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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 特朗普政府太空防卫战略调整的动因、特点与影响

龙坤等 军事高科技在线
2024-09-16

文字来源《国防科技》2021年第42卷第4期

引用本文:龙坤,朱启超,陈曦,马宁.特朗普政府太空防卫战略调整的动因、特点与影响[J].国防科技,2021,42(4).


摘 要

面对太空领域变化的安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相对衰弱,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太空防卫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太空防卫战略,特朗普政府明确将太空作为新型作战域,加快天军建设,并以中俄为主要对手,联合盟友构建军民一体、内外联动的太空防卫体系。本文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于太空防卫战略的调整凸显了美国欲加快太空武器化、谋求外空绝对军事力量优势的霸权企图。但这无疑会加剧目前愈演愈烈的太空“安全困境”,将更多国家拉入“太空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中,对国际太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展望拜登政府的太空防卫政策,其军事色彩会略微下降,但也将更重视技术积累和太空的开发利用。

引言

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太空域的重要性和军事化趋向正变得日益突出,大国围绕太空这一新兴领域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安全环境下,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太空防卫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2020年6月17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太空防卫战略》(Defense Space Strategy),正式推出了特朗普政府最新的美国太空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战略指导文件。该文件实际上取代了2011年由奥巴马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报告,将重心从“注重威慑”转向“寻求优势”。与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的出台过程一样,新的 《太空防卫战略》也是在2018年《国防战略》  《核态势评估报告》和《国家太空战略》的基础上制定的太空态势评估报告,是特朗普政府首份太空作战指导文件。《太空防卫战略》已经成为美军确保太空优势的重要一步,将为美国未来十年的太空战略确立阶段性战略指针[1]。本文将以《太空防卫战略》为主要参照,结合特朗普政府在太空领域的重要政策讲话和采取的最新举措,剖析其调整太空防卫战略的背景和动因,考察其相比奥巴马政府太空防卫战略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并分析研判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调整太空防卫战略的背景与动因

特朗普政府认为,在中俄两个竞争对手大力整合新兴技术发展天基作战侦察手段,中小国家不断向太空进军以求得一席之地的大背景下,美国需要迅速有效地应对挑战,着重利用自己和盟友的太空力量,控制和开发太空,实现战略和战术目标[2]。在充分吸收2019—2020年情报界发布的多份有关太空安全的综合评估报告后,美国正式将保持太空优势地位作为自己的最高战略目标。分析来看,特朗普政府调整太空防卫战略,主要出于几点考量。

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太空战略地位愈加凸显

《太空防卫战略》指出,大国竞争决定了当前的战略环境。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控制太空既是展现国家力量与威信的表现,也是实现它的唯一方式。因此,太空登上了大国竞争的中心舞台。虽然文件也提及了朝鲜和伊朗的威胁,但美国认为它当前面临的主要对手是中国和俄罗斯,未来中俄两国的威胁更加“紧急而持久”。2019年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布的《太空安全挑战》报告认为,中俄两国在太空发射和探测能力、情报收集与通信导航能力以及反卫星能力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俄罗斯的反卫星武器已经使美国开始丧失在太空中的优势[3]。天基能力是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太空军事资产,并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依赖天基力量在全球内的部署。根据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统计的数据,截至2020年3月底,美国在役卫星总数为1327颗,是中国在役卫星总数的4倍,其中军事卫星192颗,并且大部分侦察预警卫星的质量都高于中俄[4]。以侦察卫星为例,美国在役“锁眼”系列卫星的最高分辨率高达0.1米,是世界上分辨率最高的光学侦察卫星。此外,美军还拥有具备全天时全天候侦察能力的高光谱成像卫星和SAR成像卫星,依靠成熟完备的侦察卫星系统,实现了超一流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

传统上,各国默认安装在各种间谍卫星上的传统载荷可以进行航天侦察和情报收集任务。但考虑到外层空间优越的战略环境(高度和真空地带),即使是部署在太空的常规武器也会对地球直接造成毁灭性伤害。面对中俄太空力量的快速发展,太空对美国的诱惑很可能使外空武器化无法避免[5]。美国太空和导弹系统中心(Space and Missile Systems Center,简称SMSC)司令汤普森中将就表示,美国已经寻求发展新的太空战争技术,包括反卫星武器防御、新的导弹防御系统、新的红外导弹警告传感器、天基进攻武器甚至某型太空无人机[6]。美国利用太空的天然优势发展拒止能力将使其未来在太空中不受任何威胁和挑战,保证其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太空,并能在太空领域自由行动。

