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江小涓：以高水平开放促发展，获得新动能

编者按

2023年12月23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3年会（第十届）于深圳市福田区盛大启幕。本次年会以“新发展格局下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广泛邀请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业界领袖展开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分享真知灼见、展望前沿趋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出席大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江小涓表示，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努力与各国共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全球化继续前进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全球化虽有波折，但仍然继续前行。疫情之后，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值继续上升，大型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所代表的全球分工继续深化。数字产业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大型数字企业全球化表现亮眼，数据驱动的服务贸易占比持续上升，成为全球化继续深化中的重要新特征。她指出，我国要以高水平开放抓住全球化的机遇，立足产业参与全球水平分工的新态势，以开放获得发展与改革的新动能，促进国内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国内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电动车、光伏、风电等产业将成为下一步我国新的增长点，需要更多利用国外市场。另一方面，也必须统筹考虑自主创新和技术分工的关系问题，更多地利用国外技术，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推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

以下为江小涓老师演讲全文。

全球变局中有挑战有机遇，以高水平开放促发展

我们今天上午的主题是“应对全球变局挑战，推动经济破浪前行”。我的题目比较契合上午大会的主题。我的内容是《全球变局中有挑战有机遇，以高水平开放促发展》。现在逆全球化、保护主义这些大的环境是依旧的，但是确实在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是非常快速的，这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发展的角度讲更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在利用全球化机遇中有很多新的挑战，但越是有挑战，越是有困难，就越是要努力来利用好这些机遇。我分享两个方面，一是分享一下全球化的新的特征，我们如何推进高水平开放，利用好全球化中间的一些新的机遇。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因为它是全球化努力向前的重要推动力量。二是经济全球化虽然有波折，但是继续在前行，一些重要的指标在向好，比如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值在继续上升，大型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所代表的全球分工在继续深化。这中间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数字产业，其在全球化中是新的推动力。

一、全球化继续深化并有新特征，中国坚持开放是重要推动力量

中央近期多次强调高水平的开放。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大力度吸引外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推动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李强总理6月19日在柏林同德国工商界代表座谈时也强调：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确实，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经济出现问题。因此不能人为地夸大依赖，甚至把相互依存和不安全划上等号。8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要求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措施详实，力度很大。10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强调“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全新突破。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包括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针对外资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作出了回应。2022年11月旧金山会议，中美两国元首对修复中美关系、促进全球更好的发展环境都做出了努力。习主席对双方共同创造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经济全球化虽有波折，但仍然继续前行。贸易的特点是全球经济好的时候它更好，全球经济差的时候它更差。2020年，全球贸易增长率远低于GDP增长率；但2021年疫情结束后，贸易逐渐复苏，贸易增长率远高出GDP增长率。中美两国2021、2022年的贸易情况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

图1 疫后时期全球贸易增长快于全球GDP增长

过去四十多年，全球贸易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只在2020年下降到低点50%左右。疫情之后，贸易额占比迅速上升，目前已超过60%。因此在讨论逆全球化问题时，必须统筹考虑全球化继续发展和深化两个趋势。

图2 全球贸易（货物加服务）占全球GDP比重稳中有升

从全球分工看，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23版）》计算的跨国指数，即全球100强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比例、海外销售比例和海外雇员比例之和，2013年—2019年跨国指数基本稳定，2020年迅速下降到60%，疫情后又快速回升到62%左右。进一步看分工深度，即产品多次出入境指数，跨国公司的分工深度整体也在增加。因此，尽管很多案例显示跨国公司在撤回本土，但从整体趋势上看，全球化分工仍在深化。

图3 世界Top100跨国公司（非金融）跨国指数

疫情期间甚至疫情之后，跨国人员旅行、货物贸易尚未完全恢复。但数字产业是全球化前进中最重要的新特征。2016—2021年，全球前100强数字跨国企业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企业净利润持续上升。2019—2022年，全球百强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增长率五年合计只有10%，但百强数字跨国公司增长了100%，电子商务、数字平台等产业增长尤为迅速。此外，数字生产者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增长最快，已经成为服务贸易的主体部分。可见数字产业已经成为当前全球化最重要的新特征。

图4 数字产业是全球化前进中最重要的新特征

因此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虽有波折，但仍然继续前行。疫情之后，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值继续上升，大型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所代表的全球分工继续深化。数字产业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大型数字企业全球化表现亮眼，数据驱动的服务贸易占比持续上升，成为全球化继续深化中的重要新特征。

二、要以高水平开放来获得新的动能

尽管我国国内市场庞大，产业体系健全，但并不代表没有分工的要求。实际上，我国对全球资源的需求比以往更加强烈。1990年我国GDP占全球比重只有2%，相较而言，淡水、土地、石油储量等资源比重并不低；但当前我国GDP占全球比重已有18%，资源压力日益凸显。尽管我国不断改进资源使用，比如以煤、电等相对丰富的资源作为替代能源，但仍然需要外部资源。

