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老师出席首届卓越工程师培养高峰论坛主论坛并作报告
编者按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卓越工程师培养推进会要求，共同研讨交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重大战略、重大问题，加快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的指导下，2022年9月27日，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首届卓越工程师培养高峰论坛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主论坛环节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王云鹏院士主持。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军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专业学位案例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江小涓教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谭瑞松，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杨卫院士出席主论坛并作主题报告。来自国家部委、地方政府、高等学校、行业企业、国家实验室和协会组织等的100余家单位代表参加论坛。
江小涓教授的报告题为《培养符合现代化建设新要求的卓越工程师队伍》。我们特分享报告如下，以飨读者。
培养符合现代化建设新要求的卓越工程师队伍
江小涓
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这个学习的机会。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教育部也有很多新的部署。从要求看，卓越工程师被定位于重要的战略人才力量和高素质复合型的领军人才。我想从国家发展两个大局来思考，现阶段卓越工程师培养和以往有什么大的不同。有两个基本思考点：第一，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面对着国际环境的大变局，卓越工程师的“战略人才力量”、“高素质复合型”的定位要求我们的培养体系应该加强和完善什么？第二，人才是人力资本。一方面，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应该让市场发挥要素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需要国家特殊培养的人力资本，应该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即市场不足以充分供给的，所以要发挥制度优势。这两者不能偏废。市场规律（教育规律）和国家意志应该怎样结合更有效？
水平有限、时间有限，我也不能够完全回答出我自己提出的问题，今天主要讲四点想法供各位参考。一是卓越工程师培养要适应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二是要适应数字时代，三是要适应全球分工新格局，四是要适应科技并跑领跑地位。
第一，卓越工程师培养要适应现代化的新阶段。
从去年我们全面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现在进入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阶段，到2035年要初步建成。今后和过往40年是非常不同的，最大的不同是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收入水平的飞跃提升。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生了很多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这个时候要把握好一些大的趋势，要选对方向，然后再说怎么把人培养好。
我们先看看右上角这两张图，这两个图展开讲比较复杂，大致上可以理解为我们各种生产要素的长板和短板。在一个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土地、淡水、能源、技术、资金这些要素一个不能少，靠左那张图是我们40年前的图，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要素都短缺，最长线的就是劳动力，所以我们面临的压力是7亿农村劳动人口如何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去，增加收入、积累资金、提升技术。这是我们最重要最优先压倒一切的目标。所以那个时候经济各方面扩量、国内生产的增加、大量的出口，对应的就是这张图所显示的基本国情，可以说这张图给定了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可选择的道路和空间。
