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Inflation in the near-term and the medium-term
作者：Philip R. Lane，ECB执行委员会成员关于近期通胀，在上周的一篇博客中强调，目前的高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两个因素影响的。其一是疫情周期，即在过去一年中，疫情周期导致产成品出现全球性的供给瓶颈。其二，也是对欧元区最重要的，是近几个月能源价格大幅度的飙升。全面分析能源价格上涨对近期和中期通胀动态的影响需要考虑四个因素：第一，通过HICP（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欧洲央行追踪的通胀指标）中的能源组成部分产生的直接影响。第二，间接影响，因为能源是HICP中许多其他组成部分的重要投入品，包括食品、运输、货物和许多消费服务。第三，对工资造成“第二轮”效应的可能性，即应在一次性或补充性的工资调整与通胀预期修正之间有所区别，因为后者将对工资增长产生持久影响。第四，宏观经济影响，高能源价格通过负收入和财富效应发挥作用，同时也影响到对能源敏感的生产和投资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能源冲击的宏观经济影响在能源生产地区和使用地区之间有所不同。由于欧元区是重要的净能源进口区，能源价格飙升对贸易条件（term of trade）造成了重大负面冲击。能源进口价格上涨降低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和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现金流。贸易条件受到的冲击对欧元区宏观经济动态的影响值得在未来几个季度密切关注。（译者注：初始价格冲击后对整体通胀的间接影响被称为“第二轮”效应，包括上游成本的转嫁、工人要求更高工资以及通胀预期上升等。通胀预期锚定的越差，“第二轮”效应就会越明显。）从近期通胀动态转向中期通胀动态，有一个明显的潜在联系：如果目前的高通胀导致人们重新思考中期通胀的可能水平，通胀预期的持续转变可以在决定通胀动态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里有几种机制在起作用。首先，在任何时候，近期已实现通胀都是塑造家庭、公司和投资者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疫情前，人们普遍担心欧元区通胀长期低于目标，从而导致了通胀预期的下行脱锚。特别是，人们普遍猜测，各种结构性因素（结合货币政策的有效下限）将使通胀压力长期保持在低水平，因为持续的货币宽松仅使通胀逐渐向2%的目标恢复。当前的高通胀率让这一猜想受到了质疑，因为它明确表明，通胀并不总是注定会保持在超低水平。当然，中期通胀预期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当前通胀爆发的影响，取决于当前高通胀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其根本驱动因素的性质（特别是外部供给冲击与国内需求冲击之间的平衡），以及央行在中期内实现2%通胀目标的可信度。尤其重要的是，央行在保证实现2%通胀目标方面被认为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通胀在中期内达到2%以上的威胁，央行有充分准备作出相应的反应。同时，央行也会确保不会过度反应，以避免出现短期高通胀诱发货币政策过度紧缩的风险，导致通胀在中期内持续低于2%的目标。此外，还应该认识到，即使在能源冲击之前，中期通胀预期就在过去一年中一直从低位向2%的通胀目标增长。具体到欧元区，有几个因素表明，即使在疫情周期结束后，2014-19年盛行的超低通胀环境（在此期间，通胀平均只有0.9%）也很可能不会再次出现。首先，应对疫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模展现了实现宏观金融稳定的承诺力度，而不必再担心疫情前的政策动态重现，当时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后（2008-13年的双重危机）强大的反通胀力量。更重要的是，这包括了在欧盟和成员国层面的实质性政策行动。前者包括“缓解失业风险紧急援助”项目（SURE）、对欧洲投资银行的额外资助，以及最重要的下一代欧盟（NGEU）计划。尤其是，NGEU计划的中期性质为中期经济前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锚，特别是对主要受益国而言。在成员国层面，我们看到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干预措施：通过临时就业保护计划和减税等举措，来缓解疫情冲击对家庭和企业收入的影响；通过大规模公共贷款担保，来促进经济活动的正常融资。所有这些都与双重危机后的宏观经济结构形成鲜明对比，而当时的宏观经济结构下总需求十分疲弱，并且许多政府、家庭、企业和银行在过度失衡时期之后专注于持续去杠杆。第二，中期通胀预期重新锚定在2%也得到了欧洲央行新货币政策策略的明确支持。该战略于2021年7月最终确定，并得到了修订后的利率前瞻指引的支持。修订后的策略明确指出，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致力于在中期内实现2%的目标，并且对称地规避低于和高于目标的偏差。与以前"低于但接近2%“的目标相比，新的2%的目标简单透明，更加清晰且易于说明。第三，在结构性因素方面，对世界经济将如何运行的一些观念修正，也可能导致通胀预期的转变。