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师，她曾引领我穿越迷茫，回归自我

1

下班刚到家，座机电话铃声大作，拿起话筒，却没音。刚转身离开，电话又叫。这次接通了。

您这是崔成家吗？

不是，您打错了。

原来给我说的是这个号码呀，对方小声咕哝着，搬家了？这是部队电话吗？

我又把听筒升高，耐着性子说，这是家里电话。并把“家里”加了重音。

我知道是家里电话。这家是从天津来的吗？对方还锲而不舍地追问。

您找谁？天津是我工作的中转站，对天津的感情增添了我的耐心。

这家人姓邹。

听到夫家的姓氏被提喽出来，我禁不住问，您是谁？

我姓郭。

姓郭的多了。听声音电话那端应该是位老太太。对方怯怯的声音让我不忍立刻挂掉电话。

孩子叫邹一朋。老太太迟迟疑疑地继续说，听得出老太太在努力挖掘记忆的纵深。

啊！您是谁？这下不会错了，肯定是打对电话了，对方不仅知道姓氏而且喊出了我儿子的小名儿。

我是郭…..

天哪，郭老师！我禁不住大叫起来，您怎么找到我的？

这是崔成家吗？

郭老师，我是李央。这是李央家！您找对了！

哦。李央？对，我就是找李央。我怎么说成崔成了！唉，我老了，看着你的名字还喊错了。我拿着你寄给我的明信片，照着上面的电话号码打的，你们没搬家呀？

我们不是没有搬家，只是把电话号码也搬过来了。当时没想别的，也没有那么多找别人的电话打进来。要不然说不定和郭老师永远失联了，不改电话号码是多么正确英明啊！

郭老师说，我打了好多次电话，都没人接。你不是五点下班吗，五点半咋也到家了吧？今天我决定往后抻抻再打，竟然找到你了！

除了今天的电话，郭老师还打过多少次？被拒绝过多少次？

难道，那么多找别人的电话都是郭老师打过来的？天哪，我记得每次电话找那个崔成，就把电话挂断，毫不犹豫，一妇当关。

打了不通还打，打了遭拒还打。这是郭老太太的风格。反复拨打的电话的那头一直都是两个结果：没人接或者打错了。过几天再拨……

她没有怀疑过那串数字的正确，要怀疑也只怀疑电话号码换了主人或者时间模糊了数字。所以她打了又打打了还打。

2

1998年，我带着三岁多的孩子刚刚踏上天津的土地时混沌茫然，晕头转向。本来我们娘俩千里迢迢随军而来，不想我们刚刚被街道认定天津身份，我们追随的那人又被如山军令调到北京，而我们还得再等三年才能够达到直追北京的条要求。于是，我和孩子开始了异乡异客的生活。

我新入职的学校缺人，我成了三个班160多人的语文老师。也曾累得趴在办公室桌上嚎啕大哭。批改160多人的作业曾经累得站不起来，扶着墙好不容易站起来半天迈不开脚步。那时，我夜里睡觉保持着一只眼是睁着的。 

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上班比我晚下班比我早，孩子刚开学又感冒咳嗽。从苏北到天津，语言也是我教学工作的一大障碍。我要接受一轮一轮的被听课，新学校地域广阔新旧建筑错落参差，置身其间如转迷宫，我像一棵连根拔起被抛弃旷野的歪脖子橘树，独自承受着四面八方的刀光剑影。时时自问——为什么要到别人的地方来？

直到现在，没备课急急往教室跑推开门看到一群听课的领导严阵以待，或者到上课时间了我却找不到教室......这些无法驱除的梦魇，都是初到天津坐下的病根。

3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郭老师在校园里干什么总是带着我，耳边老响起郭老师慢条斯理的声音，“这是李央，新来的老师，教语文的。李央，这位是……”走一路说一路，郭老师好像认得全学校的人。

她常对我说，多干点活累不坏。事情不怕多就怕乱。你尽量把话说慢一点，快会掩盖了你语言的精彩。遇到我放任语速，郭老师就笑着提醒，又说外国话了。或者告诉我，说中国话！

四面楚歌八面埋伏中，我偷空把从哪儿看到的有意思的字句随手写到教材、教参等纸张的边边角角。渐渐过渡到胡乱记下一己的体会与感受。后来，听到、想到什么自以为有意思的东西我会随时记下来，有时有哪句话“想”丢了还会拆墙打洞地追索，直到缉拿归案才能安心。

这个习惯其实不是从天津开始的，只不过在天津更频繁更广泛了些。有点小偷小摸的怪癖与幼稚，怕被别人发现后笑话。但还是被郭老师发现了，她小声念起来，由衷地感叹——写的真好！

这是我随手记在课本上的感慨。我特别不好意思，仿佛身上的胎记大白于天下。郭老师笑意盈盈道，字也写的好看。你这个习惯不错。

真的？我的字也好看?

