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发表过一篇短文，题为《左拉不过时》。左拉生于1840年，他不仅以小说闻名于世，还是人类历史上知识分子的源头之一。原因是1894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而犯了叛国罪。审判根据的罪证极不可靠，程序也很成问题。左拉挺身而出，于1898年1月13日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的信》，即著名的《我控诉》，揭露国防部和军事法庭陷害德雷福斯的阴谋，结果自己遭到迫害。经过几次审判，1898年7月18日，左拉以诽谤罪被判处监禁一年，罚金三千法郎。左拉为了抵制法庭对他的不公正判决，在宣判的当天流亡到伦敦，直到第二年7月才回国。流亡期间，左拉开始写作《四福音书》，即《繁殖》、《劳动》、《真理》、《正义》，1902年9月28日，左拉在巴黎的寓所因煤气中毒逝世。1906年，德雷福斯最终昭雪。1908年6月6日，左拉的骨灰放入先贤祠，获得了法兰西民族殊荣。

我这篇短文说：左拉之所以让我尊敬，不只因为他写了那么多有名的小说，更因为他面对德雷福斯的冤案发出了《我控诉》的声音。他是作家，更是人类尊严的捍卫者和良知表达者，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短文接着谈到1998年发生在河南的一件事：郑州市西韩砦村数百村民10多次聚众到省委、法院、检查院上访。起因是前任村民组长曹新豹使村里集体所有的2400余万元“下落不明”，后来村民选举正直的复员军人曹海鑫当了组长。他除害兴利，查证出前任大量贪污问题。曹新豹大权旁落，怀恨在心。其弟夜间带领一伙人拿着铁锨棍棒破门而入，闯入曹海鑫家寻畔闹事。曹海鑫报警求救不得，只好拿起猎枪准备自卫。一伙人冲上去夺枪，枪走火，曹新豹之弟被打死。事发后，曹新豹扬言要用200万元买下曹海鑫的人头。果然当地司法机关都站在肯花钱的一边，竟判了曹海鑫死刑。百姓的呼声引起了新华社河南分社的注意，他们三次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又找到老记者戴煌，戴煌听说此事，马上写材料，让新华社派车连夜送到任建新办公室，吁请刀下留人。任建新批了“慎重处理”。但河南省还是把曹海鑫枪毙了。

德雷福斯冤枉，也没掉了脑袋。如果容忍这种权钱勾结、草菅人命的格局存在，我们大家都不安全。戴煌忍无可忍，不顾年迈体弱，让女儿陪着，亲赴郑州调查，并和九位文化名人联名写出长篇文章，为死者讨还公道。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无不感到强烈的共鸣。然而此文找了几十家报刊，却没有一家敢于发表。最后，终于在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今日名流》上登了出来。

如今在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作家们唇枪舌剑的笔墨官司；在法庭上，也可以见到作家起诉应诉的真正官司。这些官司，多数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委屈。作家能够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本是一件好事。作家应当爱惜自己的羽毛，但更要关注民众的痛痒。因为中国的平民百姓，没有充分的话语权。有苦没处说，有冤没处申的事到处都有。自己有了话语权，不要忘记沉默的大多数。如果哪个作家能够挺身而出，为蒙冤的平民百姓仗义执言，我都对他表示由衷地钦佩。比如戴煌，是记者，也是报告文学作家，和他联名的邵燕祥、牧惠、蓝翎都是作家，敢于拍板把他们的文章公诸于世的《今日名流》主编方方是女作家，从他们的身上，我都看到了左拉的精神。

左拉不过时。

这是我在自己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到方方。22年过去了，文中谈到的戴煌、邵燕祥、牧惠、蓝翎等等作家都已驾鹤西去。

   戴煌

邵燕祥

  惟有方方健在。2020年，方方在袭卷全球的大疫中撰写了60篇不寻常的日记，赢得了国内数千万读者的认同，得到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国际性赞誉。这证明，当初把她与左拉相提并论没有错。

               方方

   左拉在欧洲作家中是个别的存在，方方在中国文学界更是稀缺的角色。他们相同的是，对真相的执着追求，对良知、正义的不懈坚持。不同的是，左拉遭到了法庭的错判，被迫流亡。方方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并没有受到侵犯，她在武汉一直正常生活。她所遭遇的是在国内出版著作受阻，是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被封被删，是一批价值观不同者的疯狂诅咒，是一批别有用心者的恶意诬陷。这些因素固然会给她的写作心境造成困扰，但也可能激励她的文学境界进一步升华。

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岁月静好时，对左拉或方方的存在，不会感到有多么重要。可是一旦天灾人祸突然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才知道有这样的作家为民请命，是多么宝贵！

   左拉只活了62岁。方方今年将过66岁，仍在文学创作的盛年，我相信，她还会创造更丰硕的文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