美国对“丧失”太空域领导地位愈发焦虑

美国政府早已表现出对“丧失”太空优势的担忧,而最令其焦虑的是太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弱化。冷战结束后,面对多极化发展的太空格局,不同国家提出了不同的太空规则倡议,美国逐渐失去了冷战时期“一呼百应”的主导地位。此前中俄两国曾联合提出《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PPWT)倡议[7],得到了联合国外空委的高度赞赏,但美国却态度冷淡。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认为自己应该在一系列外空活动准则的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有利于美国行动的制度实现对中俄的“规则威慑”。美国国家情报局在2019年1月发布的《国家情报战略》中也指出,“太空民主化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太空不再是专属于美国的领域”。美国不甘心太空治理规则被中俄等国和国际组织染指,因此,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巩固太空领导地位,从而在太空治理规则上发挥主导权[8]

中俄两国太空技术进步也是重要推动因素

《太空防卫战略》指出,中俄两国太空技术的进步给美国带来了不少外部威胁和内部挑战。美国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发展、测试和部署太空对抗能力,并研究与之相关的军事理论,试图推动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这“对美国构成了最大的战略威胁”。潜在对手的实力和商业太空能力的进步,令美国在地球和太空的活动遭到暴露的可能性不断增大,阻碍了美军在各领域的机动和行动自由。同时,美国国防部认为,潜在对手正在利用商业太空活动的技术进步,以更低成本来扩展其太空能力。因此,美国需要继续依靠太空来投送兵力,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区域比对手做出更快速的反应。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简称AFRL)的研究团队早在2018年就发文要求空军空间司令部(Air Force Space Command,简称AFSPC)准备好迎接空间沦为全面战场的挑战,AFSPC必须建立快速突破能力,以不对称地重新安排太空作战秩序。这项工作建议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空间创新力量”(Space Innovation Force,简称SIF),如果得到适当的授权,具有超高自主性的SIF部队将提供使敌人在短期内无法对抗的革命性技术能力[9]

概言之,特朗普政府认为,在科技迅猛发展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太空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正在受到重大威胁,这一变化给美国的太空防卫力量带来了新的威胁、挑战和机遇。基于这一认知,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太空防卫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

新版美国太空防卫战略的主要内容

美国国防部在新出台的《太空防卫战略》中,勾勒了美国理想的太空环境。首先,国防部要着重利用已有的太空力量,控制和开发太空,实现战略和战术目标;其次,太空领域应该是安全、稳定和可到达的,这就要求美国继续推进月球计划、火星计划和其他深空探测计划;最后,美国在太空要拥有持续、全面的军事力量,美国可以在战争期间利用太空对其他所有领域投送和运用力量。上述愿景其实与2011年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提出的“强化安全稳定、保持战略优势、制定行为规范”三大目标的基调是一致的,即保持并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霸权应该“常抓不懈”,只不过特朗普更加突出了将太空作为新型作战域的迫切性以及军事力量在太空中的战斗属性。

提出太空防卫领域的三大目标

为了实现上述理想环境,美国国防部树立了太空领域的三个宏大目标。一是维持美军在太空中的战略优势。美国国防部希望建立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控制地位、维护和保持美国在太空领域的行动自由。为此,将为捍卫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的太空利益做好准备,阻止竞争对手恶意使用太空。二是整合作战能力,为国家、联合和联盟作战提供太空支持。美国建立天军的目的就是通过持续、全面的太空军事优势,部署先进的太空武装力量,进而实现各个领域的国家联合作战。美国国防部还将大量利用国内的商用太空产业成果,全力支持未来的太空联合作战。三是确保太空稳定。美国国防部强调要制止对手的太空侵略行为、保证外层空间的安全运输,以及要在太空实行国际公认的负责任行为。但对于这类行为具体有哪些,美国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从这些目标中不难发现,在美国看来,中心问题是潜在对手在太空中的意图和技术进步正在威胁美国的太空拒止、保护国家利益以及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而美国的太空防卫体系并不能适应这样的战略环境,因此,才需要对这个体系进行重大调整,使其适应“大国竞争”的需要。

