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文学-专栏】我的小学班主任(上、下) / 作者：施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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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文学-专栏】我的小学班主任(上、下) / 作者：施扬

Original 施扬教师文苑 202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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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班主任(上、下)

施扬

题跋：小学是人生的第一学堂，而班主任就是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之前你可以在家里撒娇，可以在托儿所里胡闹，可一旦正式踏入校门，你就必须守规矩，而他(她)就是你最直接的向导。

1959年9月1日，我踏上了人生第一个学堂。

上学前，父母千叮万嘱，让我喜忧参半。欢喜的是有了更多的伙伴，还有更多有趣的事儿等着你。担忧的是陌生的环境，严厉的老师，还有名校那森严的校规也在等着你。

我上的小学叫无锡市东林中心小学，从校名上就可看出这所学校不一般。一般讲，凡称为“中心小学”的，都是一个地区最好的学校。何况，它还有盛名赫赫的历史。

东林小学原为“东林学堂”，其前身即历史上著名的“东林书院”，它是我国最著名的古代书院之一。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清廷下诏将各州、县书院改设为小学堂，由此东林书院成了东林小学。原来书院的依庸堂成了学校的大礼堂，礼堂讲台两边悬挂的，就是那闻名遐迩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楹联。作为优秀历史传承，东林学校曾经培养出了许多名人，东林校风也一度成为周边学校的典范。

可想而知，进入这样的学校，对孩子的压力有多大。当然，对老师，尤其是班主任的压力一定也很大，虽然当时我们并不理解。

可也许是孩子的天性所然，也许是当年的历史原因所致。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充满了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下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孩子也无心思上课了。

三、四年级时，我们班级是闹得最疯的时期，班主任就象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每回班主任老师都因学生的调皮捣蛋、不服管教而伤透了脑筋，不到半学期就中途辞职，我们班也成了学校的“问题”班。

至今仍有印象的一位姓刘的班主任，名字忘了，他是从外校请来的代课老师。大概由于学校其他老师都不愿意接手我班，所以特意从校外请来这尊“凶神”当我们的班主任。

刘老师大概有三十多岁，还没结婚。他是个瘦长个，却理了个大包（背）头。头发油光铮亮，显得脑袋格外大。他的脸是黄黄的，尖尖的下巴，面孔上还长了很多的“骚蕾蕾”，让人一看就联想起电影中的流氓。由于这个特征，我们当面喊他“刘老师”，背后都喊他“刘（流）包头”（意思是下流）。

刘老师在上第一堂课时就想给学生来个“下马威”，他当场立了许多规矩。除了必须遵守的校规守则外，还加了许多惩罚性措施。他在讲台上瞪着眼珠恶狠狠的说：“我是你们校长特地请来对付你们这帮调皮蛋的，谁要是触犯规矩，或是不听我的话，看我如何收拾你们”。

果然，第一个处罚的是上学迟到的学生。那位同学家里距学校较远，到校时已经开始早读了。刘老师不让他进教室，罚他站在门外“立壁角”反省。谁知早读完了连晨操都已结束，马上就要正式上课了，还不让他进教室。众目睽睽下，那个同学要面子，自己推开门走到座位上准备上课。

不料刘老师见该学生“自说自话”，二话不说，拎着他的耳朵就往门外拖，嘴里还骂骂咧咧的。那同学委屈地在门外哭哭啼啼地站了整整一堂课，同学们见了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别扭。

下了课，同学们都出教室玩去了。于是，喜欢打抱不平的我乘值日擦黑板的功夫，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包头（俗称“飞机头”）的侧面像。画从头发开始，顺序勾勒额头、眼睛、鼻子、嘴和下巴，然后再拐到头上，一笔呵成。尽管我的才艺蹩脚，可那张速描画得活龙活现，与刘老师的侧面像极了，特别是那抛出额头的大包头和尖下巴特别惟妙惟肖。同学们都轰动了，纷纷学样画起来，一块黑板很快都画满了。

