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线湿地Shoreline Wetland，加州硅谷的一个稀有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常有人在那里晨跑，骑自行车，溜狗，拍鸟，etc。

《中国日报》的记者钟莉约我去那里晨走，见面时间是早晨6：30am。我一口就答应了。但是，起床那么早，对一个夜里写作的人来讲，相当于自杀。我之所以那么急迫地答应，是因为钟莉是一个大忙人，很少约我，而我非常喜欢跟她在一起，且是在岸线湿地那么宁静野性的旷野。

为什么我喜欢钟莉？很简单，硅谷的女性多是工程师，会计，舞蹈学校的教师，台湾阔太太，家庭妇女，房地产经纪人，律师，史坦福大学教授，就是没有一个作家记者！我俩就是岸线湿地的稀有动物，她给英文报纸写稿，我给国内写作。

挣扎了一夜，我6点按时起来了。

开车到了拉斯阿托斯镇，上圣安东尼路，过101高速，直到路的北边尽头，那就到了。我一路非常期待与钟莉见面，女人与女人之间似乎也有一种无法诉说的情愫，一种心灵状态，浮托起一种愉悦，朦朦胧胧地使人奔去餐馆，咖啡店，羽毛球馆等各种地方见面。我呢更绝，这么早，跑去野生动物保护区见面！

将车停在一个长形停车场，见到 google公司的几辆彩色自行车随意地丢在大路边，天空呈灰色，正在欲醒非醒的状态，路边湿地里的小水塘冒出烟汽，我举起手机咔嚓了一张。从停车场走去见钟莉的地点，要沿着一条小路走半英里，还必须要绕过一个美丽的湖。我走在那半英里路上，见灌木丛的叶子上开始有光，耳朵里也听到了鸟们无比美妙的各种鸣叫。

刚刚走到湖边，就见太阳升起来了，天啊，朝霞泼洒到到湿地湖上，恰到好处，烘托着旭日的雄美；鸟鸣的节奏刚刚好，那是和谐早晨的旋律。天啊，我活着，我感到了大自然的蓬勃生机，而且，我看见了奇迹：成百上千的鸟飞翔在晨光之中，鸣叫之声忽高忽低，有的仙鹤站在水中靠岸的地方，整齐地排列成一条白线，太美了；鸠， 鹫， 鸭子，大大小小， 黑的白的灰的都在那一个叫做湖的水中游戏玩耍，自在地该游水的就游水，该洗嘴的就洗嘴，该吃鱼的就吃鱼，该叫叫的就叫叫。

正在这时，我听到钟莉的声音叫道：哎，看我！我一转身，她就用相机（人家是记者）给我照了一张照片，我跑过去，她给我看照片，我穿着红运动衣，背后是各种鸟和湖水。

我高兴得跳啊跳，“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见到钟莉！

我俩像美国人那样拥抱了一下，然后，钟莉和我沿着湖边快步晨走，朝湿地旷野大步而去。我们的友谊有个特点，就是会向对方提问题。她问我：如果真的能量不灭，每个人都逃不脱下辈子。你希望下辈子成为什么呢?

我很快就答：鸟，除了鸟还是鸟。

她沉默，我用手肘拐她一下，“你呢？”

鱼，她说，我喜欢做鱼，游在水中自由自在！

我俩望着蓝色和金色的天空大口呼吸，似乎童年又回来了，我们是两个要好的小姑娘，正要去野地里挖虫子。

她突然就问：谁是你的闺蜜？我答：咹？

她说：“我有一个发小，住东部弗吉尼亚州，我只要有难降临，她就会坐飞机飞过来帮我。另外还有两个白人姐妹，也是在关键时刻会立刻出现那种人，她们三人是我的闺蜜！你呢，你有谁？”

我大吃一惊，她居然没有把我算成她的闺蜜！我一早上忙成这样，多情成这样，我一直以为几年来我是她的闺蜜；还有，什么是闺蜜？那词儿是属于年轻女人的， 网络上的词汇，我们这把年纪，这真是个令人羞涩的话题；再说了，我震惊不已地发现，我实际上根本没有闺蜜。

钟莉期待地望着我，等着我回荅，还加上一句追问：有吗？谁？

我缄默了一阵，终于开口：有，有很多，很多很多，太多了！她否定：不是朋友，我是问你有没有闺蜜？我相当肯定地回答：我有很多很多闺蜜，跟早上的鸟一样多，真的。她叹了口气，不理我了，大慨把我钉在大众情人的耻辱柱上了。

我发现，在我们讲话的时候，群鸟尽散，消失在不知什么地方，连一只也见不到。我问：嗯，鸟呢？她说：傻子，你在白天见过鸟吗？鸟仅仅出现在清晨与黄昏，朝阳初升与暮色降临的时候。

神秘的生命与神秘的自然啊……

我们走了三英里约五公里后，结束了晨走， 分手了。可是分手之后，那个“闺蜜” 两字一直纠缠我。首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可以有难同担？可以在卧室里讲男人及性？可以讲政治八卦？可以互相送衣服鞋子穿？互相之间没有秘密？《流金岁月》里的蒋南孙和朱锁锁那样的？

