1968年10月11日，就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特殊日子。

50多年前的这天下午，在红旗招展、锣鼓声声的常熟南门总马桥堍，我和林生弟带着至为简朴的行装，上了停泊在护城河中的练塘公社路北大队来接知青的木船。在略带激动地与去练塘公社其它大队的校友道别后，我和林生平静地与前来送行的母亲及弟妹们挥手告别，迈开了插队落户下乡当农民的第一步。

当时的我，一名县中66届高中毕业生，离20周岁还差25天。而林生是县三中67届初中毕业生，出生于1951年农历三月三，刚满17周岁半。

练塘公社路北大队地处常熟县城西南约16公里处，毗邻无锡县羊尖公社丽华安定大队。木船启程后，经九万圩、山前河西行，进入碧波粼粼的山前湖，也称尚湖——相传商代姜太公曾因避纣来此垂钓的地方。不久，有东风吹来，船老大遂微笑着扯起风帆，大家也因 “借东风”而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风不大，船老大端坐船尾悠然掌舵，木船稳稳前行徐而不疾。坐在船舱中，我不时和同船的知青沈荣、吴汉、吕稼祥、周惠玲、蒋根才、叶顺龙、严雪祺等人聊，也与后来变得很熟的船老大季小弟的儿子季世云聊。虽然已经不记得聊些什么了，但我至今清楚记得，当时我的心境是相当平和的。而同船的男女知青，事实上也大体如此。既没有人愁眉苦脸，也没有人欢天喜地。

和大家聊了一阵后，我走出船舱，站立船头。当东边的常熟城与我们渐行渐远时，北面的十里虞山却与我们若即若离，一路相伴。那时的我，胸中自有对巍巍方塔和山水城廓的依恋之情，但心中还真没有什么悲切之感：插队地方离家才30多里地，而出身福建永定农家的母亲，又很支持我们兄弟俩去当农民。同时，我也没有多大的豪迈感，觉得 “大有作为”的前程就要来到了。我当时的心态是，既然大学关门，又当不了兵、进不了厂，那么，下乡当知青就很正常。

此外，可能与不少知青有所不同的是，我和林生弟的心中，怀有一种特别的宽慰感：终于能够独立生活、自食其力，为母亲分担一些家庭重负了。

1963年6月27日夜，父亲因突发脑溢血而昏迷。虽由邻居紧急送往常熟一院救治，但三天后就溘然长逝了。父亲过世后，母亲顶班工作，双肩扛起上班和家务的两副重担，靠微薄的工资加大哥的贴补，养活她自己、外婆和我们兄妹五人。即便完全以当年的眼光去衡量，母亲之艰辛，也实在是太沉太重了。而现在，我们兄弟俩一起去农村挣工分吃饭，这对母亲来说，真的是很靠谱的减负啊！

过了不到一个时辰，木船穿越尚湖，在宝岩船闸前落帆。过闸进入望虞河后，东风已不可再借，船老大和另外两位农民改为替换摇橹推进木船。船只在望虞河中往南偏西方向匀速前进，与状如卧牛的虞山亦渐行渐远。薄暮时分，经姚家桥、大坝上，我们平安抵达路北大队大队部所在地——大坝桥。曾在桥上等候多时的农民们已经散去，但仍有少许孩童，终于好奇地等到了城里知青的到来。其中一位来自我所插的生产队，叫季连云。他那天在桥上奔来跳去、大呼小叫的情形，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大队书记姜林生、大队长周根兴和大队会计罗永良在大队迎接我们，并已临时支起大锅，给我们熬煮大米稀饭。吃过晚饭，显然已没有时间一头扎到各生产队去了。姜林生对我们说，你们中间谁去哪个生产队落户，明天上午宣布。今晚，你们就在小学教室里将就一夜吧。

我们听了，觉得在理，就各自动起手来，将课桌相拼成床，放上自己带来的铺盖卷。经简单洗漱，又热烈地侃了一阵大山后，大家就很快进入了知青岁月的第一个梦乡。

二、插到生产队

10月12日上午，姜林生宣布了知青落户的具体安排，沈荣去4队，叶顺龙去8队，吕稼祥去9队，蒋根才去10队，周惠玲去13队，等等。我和林生弟则上了12生产队的水泥船，往西再往南，几分钟后就到了季家塘（12生产队的村宅名）的浜梢头。我一眼看到，昨天去城里接我们的那条木船，已经撤去了红旗和标语，素颜地泊在那里。

当时，按政策每个知青应有的一间房，还没来得及盖。队里腾出了存放农药的一间小队仓库房，放了两张新购的单人竹榻床，作为我们的临时住所。我们的吃饭问题，则暂时由队里安排去农民家搭伙来解决，我们付农民钱和粮票。