明确四大优先事项

在这三大目标的基础上,美国国防部进一步明确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四大优先事项。

一是建立全面的太空军事优势。为了实施特朗普的太空战略,美国重建了国家太空委员会,组建太空发展局。《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还在国防部设立了两个天军的军政职位,一是空军航天采办助理部长,负责航天系统和计划的采办事宜;第二个职位是天军作战部长,由原太空司令部司令约翰·雷蒙德续任司令,与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和其他军种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共同列席参谋长联席会议。组织机构方面,太空司令部下辖联合部队太空组成司令部和太空防御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两个下级司令部,全面接管原战略司令部太空作战的职能,对分散在美国各军种的太空力量实施统一指挥、集中管理。天军也将利用空军部门75%以上的支持能力来大幅降低成本并避免职能重复,形成精简化、扁平化的太空指挥控制体系[10]

新组建的执行机构和新产生的关键岗位几乎重塑了整个太空领域的管理体系和功能体系,并使天军成为美国抢占军事制高点的新型作战力量。但美国国防部也意识到这支新型力量的建设周期将会很长,而中俄等国早已集中优势战略资源倾力建设。因此,美国国防部希望能发展一个可以整合新兴技术和商业科技成果的太空体系,通过与盟友和伙伴的多域联合作战,夺取太空的军事优势。

二是将军事太空力量整合到国家及多国联合作战行动中。虽然美国早已凭借自己卓越的太空实力成为世界头号军事航天技术强国,但鉴于地理、资源及财力的制约,美军认识到仅靠本国力量难以确保覆盖全球的军事航天优势。加之随着西方盟国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对于美国来说,值得与之开展合作的同盟国也日益增多。早在2015年,美国就已经与八个国家(按缔约顺序分别为澳、日、意、加、法、韩、英和德国)、两个非政府组织以及数十家高科技企业缔结了军事航天技术合作协定,其合作内容涉及宇宙监视、卫星采购与运用、宇宙联合作战等[11]。而据国防部主管太空策略的前副助理部长史蒂芬·基泰表示,美国已通过联合太空作战计划,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和德国建立了情报共享关系,下一步将把盟国纳入联合太空作战计划中并通过演习强化协同能力[12]。此外,为了呼应美国天军的成立,日本也已于2020年5月设立了“宇宙作战队”,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正在山口县建设的雷达,配合美军对太空进行实时监测。日本也已经同意在其“准天顶”军事卫星上加装美太空态势感知的传感器,以实现情报共享[13]。显而易见,未来日本在太空军事力量建设方面将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正是基于充分利用盟国的太空优势资源的重要性考虑,《太空防卫战略》指出,把卓越的太空能力整合到整个联合部队中、与盟友和伙伴实现作战一体化,对于确保美国在太空的军事优势、应对太空威胁至关重要。

三是塑造战略环境。这里的战略环境指的是美军在太空拥有的相当于对手的优势环境,既指在太空武器数量和质量上优于竞争对手,也指在心理上拥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单方面掌控和主导未来太空规则的制定。早在冷战时期就有专家指出,将来美国与运用太空武器的强大敌对者很可能形成对峙,美国太空战略需从“加强利用太空的战力”为中心过渡到实施“攻势的太空控制”,按照控制“高地”者可控制“低地”的格言掌握“制天权”[14]。制天权理论的研究表明,为了争夺对太空的控制,敌对双方对卫星的破坏与反破坏、干扰与反干扰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一项主要内容;以太空为主要战场,以太空武器为主要力量,以反卫星战、反弹道导弹战为主要作战样式的太空战可能在21世纪发生[15]。因此,对于太空技术发达、能够充分利用空间资源的国家而言,战场将近乎透明,胜算也将大大增加。

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太空战争,《太空防卫战略》认为短期内美国不能完全适应太空作战环境,也不会迅速赢得太空战争,因而塑造战略环境是持续性的。国防部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太空领域的稳定性,减少潜在风险。国防部将与国务院、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对太空中的适当行为形成共识,与包括潜在对手在内的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进行积极接触,以保护美国、盟国和伙伴国的安全利益,减少国家间发生误解的可能。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通过接触手段争取更多有益于自身行动的盟友并加快天军力量建设,待到占据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显著优势后,再构建“美国治下的太空秩序”。