从右上第二张图可以看40年之后生产要素的结构性变化，劳动力优势的长板已经明显的缩小。最右侧的两个柱体，一个是我们的投资能力，一个是我们的研发投入，这两个是我们现在的长项，是我们在国际比较中的两个长项。我们现在的短板是什么，是中间的三部分，即土地、淡水和能源，比如石油资源，这张图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规定出可选项和不可选项。在这个给定的条件下，中国发展哪些产业，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市场会做出选择的，我们为未来培养工程技术方面的领军人才，要了解国情变化的重要性甚至对未来发展的规律性作用，使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符合现代化阶段的战略需求，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比如说，我们以往大量生产出口产品，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提供经济总量，但同时将出口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留在了国内。以前经济总量较小时环境容量相对较宽松，现在环境是突出问题。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工业排放占了我们排放总量的近70%，国内外都有学者做过研究，出口商品大致排放了工业五分之一的碳。现在我们的投资能力是长项，因此一个可能的趋势是，我们进行海外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既为当地带来就业和增长，我们也能得到投资收益。还有，我们石油短缺，但煤炭资源丰富，转化成电力后，我们发展电动新能源车就很有优势了。上图最下边是我们纯电动汽车占全球的产量，现在我们传统燃油车、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都在发展，当下看每个类型、每个企业都应该增加竞争力，似乎都需要培养大量的优势工程师，这是市场的选择。但是，国家培养领军人才战略人才，就应该从更高层面、更加前瞻地思考和决策发展什么产业和如何发展，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电动车发展中，我们在这个领域中有一些很有眼光能够坚持下去的战略领军人才，才让我们在这个领域中持续布局、持续发力，形成现在的好局面。
上图左下角是一张示意图，想展示一下到2035年我们还将发展的重要变化。我们现在处于人均12000美元左右的收入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边界了。图中第一条水平线就是高收入国家的起始点。如果今后14年我们保持5%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35年我们大概到第二条线的水平，是现在水平的两倍，即25000美元左右。如果发展顺利人民币还有可能升值，我们就有可能达到韩国现在发展水平，即34000美元左右。现在开始培养的人才，到那个时期恰好进入重要决策岗位和成为骨干力量，要提前思考那个时候的产业结构会如何改变，我们的长项和短项有什么变化。在这些大趋势上，要相信理论的力量、规律的力量，顺势而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同时我们国家力量较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量较强，在一些必须发展而市场又不能为的领域，要发挥好国家这只手的作用。用劲用在对的地方才能够事半功倍。
第二，适应数字时代：适应数据产业、数字转型和数实孪生的数字社会。
今后数字在全产业链、全场景、全社会的嵌入是一个非常必然的趋势，对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一定要适应这种所有场景数实并存的状况。不是说只有高端的、智能化的才需要掌握数字化能力。我们现在所有的产业都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有数据原生产业，包括信息基础设施产业，直接生产数据的数据产业，商业模式依托数据的大平台企业，还有数字类独角兽企业等。除这些数据原生产业外，数字化转型已经迅速使我们所有产业处于“+数据”的过程中，数字化已经覆盖了几乎所有的产业链。所以在数据原生产业中最缺的是数据工程师，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中最缺的是对产业技术和数字技术双重理解的领军人才。这都是最缺的人才。不久的将来，整个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场景都会进入一个实体和数据孪生的时代，这时候我们要的是数字时代的工程技术领军人才，他一定要理解如何在一个数实孪生的时代中做研发、做设计、做规划、做部署，生产一个优质实体产品和产出一套优质数据模型是同步的也是同样重要的，这样的人才才能够跟上这个时代。
第三，适应全球分工新格局：自主创新与分工合作的重点和平衡。
在技术合作领域，我们现在碰到的障碍比较多，受到的打压比较多，传统合作空间受到挤压，因此要更加重视自主创新。但同时要看到数字时代技术合作有很多新载体、新机会、新渠道，全球技术流动数量和合作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我们能够参与的机会依然很多，在有些领域还在增加。在这个时代，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不能偏废，平衡非常重要。
这个关系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选择题，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进口的产品和技术，应该如何选择？以前在许多领域，我们并没有这个选择，只能靠进口。例如上图左上角第一个图就是“没有选择的分工”，而第二幅图是“有选择的分工”。第一张图和每个国家的给定的国情有关，红色和金黄色是出口能源和原材料的经济体，淡蓝色和中蓝色是中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国比如中国，深蓝色的是出口高端设备和高端制成品的国家，比如西欧和北美。这种分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选不了，是和给定的技术条件、资源条件以及劳动力成本所决定的。但是随着我们水平的提升、产业链的完整、制造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一个可以选择的分工状态。