上课铃响了，刘老师进门一看黑板顿时大怒，厉声斥责：“这是谁干的”？同学们谁都不吱声，许多小眼睛里还露出愤怒的表情。看到大家都不说话，刘老师更火了，点名叫班干部回答。孙辰作为班长被第一个喊到站起来，他很干脆的回答：“我不知道”！随后，陆小曼、何瑞根和我以及其他班干部都被一一叫起。可大家不是说“我去办公室领作业本了”，就是说“我和同伴跳绳去了”；还有上厕所的，借图书的，就是没有一个在教室里。刘老师见大家不说实话，法不责众啊，无奈之下，只能自己擦净黑板，恢复上课。

不过，最后还是让刘老师查到了是我起的头（不知哪位同学“触壁脚”打小报告），放了学，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坦白交待”。可我硬是不承认，反正有这么多人都画画，谁先谁后谁能分辨的清呢！

大概考虑到我是班干部，刘老师才手下留情没有体罚。但整整关了我二个小时的“夜学”，直到天黑了才放我回家。要知道那时的“关夜学”可都是对坏孩子的惩罚，我正不知道回家如何向父母交代，可我那几个“兄弟”(我和孙辰、何瑞根曾模仿“桃园三结义”插香结拜)却都自愿留在学校里，等我一起回家圆场(随便说个同学一起做作业的借口)，可见我们关系有多“铁”。

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对刘老师更“恨”了，而我们这几个结拜兄弟在班里的威信却更高了。至今，我还能一笔画出流包头的形象来。而我低一年级的妹妹至今也记得我当年这件事呢，可见这事在学校传得有多厉害！

刘老师后来变本加厉更“坏”了。他不仅随意体罚学生，拎耳朵，拧脸皮，看到学生课堂讲话，顺手就把粉笔头仍过去，也不管仍在脸上还是身上。而且还让特别不听话的学生“坐飞机”，那大概是他首创的一种体罚方法吧。

刘老师人虽瘦但个很高，手劲特别厉害。他将学生一把抓过来，顺手将两臂扭在身后，并将学生的双掌叠压。然后用一只手就将双掌紧紧箍住，让你动弹不得。他将手臂往上抬起来，学生反背的手掌受制，只能弯下身子，让双臂在身后高高抬起。顿时又酸又疼，忍不住的眼泪花花直流。

唉！教不妥，师之过啊！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批斗老师时，“坐飞机”得到了普遍运用，大概都是刘老师当年种下的恶果。

刘老师对女生可没有象男生那样凶恶，他的表现特别象“狼外婆”，脸上色迷迷，背后龌龊事。他喜欢摸漂亮女孩子的脸蛋，甚至上课时，经常把喜欢的女孩子叫到黑板前，由他一手把着女孩子的手教她在黑板上写字，另一手却在女孩子身上摸来摸去。虽然有讲台挡着，女同学又害怕于他的“淫威”不敢作声。但总有空隙被眼尖的同学发现。于是交相传播，更引起学生群情愤慨。

特别是有一次，他的行为更“出格”了。有位同学大概上课给尿憋急了，下了课来不及跑到厕所，而是直接拐到教室后面的角落里解手了，这下可给刘老师抓到典型了。他一手抓住那个同学就“坐飞机”，另一手用畚箕铲起浸透小便的泥土，硬要同学当场吃下去。

那同学挣扎着身子抵死不从，他就死死摁住同学的头，用劲将同学的嘴摁进了泥土里。真是让人奇耻大辱啊！如此的行为怎能为人师表？

气愤之下，同学们集体出谋划策，要给刘老师一个“教训”。仿照电影“地雷战”的形式，我们给他设了个“土地雷”的圈套。

上课前，我们将教室门打开一条缝，利用门上方的窗框，将畚箕和纸篓一头搁在框沿上，一头搁在门沿上，里面盛满了垃圾和纸屑，顺带着还加点唾沫和鼻涕。然后我们悄悄地坐在座位上，静等着“好戏开场”。

果然，上课铃声响后，窗外传来了刘老师兴冲冲的脚步声。大家憋住呼吸，就听到“蓬、蓬、咣当……”，“土地雷”准确地在刘老师的头上“爆炸”了。顿时，那肮脏的垃圾纷纷扬扬，洒落在刘老师的油包头和哔叽服上，满头满身的狼狈样，好解恨啊！

刘老师气急败坏，又是跺脚又是挥拳，厉声高叫：“哪个小赤佬干的，给我滚出来！”全班同学集体沉默，没有一个人吱声。刘老师急红了眼，更加歇斯底里的咆哮，在讲台前来来回回手舞足蹈地干吼，模样狼狈极了。