四是与盟国、合作伙伴、工业界及其他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合作。从以上的诸多措施可以看出,特朗普的太空防卫战略高度强调国防部要与盟友、美国其他主要部门和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因为这样才能加强与国际伙伴和商业公司的太空合作。国防部要促进与盟友和伙伴一起承担责任,在战略、政策、能力建设和作战领域方面大力合作。

盟友的太空军事力量固然是美军着力推进的联合对象,但这涉及到一系列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对部分合作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相比之下,与国内机构进行合作则便捷高效得多。目前天军在推进与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合作方面也更为快速而顺畅。天军已经与NASA签署了一份用于共享月球空间探测技术和合作开发新太空探测技术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取代了NASA与原空军太空司令部已有的长达14年的合作备忘录。在协议中,天军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美国在太空的行动自由,NASA则负责通过“阿尔忒弥斯”(Artemis)计划将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这样可以实现对月球空间的全方面态势共享[16]。事实上,NASA自195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与美军展开合作,双方在侦察卫星项目、空天飞机项目等军用太空项目上都有过深度合作。NASA现任局长吉姆·布莱登斯汀也表示,NASA与军方的伙伴关系对于确保美国在继续利用外层空间方面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至关重要[17]。可以预见,除了外空技术、项目等合作之外,美国还将会利用其广泛的盟友网络来推动外空规则的讨论和制定工作,即通过“代言人”在联合国框架内外开辟多条外空规则或议题的战线,推广美所主张的有关透明度、空间碎片、外空军事行为及外空军控的标准和立场。

特朗普政府太空防卫战略的新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出台“星球大战计划”并提出太空“高边疆”理论以来,美国太空战略不断得到新发展,太空军事化步伐也日益加快。苏联解体后,布什政府重组了国家太空委员会,用“防御有限打击的全球保护系统”代替了“战略防御”,更注重太空开发的实用性。克林顿政府则以国家科技委员会代替了原先的航空航天委员会,使国家太空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及国家发展全局更加协调。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太空战略则更加强势,追求在太空领域的绝对优势,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措辞也更加强硬,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太空新秩序。同为共和党总统的特朗普在这方面与小布什有极高的共识。也正是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开始大力发展军事太空能力,尤其是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后,美国的太空战略开始转向太空军事化甚至是武器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奥巴马政府虽然将国家太空战略转向多边主义,但认为太空安全环境已经进入“3C”时代,即轨道交通日益拥堵(Congested)、权力斗争日益加剧(Contested)、实力竞赛日益激烈(Competitive),仍不放弃追求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以和平使用太空为口号继续发展军事力量。特朗普甫一上台,就正式宣布重建国家太空委员会并积极推进天军的组建,加速了太空军事化进程。这不仅是对前几任总统太空战略的继承,也是特朗普执政特色和威胁转向下的新调整,其所具备的显著特点也是前几任总统所无法比拟的。

强调太空作为新型作战域的重要性

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在制定太空战略时,都大致遵循着《外空条约》所规定的“和平利用太空”原则,而特朗普政府则打破这一“惯例”。2018年参联会发布的新版《太空作战》条令首次确立了“太空联合作战区域”的概念并首次对“太空域”进行了定义。此次出台的《太空防卫战略》则再度明确将太空作为作战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实际上也与特朗普政府2018年3月颁布的《国家太空战略》概要中呼吁维持太空军事霸权的目标相吻合。而为了大力发展中坚作战力量——天军,美国也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天军的组建过程将先期花费约30亿美元,此后每年需要五角大楼划拨约13亿美元。按照目前的预算安排,美国的太空防御预算已经是俄罗斯和中国太空力量建设费用总和的两倍[18]。除了在预算上大力向天军倾斜,美军也高度重视天军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建设。在与104个国家和组织达成太空态势感知服务和数据共享协议后,美国还计划扩大基于云技术的太空态势感知数据用户群,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实现各类型传感器数据的整合汇总,并设定不同保密级别的用户权限,这样可以具备管理多个安全等级的数据访问功能,发展端到端的“太空控制”能力[19]