我想起了大学时代我的两个最要好的女友, 她们现在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哥本哈根 。她们有难时我根本不在场，只能电话里聆听。我有一个白人女友不会生育，领养了一个亚洲小孩，这也没能挽救她的婚姻。离婚后，又遭不测，她的爱马 被惊雷吓到，跳出马廐折断了一条腿，我只能说说话安慰，啥作用也不起；我家与一个泰国空姐家，长期隔着大洋来往，两家孩子共同成长，算不算家庭闺蜜？

还有二十多年来共同住在帕洛阿图的十几位老姐妹们，一起养大了孩子，算不算？昆明老友，她的沙发是我睡塌的，算不算？台湾永康街我最念想的一位台湾女子，算不算？湾区的每个趴踢都碰上的，有共同义工理念，有为社区服务历史，照相时心贴心，脸贴脸，想起来就心花怒放，脸上自动笑起来的北大，清华，北外的几位美人，算不算？称我为马克思她愿做恩格斯的，算不算？最后，我自己算不算自己的闺蜜？

 电视剧《流金岁月》 图片来自网络

我被这些莫名其妙的思绪困惑到下午四点，奇迹来了，一个电话出现在手机上，几年不见，从来不曾想起，永远不会忘记的马力出现了，她问我闲否？见个面？走个路？

她就来了，在下午的斜阳中跨进我家的门。见面，我第一句话：“我是你的闺蜜吗？” 她立即答：“是呀，那你呢，你是我的吗？” 我还没开口，她就说：“你肯定不是！我脆弱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我来找你，可你却从来不暴露你的弱点，也不说你的难处。可能是你的童年太残酷了，你学会了保护自己！”

至此，我脑子已经完全清楚了。我说：“你错了，你是我唯一的闺蜜，我也是你独一无二的…” 我很难重复启齿说闺蜜两字，这种粉红色的词不存在我思维中。

年轻时代，当我灵魂处在黑暗中，马力来到我家，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她正在犯的错误和面对的困难，她的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丈夫有外遇，自己没身份， 她又果断离了婚。我们有过世上最好的语言交流 the best conversation, 这些一次又一次的语言交流使我确认了上帝的存在，抛弃了达尔文；我旳人生从暗走到亮，从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我属于众神主义信仰）。

我一辈子只当过一次婚礼上戴着长胳膊白手套，假睫毛的伴娘，就是给马力的第二次婚姻当的；后来，她帮助我找到工作，我做了很久时间的翻译，她给我语言上的所有帮助，毫无保留，在我面前，她内心没有秘密，对中国男人的看法，对国家的看法，对孩子的教育，对父母的偏见，对神的怀疑，对金钱的认识，等等。

做一个中国人是很难的，她的批评很坦率：中国人很虚假，注重面子。中国人要面对痛苦时，尤其是回忆国家的往事，往往喜欢拐弯抹角，说出的故事也像扔在地上的绳子一样软弱无力。不过，一旦打定主意，他们就又无法抑制。

马力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自由意志的人，她就是我的闺蜜。今天，她来我家后，我们去附近的梅莎公墓散步，谈到了我们死后对身体的处理。她说：“公墓太贵了，我不想成为孩子的负担。我已经在遗嘱上写得很清楚，死后把我火化，撒在旧金山的海里就可以了。你呢？” 

我说：“你那样做要被罚款的，在离海岸线150英哩之內撒骨灰算是扔垃圾，海警要罚款。” 她说：“我知道，我会让孩子把船划远一点。你呢，你想怎么处理你的尸体？” 我寒颤了一下，说：“我想撒在山上，我是从云南来的，那儿没有海，只有山。但我又想去高处，那样我死后就可以飞起来。”

“飞机可以做到吧，在湾区租一架飞机一点都不贵。”

谈到了人生的终极问题，还能不算闺蜜吗？我们过去曾经说过，活在世界的需要里才有意义，一旦不再被世界需要，就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最后，她问：“你最近怎么样？”

我说：“写小说，今年不工作了，每天写三千字左右，很累。”

她问：“需要钱吗？”

我说：“需要。”

她说：“那我给你一千。写支票怎样？” 我说好。她写好支票，递给我。她问，“你会去存吗？” 我说，“会呀” 。她说，“我担心你不会。你常常丢三拉四，你家也很乱，要不我们现在就去银行把支票存你帐户上？”

我们离开了暮色正在降临的梅莎公墓，此刻正有千万的鸟儿从不知哪儿飞来，从天空降临，落在公墓园地那些巨大的加州橡树和桉树上，吵闹不休，它们鸣声奇异，不同的鸟群同住一棵树上，它们也像早晨时光那样懂得节制。节制得恰到好处，那样收放自如。它们之中也讲闺蜜情谊吗？

我俩开着车，到圣安东尼奥大街上的富国银行把那张她给我的支票存了，还跟服务我们的白人西装帅哥眉来眼去地送了半天秋波。

出了银行的门，加州的夕阳红光斜照着我们，她接了个电话，要赶着走了。我说：“再见，等我卖书以后再把钱还给你！” 她挥了下手：“不用。我现在财务情况不错，你不要记在心上，不用还我。”

我人生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际问题解决了，闺蜜，就是马力和我的这一种，从信仰，到迷人的性欲，到死后的归属，现世的金钱关系，都有共识与互助，也许该把这种关系叫做真实的爱。

我活在醉人的梦中，因为我有马力这样的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