长到三十岁，我的字一直深为没正式上过学的父亲诟病，父亲对我的语言表达也给予痛批：还当老师呢，说话那么快谁能听清楚！

还有，小时候我和弟弟在煤油灯下写字，母亲总说弟弟的字写得好。背着母亲，我和弟弟插花写、颠倒写、一人一个字地错着写，上小学的姐弟俩穷尽想象地设置、编排、布控，但不识字的母亲总能一眼看出弟弟写的字好看。

而今天，在别人的地方，我的字竟然“好看”起来！看着郭老师满脸的诚恳和笃定，我赶快转移温热的视线，不让泪水决堤。

电影《青春派》剧照，图源网络

4

那天我出去办事问路，路边的一中年男人给我指示，我还是不明所以，就又追问了一句。惹得旁边的老太太勃然大怒，“不知道不知道！你别磨叽了，赶快走开！”

推着自行车走了好几步，那老太太的余怒还在后面紧咬不丢：你搭理她干什么，一脑子糊涂糨子还跟她说！

我把经历告诉了郭老师，表达了自己的不解——我只是问个路而已。

“他们不定在说什么龌龊事呢，大概嫌你打扰了她。这样的人，不理他，没文化没修养，犯不着跟她生气。”郭老师一说，我觉得心中的愤懑没有那么强烈了：也许招冇脸不是我的问题，到别人的地界来也不是我的意愿。

可是，郭老师怎么就坚定地认为不是我的问题呢？这多像护犊子家长，一边倒地认为错在他方。

郭老师是返聘多年的老教师，学校对老教师很宽松。但郭老师工作一丝不苟，备课、讲课、写课后反思一样不落，她说自己这样做不是为了应付领导检查，而是对工作无愧对自己无憾。上了一辈子的语文课，被老太太慢条斯理的娓娓道来，别有一番韵味回旋。

郭老师多才多艺，新年联欢会前与其他老教师准备大秧歌。老教师们训练积极踊跃，招招式式追求完美到位。郭老师每次排练都带着我。

联欢会上，王老师独唱时，有人从观众席最后排颠颠跑到台上敬献鲜花一枝，一时掌声雷动，笑声满场——献花者是真牙刚刚完全下岗、义牙还未上任的郭老师。此情此景，被我写进了《我们的郭老师》。

到新学校一学年结束，我任教的三个班级语文比期中考试有了进步，班级平均分比兄弟班级多了一点点，郭老师高兴得眉飞色舞说，我放心了，你打了一个翻身仗。

她还说，别看只是微不足道的1点几分，正负可不一样，多了没啥，少了你就抬不起头来。你是新人，只许好。我不担心你的能力和态度，我怕的是你的语速。

后来，《我们的郭老师》在《希望报》上发表。彼时，郭老师已经不再返聘，真正的退而休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老太太先打电话来了。老太太激动得什么似的，好像我那几百字的文字有多了不起。

5

2001年，我从天津调到北京，与郭老师的交往主要还通过书信。书信也不常写，有时会寄张明信片，三言两语发发感慨。

后来，又有了文章发表，表述我而立之年后的辗转奔波，回味异乡异地的酸甜苦辣。每有文章见报，我都要送给郭老师一份，有时是原版更多的时候是复印件。

有了手机后，也曾把号码写信告诉郭老师。有一天，还接到过郭老师的电话，电话中郭老师说自己有手机了，我听得出郭老师的着急。她却总也听不到我的声音，自说自话一般联络断掉了。

再打回去又不通了。后来那个电话就成了空号。十多年几乎没再联系。向以前的同事打听郭老师，同事说不知道。

也难怪，郭老师在我调离前两年已不再返聘，那时我刚刚在那个单位呆足一年。我认识的人本就不多，认识我又认识郭老师的仍然待在原单位的更是屈指可数。

郭老师怎么样了？有时也强制自己不去想，更不敢猜。老太太怎么样了？只在心里担心着，祝愿着。

今天，我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我又找到了郭老师。不，应该是郭老师又找到了我。茫茫人海中，郭老师把我打捞出来，几次三番费尽周折。郭老师问我还写文章吗，我没好意思把鸡零狗碎的文字端出来。

离开天津三、四年后吧，郭老师电话中说她家进了小偷，大衣柜、书桌抽屉被翻了个遍，丢了一些东西，好在登载我文字的报纸等都还在。其他的丢了就丢了，收藏的那些东西没丢就好。郭老师在电话中不紧不慢地说，电话这边的我听得出老人家的庆幸与放松。

郭老师收藏的报刊们当然可以幸免于偷窃。我那些稚拙直白的文字，除了郭老师，对谁也是毫无意义的吧？

我对一个问题很是恍惚：郭老师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凭什么得到郭老师的厚待？

“你是我的骄傲！”郭老师在微信里说，“老天爷也挺慈善的，在我行将退休的时候，把你送到了我面前。我是多么幸运啊！”

郭老师，真正幸运的人是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日子，我像沙尘暴中的塑料袋，形态和落点都由不得自己。是您引领、提携着我走过那段茫然失态的日子。是您让我和别人的城市相互接受，进而让它成为我最思念的地方。天津，满满的回忆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