那天下午，小队会计季明保带我去认领分给我们的自留地；每人一分半，我们兄弟俩有三分自留地：七块大小不一的分布在村宅四周的旱地。我一一记住，心想以后吃菜和吃南瓜、山芋、玉米，就全靠它们了。

队里也给我们备好了各种干活用的农具，如坌田用的铁鎝，挑泥用的泥篮，施肥用的粪桶，挖沟用的湖锹，割稻用的镰刀及毛竹扁担等，都暂放在小队仓库房中。

上述数项，与其他插队知青的经历，大同小异。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我敢说，那是插青中几乎没人做过的。

我们下乡后，很快给母亲寄出了一封报平安的家信。数天后，母亲来信了。母亲在信中说，由于为我们兄弟俩置办插队所需的生活用品，现在连最必要的家庭开支要用的钱，都快拿不出来了。她不得不要我向生产队实话实说，开口问生产队借30元，以解燃眉之急。

接信后，我深知母亲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亲朋好友处都已去借过；为了外祖母和家中的三位弟妹不至于挨饿受冻，她想到了这个唯一还有可能的救急办法。然而，尽管如此，我要向生产队贸然借钱，到底是一件很让人纠结的事。城里人到乡下来还没几天，活还没怎么干，就要张嘴借钱了？！这种开口很不好意思，这是一。更主要的是，队里干部若是信不过你说的话——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信不过，委婉地不借给你，那会是多么尴尬啊！

起码踌躇了一整天。第二天中午，我找到队干部季洪兴和邵全保，忐忑地将我这个城里人的家中囧境如实相告，提出了借款30元以补无米之炊的要求。使我备感欣慰的是，那天下午，队里就答应了我的请求。我郑重立下借据，从小队出纳员手里拿到了沉甸甸的、也是很有温度的30元。

不久，母亲特意赶到乡下来，当面向季洪兴和邵全保致谢。半个世纪以来，我对此一直怀有不敢淡去的感恩之心。而队里的农民，后来与母亲一直有走动和交往。他们对母亲的一致评价是：她是一个最看得起农民、对农民最实在的城里人。

三、不甘人后

知青下乡，不管你是否对 “大有作为”有想法，有憧憬，都首先要过两个关：生活关和劳动关。

对我来说，过这两关，并不算难。

我从小就过十分清贫的生活，带到乡下去的棉袄，上面的补丁比农民棉袄上的还要多，直引得他们议论纷纷，感叹不已。此外，我从小帮着母亲做家务，不仅会炒菜、洗衣、搞卫生，连一般的缝缝补补也都拿得起来。所以生活关，说过就过了。

过劳动关，也并不太费劲。1963年秋读高一时，我就和全班同学去王庄公社盛家桥大队参加过秋收秋种；我在界泾岸生产队劳动，学会了割稻、岔田等农活。

1964年夏，我们高一（1）班又去城郊公社夏收夏种；无论是割麦还是挑担，我都干得很欢。读高二、高三时，我们也一样去王庄、福山和谢桥参加 “双夏”和 “双秋”。虽说1966年夏天由于复习迎考我们未去福山公社参加“双夏”，但在1966年10月底，我仍和全班同学去了吴市公社6大队14生产队——夏家宅参加了秋收秋种，学会了摘棉花、种小麦。1967年10月至11月，我和一些同学还自发地去王庄公社尤巷大队前介庄生产队割稻、种麦。1968年5月至6月，我们又自发地去谢桥公社勤丰大队割麦、莳秧。

有了上面的丰富的“学徒”经历，1968年10月插队落户到季家塘生产队时，我虽说尚不足20周岁，但已是城里人中会干农活的一枚老司机了。

我的问题不在于过关，而在于性格中的争胜好强、不甘人后。生活上，我当然不能争，也无法争。而劳动上，尽管我没有壮实的身板，但我要自己干得和农村中的全劳力（每天能挣10分工）一样，甚至，能超则超。不过这一来，我的苦就吃大发了。

先说割稻、割麦和莳秧。为了不让别人追上，也为了追上别人，你的动作必须更得法、更敏捷，同时要尽量减少直起腰来休息的次数。在这种原始劳作中，挥汗如雨是小事；要命的是腰酸背痛难忍，你得咬住牙根，才能长时间坚持下去。那个时候，你会将直腰视为人生的莫大享受，将平躺在松软的稻草上，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再说岔田。新装的铁鎝柄不够光滑，手上又没有老茧，不用多久，两只手就打起了一排血泡。起了血泡，不是歇工的理由。你得继续奋臂挥动铁鎝，将收割后的水稻田翻个身。于是很快血泡破裂，嫩肉碰上铁鎝柄，疼得钻心。而这也不是不甘人后者歇工的理由。怎么办？垫上手帕或手套，在流血流汗中咬牙硬挺。收工后的当天夜间，血泡开裂处仍一直作痛。如果不是累得精疲力尽，你根本无法睡去。