同时,美国也将逐步拓展其太空态势感知合作的范围及装备部署区域。美国已经与日本达成协议,在2023年完成太空态势感知系统联接,实现对别国卫星与宇宙垃圾情报的实时监视和情报共享,建立联合防御机制;而在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美国计划部署“地基光电深空系统”,与其它站点系统设备共同监视、跟踪高轨目标,以提供近80%地球同步轨道目标的信息。而在天军的具体作战原则和条令方面,就在《太空防卫战略》公布后不久,国防部就发布了首份名为《太空力量》(Space power)的高级作战学说。该学说涵盖了诸如通用术语、作战和战术学说、培训和教育、任务分析、决策以及支持美国国家安全的太空战略发展等问题,将成为后续天军作战和战术学说发展的基础[20]

渲染中俄在太空域对美国的威胁

自2007年中国击落废旧气象卫星事件以来,美国对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敌意便日渐凸显,美国高级官员也在多种场合大肆渲染中国的太空威胁,认为中国的太空能力对美国的军事安全构成了重大冲击,甚至认为中国有意挑战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并引发太空军备竞赛[21]。作为传统太空力量强国,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时期大部分的太空遗产,尽管由于国内经济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大力发展太空力量,但2015年俄罗斯集中全部优势资源组建了空天军,授权其进行太空军力建设。近年来,俄罗斯不断调整威胁判断,认为美国在太空部署武器将影响世界局势的稳定,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加剧,因此,俄罗斯需要研制包括高超声速武器、新型战术核武器在内的多款反击武器来确保威慑战略的持续有效性。面对中俄两国太空力量的快速发展,《太空防卫战略》极力渲染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太空行动构成的威胁。文件声称中俄已经分析了美国对太空的依赖,并健全了专门的条令和组织,用来对抗或阻止美国进入太空和在太空作战。同时,中俄对太空的利用正在显著扩大,两国都将太空作为其国家和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条令表明,他们认为太空对现代战争很重要,并考虑使用太空对抗能力,作为削弱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军事实力、赢得未来战争的手段。

推动太空领域公私伙伴关系的战略捆绑

特朗普作为名副其实的“商人总统”,对壮大美国的太空经济,促进经济繁荣颇为用心。为此,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支持太空商业化进程,并将此作为赋能天军快速建设,全方位掌控规则制定权的有力基础。表面上看,诸如SpaceX、蓝色起源等颇有雄心壮志的私营企业都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太空发展规划,但实际上,这些公司的总裁都是2017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的顾问组成员,这个涵盖军政商三方高层人物,由副总统彭斯任主席的委员会已经成为美国太空政策制定的核心团队。而就在太空委员会成立前不久,SpaceX就为美军发射了一枚高度机密的侦察卫星,这是SpaceX首次为国防部执行秘密任务,而在其纳入美国太空战略重要参与者后,还将为美军发射新的全球定位系统卫星,成为五角大楼的主要发射服务供应商[22]。国家太空委员会很好地实现了太空领域公私伙伴关系的战略捆绑。更为重要的是,负责太空作战的核心部门“联合太空作战中心”也增加了商业公司代表席位,军民协同开展卫星运行管理,并以此评估能否通过整合工业部门的能力和经验来强化作战能力[23]。一旦未来战争需要及时发射卫星保障太空卫星网络的可靠性,这些航空工业公司就是最关键的后备力量。

特朗普政府太空防卫战略的新特点

各国围绕太空资源的争夺正在日益加剧,美国在此时出台《太空防卫战略》,目的在于统合目前分散的太空资产提供者,加紧夺取日益紧俏的轨道资源,占据太空高地,确立全方位多领域的太空优势地位。但这无疑会加剧目前愈演愈烈的太空“安全困境”[24],将更多国家拉入“太空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中,对建设和平有序的外空秩序造成严重冲击。

首先,对美军而言,天军的地位将变得愈加重要。特朗普执政后极力主张组建天军,并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进程。美国国防部2021财年预算为天军申请了约154亿美元,其中,103亿美元用于航天系统的研究、开发、测试与评估(RDT & E)[25]。这一系列举措都彰显着太空这一作战域越来越受到美军的重视,天军在美军中的地位将变得愈加重要。特朗普先后发布4次总统指令,签署大力发展太空力量的国防授权法案,出台新的《太空作战》条令,从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两方面同时发力,促进太空作战体系从“作战保障”向“作战运用”转型,渐趋形成态势感知、攻防作战、支援保障的太空作战体系,其政策举措将可能进一步加剧太空军事化进程[26]。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天军将加强太空武器研发和部署,开发验证新型太空作战概念,并在必要时实施太空作战,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活动,对在轨卫星安全运行构成极大威胁。在初步完成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建设后,天军的建设重点将转向在作战计划中整合反太空作战力量(counterspace operations),具体可分为进攻性反太空作战和防御性反太空作战行动,其中,进攻性反太空作战将是首要选择并将重点规划建设,防御性作战力量则可以依托现有太空资产进行优化[27]。反太空作战力量建成后,美国将拥有攻防一体的太空军事力量,进一步巩固其太空霸权。美军拟定的天军基本作战架构[28]如图1所示。