图5 资源能源环境生态压力大，需要外部资源

另一方面，我国优势产业也需要国际市场。当前我国电动车、光伏、风电等产能在全球产能中占比很高。过去我们对这些产业出口进行补贴，主要是早期扶持产业成长，但现在这些产业已具备全球竞争力，不再需要补贴，并将成为未来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产业也需要全球市场。

图6 在国内大市场中形成的产业优势，需要外部市场

当前国际分工已进入水平分工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国是垂直型产业分工，我国生产中低端的纺织、服装、鞋帽，进口高端的消费品、生产资料，与他国基本是合作甚至是相互加持的关系。但2012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内产品可以与跨国公司、外商母公司产品在同一水平竞争，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水平型分工比重显著上升。比如全球手机出货量1.2亿部是定数，因此华为、苹果需要在本土、第三方市场上展开竞争。当与主要贸易伙伴国是竞争性合作关系时，跨国公司的两面性就不可避免。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产业链的竞争性，会吸引其进入中国市场；但另一方面，当产品与中国产品在第三方市场竞争时，他也难免也会做小动作。归根结底，当前时代，中国已基本结束与发达国家的相互加持式分工，而变成了相互竞争性分工，因此跨国公司的两面性是非常长期的。

图7 水平分工是新特点：竞争与合作并存

我们要全面理解外贸外资的变化。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外资进出受多重因素影响。首先是国内企业竞争力提升，许多跨国公司感受到在中国竞争不易，这个趋势早已有之，过去十多年，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工程机械、LED面板、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都有国外公司感受到本土企业的强大竞争力而主动退出的案例，最典型的就是亚马逊中国竞争不过国内本土电商。近些年国内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强，因此外资有进有出是正常现象。二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劳动力成本较前些年明显提高，随着印度、越南等国很多低成本优秀劳动力的出现，外资企业重新布局也十分自然。三是受到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且不确定性强的影响，跨国企业为了“去风险”也会进行全球布局的调整。更需要看到的是，我国不断用缩小负面清单的方式开放中国市场，推动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各地各部门推出政策“组合拳”加力稳外资，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与中国续写更长久的约定，更深度嵌入了中国产业链、创新链。因此不能将外资的进出解读为对中国失去信心，这只是发展阶段变化所带来的正常调整。跨国公司在比较中依然感受到 “在中国制造”的综合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回流中国有两种情况。一是发现中国企业在竞争力、品质保障、交货期等方面更有优势；二是因为海外去风险化的要求必须在海外布局生产线，但会尽可能把订单拿回中国制造。在意识形态要求下，跨国公司高管仍然回流中国寻求合作机会，说明了我国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全球化中的一些新变化。

图8 跨国公司在比较中依然感受到 “在中国制造”的综合竞争优势

在“卡脖子”领域，我们要处理好集中攻关和自立自强的关系，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关系。总体来看，当前我国产业竞争力非常强，很多产品可以自己制造。但“技术换技术”的分工模式将面临一个重要选择：在产品与技术完全能由国内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抉择？需要将全球技术分工改为“技术进口替代”吗？在当今科技全球化、产业全球化的格局下，“会做的全部自己做”并不是最优选项，这种全能产业结构得不到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技术快速迭代、利用全球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等诸多利益。当前国际环境下，自主创新和技术分工要统筹考虑稳定、安全和效率。当下我们也有特殊的不利方面。一方面，尖端技术往往属于寡头甚至垄断性质的技术市场，持有方拥有较强的控制力。这与以往我国引进的技术存在“竞争性市场”的状况不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更多的非经济障碍，遭受不合理打压，技术引进难度加大。因此，要在一些关键“卡脖子”领域集中攻关。今后在技术分工和自主创新的平衡中，要向自主创新和安全的方向迈进一大步。但两面性和平衡点永远都存在。根据最近的研究，我国进步最快的七大行业，就是过去三十年利用外资最多的行业。这说明更多利用国外技术，就能在更高起点上加快推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反之，我国自主创新水平愈高，就愈能够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因此，平衡好利用外资和自主创新的关系，是下一步对外开放非常重要的议题。高举科技全球合作的大旗，这既符合我国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实现全球合作共赢的重要理念。中央明确要求继续以开放推动改革。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高标准经贸协定涉及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例如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保护、政策透明度、规范补贴等，都要求国内市场体系向更符合国际相关规则的方向推进，其中大部分也是我们改革的重点方向。向这个方向努力，是增强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稳定预期和鼓励长期投资的重要保障，也是符合我国下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最后，中国坚持开放是推进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外部环境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抓住全球化的机遇，立足产业参与全球水平分工新态势，以开放获得发展与改革的新动能，促进国内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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