左上角的高端骑行车就是一个例子，这辆车是七国分工制造的，其中至少五个经济体都有产业基础可以完整生产出来这辆车，但是各方依然选择了合作而不是在寻求在国内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品质越好，批量越大、单品成本越低，整车的竞争力就更强，可以为各方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此外合作还能带来市场扩大的益处，那些在本土有部分生产的产品在本土销售的时候，就和当地居民的心理需求的匹配度比较高。所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并不是说我能生产我就要自己生产，我能独立生产才说明我的产业链稳固竞争力强。所以无论国内国外，无论科技界领导还是产业界工程技术领军人才，首先要思考的就是我到底自己干什么、放弃什么去和别人合作。在这个时代，不能有那种绝对的技术进口替代理念，我不会或者我不做就是我的差距，我就要把它拿下来做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是只有在少数特殊产业和极端情况下去追求的状态。常态是合作分工，关键和难点是把握好自主与分工的匹配选择，是在不同环境中平衡点的选择。我觉得领军人才、战略人才，首先是能够选择好平衡点的人才。上图中ICT产品的三个国家的进口和出口，印度出口相对最多，中国次之，而美国ICT产品的进口和出口是同样多的，它国内技术力量强，又大量进口全球高品质的产品，汇聚了全球优势零部件，就能够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右下角的图是技术发明中个人申请和多国多团体共同申请的比重。2000年以后，随着数字化带来合作条件的改善，也随着技术复杂性的上升和技术迭代速度的增加，复杂产品的多国共同协作变得更加重要。协作创新的比重上升，黄色柱体就是发明专利多国共同注册、共同分享、共同受益的占比。总之合作在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左下角这张图可以理解为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生产还是合作生产的产业的增加，深色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可选择产业的占比，浅色的显示现在我们可选择产业的占比，可以看到明显增加。还是这句话，领军人才要有权衡和选择的能力，而且是在向前看情况下的选择。
要强调的是，我们比较独特，有自己的道路，受到独特的压力。所以我们在全球分工与自主安全的问题上，我们这个平衡点要向安全的角度迈进一大步。特别最近一些年，我们受到的不公平打压增加，国际环境中不友好因素增加。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我们和发达国家产业的关系从过往以互补型为主转向了竞争型为主，也就是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以住我们做中低端他们做高端，市场并无竞争性，产业是互补的甚至相互加持。而现在我们在很多产业中处于相似水平或者相同水平，面对相同的市场，此消彼长，成为竞争关系。二是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对我们的无端打压和封锁，其力度和范围不断加大，使得我们在一些领域别无选择，必须自主创新和自立自强。总的来讲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有很大变化，要把安全摆在更重要位置，因此这个平衡点要随形势变化而移动，现在要向安全一端移动，但是两面性和平衡点永远都是存在的，要有摆好这个关系的能力。
第四，适应科技并跑领跑地位：创新中的科技伦理责任。
很长时间我们技术落后，跟在别人后面跑，现在我们有不少领域开始并跑，有些领域还走在前列开始领跑。因此，创新中的科技伦理责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我特别希望在这个场合能够跟大家沟通一下。
多年来，科技先行者要承担起约束科技负面作用的责任，这是世界科学共同体的一个共识。但是我们一是长期落后，二是特别重视科技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崇拜，无论哪个领域哪类技术，只要是创新、第一和填补空白就会受到称赞，因此科技伦理意识长期淡薄，高校也缺乏科技规范和伦理教育。
但是科技永远都是有两面性的，因此作为始作甬者的科技界就需要约束科技的严重负面作用，并充分评估某项技术应用可能出现的不可控后果。例如核技术出现后，科学家、世界科技组织以及国际间政府组织共同努力，控制核武器的不当扩散，以免对人类社会和地球生物造成严重伤害，在核问题中的各方合作是有效的。还有基因技术的发展也孕育出了一些基本的伦理规则。现在我们在有些应用领域迈到了前沿，大数据、人工智能、脑科学、生命科学等都在快速发展，而且快速向前走的势头不减。那么我们在科技伦理方面一定要加强，教育要加强，科研要加强，科学共同体的约束要加强，政府的管理也要加强。这样才能引导科技向善和造福人类，使中国科技界成长为科技伦理约束力强、受人尊敬、使人放心的群体。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中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内容和力度。
由上面几点思考引申出的一点建议是，在卓越工程师培养中增加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内容和实践内容。我就讲这些，与各位交流，向各位请教。期待我们培养出来的战略科技人才，具备应有的眼光、情怀、责任感和综合能力，担得起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军重任。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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