特别是，全球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水平可能会在结构上减弱，以至于中国已经开始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导向型经济转型。与此相关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工资和收入增长意味着，需求侧因素可能比供应测因素对未来几年全球化的影响更强大。与此同时，老龄化趋势在一些西方经济体越来越明显，而且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也开始显现，这可能会在全球层面导致劳动力供应缺乏活力。不过，人口变化对通胀动态的净影响并不直接：虽然劳动力供给减少可能对劳动力成本产生直接影响，但它也可能对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在个别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净影响也将取决于国际移民政策，这些政策可能放大或缓解劳动力供给在区域上的不平衡。此外，就结构性因素而言，这场疫情也可能加速了世界经济的数字化。数字化可能通过增加国内和国际竞争（包括之前受保护的服务部门的竞争），成为一种反通胀的力量。能源转型也是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将是这十年和未来几十年宏观经济动态的主要影响因素。能源转型对通胀动态的净影响将取决于确切的转型路径和时间范围。尤其是，能源转型对能源价格的机械影响（反过来，这将取决于能源生产中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之间不断变化的组合），必须与以转型为重点的企业、家庭和公共投资在持续阶段的影响共同评估。能源转型对通胀动态的影响必须考虑到经济活动在投资和消费构成之间的转变，以及对碳密集型资产（包括住房）价值的财富效应。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大规模投资将为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带来可观的效率提升，从而减少能源的总体支出。显然，有序过渡将比拖延进程带来更良性的宏观经济影响，拖延进程会导致将来需要采取更生硬的政策调整。图1-7展示了通胀预期在一系列指标中的演变。综合来看，这些指标表明，目前的高通胀率预计不会持续。同时，在较低频指标下，我们有信心认为，疫情前低于目标的通胀模式将不会重新成为中期均衡，预期通胀将稳定在2%的目标左右。图1：欧元区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通胀预测图6：欧元区通货膨胀挂钩利率互换：5年-5年远期利率
劳动力市场前景的改善，也有助于通胀预期的重新锚定。由于劳动力成本在国内成本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很难在劳动力市场过于疲软时将通胀维持在2%的目标水平。图8显示了自2014年以来的失业率变化，而图9显示了疫情期间的预期失业变化。图8和图9显示：疫情期间的劳动力市场比预期的要强；最新的职员预测假设，失业率将在2022-2024年进一步大幅下降，并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下降到6.6%的水平。欧元区的失业率上一次如此之低，恐怕要追溯到40多年前了。当然，虽然这些图表关注的是失业率，但需要始终考虑到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松弛指标。特别是考虑到与疫情有关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作用，这些政策可能在更长时间内扭曲基于测量的失业率与劳动力市场总体紧俏程度之间的关系。
对劳动力市场持续保持紧俏的预期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在疫情期间的成功。财政政策侧重于保护家庭收入，缓解企业脆弱性，并通过关注工资补助计划和短期工作计划（而不仅仅是失业救助计划）来维持企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劳动力市场的趋紧预期也反映了欧元区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供给中外国工人的规模可能小于疫情前的规模。虽然这种劳动力供给趋势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收紧，但也会对潜在产出的趋势路径产生不利影响。
总之，货币政策必须同时考虑到影响通胀动态的近期和中期因素。根据欧洲央行新的货币政策策略，需要明确的是，欧洲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是为了实现在中期内的2%的对称通胀目标，既不能对新出现的通胀风险反应过度，也不容忍反应不足。特别是，如果中期通胀动态预计将稳定在2%的目标附近，这将允许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而如果出现通胀在中期内持续大幅超过2%的威胁，则需要收紧货币政策。最后，如果预计通胀率在中期内将远低于2%，则有必要制定一项宽松的货币政策。想要获取海量知识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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