图1  美军拟定的天军基本作战架构


其次,美国推动太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可以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带动航天产业发展,但新技术领域的军民融合可能加剧外空动荡。航天技术是人类最高精尖的技术之一,航天技术的开发需要集全国之力,而军民商三方在技术开发和应用上本就存在很大的互补性。特朗普政府提倡的深度军民融合可以有效推动太空技术的开发和积累,新技术一旦取得突破,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垄断,不仅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为国家安全增添新的屏障,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一直以来,为避免直接的太空军事化,美军一直以商业技术或商业用途为掩护,寓军于民发展太空攻防手段。这虽然可以发挥美国太空军民融合的优势,但却极容易模糊真实意图引起误判。另外,美国的这种做法不仅会在国际上形成“示范效应”,还会加快反制措施的研发,加剧太空对抗。

最后,太空军备控制将变得更加艰难,太空军备竞赛将加剧。一方面,在地球轨道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以及军事试验平台是不被禁止的;在地球轨道进行常规武器的试验和军事演习也是不被禁止的[28]。因此,未来数年内美军很可能借机在地球轨道展开武器试验甚至是实战部署。美国的太空威慑也会增加核战的风险。美国的太空威慑没有排除对潜在对手的太空资产进行打击的可能性,便存在引发核战的风险,因为大国把对卫星的攻击看做是对其核力量攻击的前奏[29]

如果未来不能对太空武器化进行条约限制,美天军很有可能依靠各类新装备实现全球快速打击,而这会严重破坏大国间的战略平衡。此外,由于目前没有具体的条约来规范空间武装冲突[30],因此,美国也高度重视规则战的战略意义,结合自身太空安全战略和实际进展情况,巧妙利用现行外空国际法规则,引导有益于美国外空霸权的规则制定过程,并在必要时利用盟友的力量塑造对中俄的舆论压力,软硬兼施压制中俄正常的太空力量发展。

结语

纵观美国太空战略的发展史,军事应用价值一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美国关于外层空间的初步政策》,首次确立“军民双轨、以民掩军”的太空战略以来,历届总统都高度重视太空技术的军事应用,并在各自任期内主动适当地提升太空军事力量发展在美国太空战略中的比重。而特朗普在上台后以“美国优先”原则为牵引制定国防战略,反映在其《国家太空战略》中,就是鲜明地指出在太空战略的军事应用方面要确保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维持以实力求和平的太空军事霸权[31]。在此原则指导下,《太空防卫战略》正式将太空作为新的“作战域”,并谋求在太空实现美国的绝对安全和绝对优势,对此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

毋庸置疑,美新版《太空防卫战略》强调和提升了太空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其将太空作为新型作战域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太空防卫战略》对于巩固和进一步提升美外空博弈实力的作用尚有待观察,但新的太空防卫战略已然标志着美国的太空战略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并将在未来数年内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对于外空规则制定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展望未来拜登政府的太空政策,一方面,他会努力将NASA的注意力转向地球,让NASA更多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加强观测等任务中,让人类对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地球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也将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的太空政策,包括“阿尔忒弥斯”计划、登陆火星计划、建设天军等。拜登团队甚至已经开始物色未来领导航天事业的人选,比如拟任命副总统贺锦丽接管白宫太空委员会[32]。但是,让NASA重新关注气候变化等问题也意味着,NASA将和所有政府机构一样不得不解决有限资金的合理分配问题。同时,拜登政府在国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其他资源被大量占用的情况下保持太空军事力量的有序发展,因此,拜登政府的太空政策的军事色彩会略微下降,将更重视技术积累和太空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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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文字 | 龙坤(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朱启超(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陈曦(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宁(联勤保障部队)

图片 | 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张于舒晴

审阅 | 颜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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