接说挑担。挑河泥、猪窝灰、粪水或挑稻、挑麦，每担都要一百多斤重。在肩上没有磨出茧子前，你会经历起血泡和血泡裂开的痛苦过程。肩上有了隆起的厚实茧子后，“百步无轻担”依然是一直管用的常识和真理。你要和壮劳力干得不分上下，就得把担子生生扛住，且要学会换肩——不歇脚，将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过一会再从左肩换回右肩。挑着一百多斤重担不换肩，能走上五里平地，那就算天下无敌了。老实说，即便会换肩，在活紧任务重的农忙时节，长时间挑担也直使你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腿酸脚胀、举步维艰。

说到挑担，还不能不提到 “发水担”。小满节气过后，经太阳曝晒后的大田里放了水，这时，要由男劳力把农家的猪窝灰（猪粪肥）按合适的稀密度挑到水田里，再由妇女和老人用双手去撒灰，即将猪窝灰均匀地撒在田里。挑猪窝灰都采用传担方式或接力方式来完成。第一位挑夫将猪窝灰从猪圈里挑出来，担子不着地传到第二位挑夫肩上，再依次传到第三、四、五……位肩上，最后一位挑夫在田岸（田埂）上接到担子后，光脚将担子挑到水田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到合适地点将猪窝灰倒掉，这就叫发水担。

发水担时，会发生挑夫身子倾倒而浑身湿透的事。更不幸的是，不像耙田或莳秧时，你可以轻轻移动双脚以避免划伤，肩负重担在水田中跛行，双脚容易被碎玻璃、碎瓷片或碎瓦片划破而鲜血直流。我自己就曾好几次双脚被划破而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最后说罱泥。罱河泥是将河底的浮泥搞起来，用作庄稼的有机肥料。罱河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站在船上，使用长柄铁畚箕伸到河底去扒，一畚箕一畚箕地将河泥倒入船舱中；满舱后，再将河泥舀甩到岸边的河泥筑上。这种方式技术含量不高。

另一种方式是用罱网去罱。一人将船撑住，另一人站在船头，将装在两根连结成叉状的竹竿头上的罱网，顺着船头方向紧贴河底推进一段距离，然后将分叉的罱竿收拢并夹紧，并将罱竿往上提；当网兜被提至水面时，巧使爆发力一下子将网兜提进船舱，松开罱竿将河泥一卸入舱。这种方式颇有些技术含量，知青一般不愿去学。而我既想干得不输农民，就一定要学会这项农活。

为此，我先置办属于自己的罱网（罱杆为生产队所有），花了2元钱。再就是请人为我撑船，找时间下河去多多练习。练得七七八八了，在别人罱泥时，上船志愿帮他罱几把，用以检验自己对技术的掌握程度。基本过关后，就向队里提出要正式成为一员罱泥“战将”，并寻觅到不怕吃亏、愿和我这个新手配对的搭档。幸运的是，和我差不多同龄、为人憨厚的邵阿的成了我的罱泥伙伴，直到我于1972年年底离开生产队去当亦工亦农电影放映员，他一直是我的好搭档。

应当补充说一下的是，比罱河泥更有技术含量的，还有犁田、开灰潭和在秧板上播撒稻种这几项农活。队里养了一条老水牛，在秋种时用于犁耕一些小田块。我注意到，这项活计专由饲养员吴生生干，别的社员都不碰。每当看到吴生生给老牛套上犁铧，发出指令让老牛前行、驻足、转身返回时，我总心里痒痒想尝试，但终未开口提出。而在秧板上撒稻种，既要控制总量，更要疏密合适，这项活计也是由一、二位老农专任。与很想人牛一体地驭牛扶犁不同，我没有生发要试一把播种的念头。

开灰潭是江南水乡的一项体力活，更是技术活。晚春时节，要在每块大田的一个角落，由一人或一人为主，用铁鎝将泥块翻起，再将泥块筑成一定高度的、圆圆的潭沿，踩压结实并细细敲打内沿，以保证潭沿不漏水。以大田平面为基准，潭底深约60—70厘米，潭沿高出约40—50厘米。潭沿并非垂直，向外有倾角。过些时日，待潭沿收水、定型后，就要干一项叫做腌灰的农活了。

所谓腌灰，就是将种植的一种绿肥——红花草，与被加进稻草缠裹的河泥筑上的半干河泥，一层夹一层地放进灰潭，最后放水浸泡，使潭中的绿肥和河泥分解发酵，成为较好的有机肥料。大约半个月至20天之后，男人们就要 “发担”，就是用长柄铁鎝将潭中有机肥放入泥篮，再一担担挑到大田里，使其均匀分布。最后，将潭沿捣毁并填埋入潭，使灰潭之处复成大田的一部分。  

开灰潭这项活计，我是认真学了。但实话实说，我一直未能独自胜任开出一只完整的灰潭，总是与人合作，且打下手的时候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