突然，不知哪个同学嘻嘻嘻笑出声来。顿时，全班同学全都憋不住了，“哈哈哈、哈哈哈……”，笑的回肠荡气，笑的浑身颤抖，女同学们甚至连眼泪水鼻涕水都笑出来了。特别是受过虐待的同学，更是笑的特别痛快、特别解气！

眼看触犯了众怒，刘老师“呒手啥路”（没有办法），只好掉头就走，到校领导那边告状去了。后来校领导出面了，先找我们班干部座谈，了解发生的情况。于是我们纷纷告状，把他的“罪行”一五一十全都兜了个底。最后校领导决定，解聘刘老师，重新给我们安排新的班主任。

写到这里，我仍然为这件事感到由衷的痛快，那可是学生年代第一场抗争胜利啊！可是，由此引来的是文革中我们对老师的过激行为，让人至今感到内疚于心！

小学班主任(下)

题跋：当小学班主任也是一门艺术，祖国的花朵就全凭你手里雕琢。小学班主任又应该是儿童心理学家，水平高下一比就可明了。

新来的班主任名叫徐康美，个子不高，人稍胖，理着齐耳的短发。她大圆脸，粗眉毛，眼神看人很凌厉，但笑起来很和善，很有威势感。她当时正担任着六年级的班主任，那是毕业班的重要岗位，却让校长“紧急救火”给调到我班来了。

我之所以对她的名字和相貌有如此深刻印象，是因为她第一个到我家家访，深得我父母好感的老师。她也是第一个对我倚重，发掘我能力，将我提拔为中队委的“恩人”。多少年后我仍对她心存感激，只是岁月苍桑、人事皆非，彼此早已失去了联系。

尽管离开学校五十多年未曾见面，可在去年一次在社区医院看病时，我依然一眼认出了她。她排在我前面正请医生量血压，头发全白了，佝偻着身子，显得人更矮了，但那双眼睛依旧炯炯有神。我越看越觉得是她，生怕冒昧，就俯身看了一眼病历卡上的名字，果然是“徐康美”。我轻声叫了声“徐老师，你还认识我吗？”她身子猛然一震抬起头，“你是……”，看她叫不出我的名字了，我赶紧说：“我是小龙，你的学生，还有印象吗？”此刻，她睁大了眼睛看着我，马上双手紧紧地抓住我双臂，不停地摇着对我说：“哎呀，小龙啊！你到哪里去啦，这么多年我们都｀稽理＇（打听查询的意思）你，可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啊……”

我们连病也不看了，坐到外边的长椅上叙谈起来。我给她介绍了自己离开东林小学后的经历，也回答了她问起的我父母和妹妹（她也曾教过我妹妹）的情况。当然，我也问起她的情况并问候了她的病情，同时，也打听几个要好同学的情况。

徐老师依然很健谈，不仅告诉了我她也住我同一个新村，而且告诉每月还要到东林小学（学校已经搬离东林书院，到新校舍去了）参加退休教师聚会的情况。她还跟我讲了许多小学同学的近况，他们一直有联系。她说道，我授课几十年，唯有教你们这个班，印象最深刻，也感到成就最大。尤其是你们这几个学生，当年的事情都一直装在脑海里呢！她说的几个学生正是我们几个结拜兄弟。

她谈到：那件作弄刘老师的风波发生后，我班成了全校的风口浪尖，所有的老师都说我班学生太调皮，不愿替换来当班主任。校领导专门开会研究，最后决定将已经从五年级跟到重点毕业班的她调到我们班来当班主任。

徐老师是共产党员，当然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特别是校长跟她说，“这个班已经换了多任班主任了，每个都干了不长时间就干不下去了。眼看着这些孩子的功课每况日下，而且连学校基本的道德规范都不遵守，下学期他们都要升入高年级了，再如此下去，怎么能毕业？怎么能考上初中呢？这不是耽误了这群孩子吗？

听了校长的话，徐老师二话不说，顶着压力接过了这个“烂摊子”。她对我说，“我是背水一战了”。因为当时她有很多“衔头”，又是学校教研组长，又是市里教育先进工作者。如果成功，无非是应该的。而假如失败了，那一切的荣誉也就完了。

徐老师接手我班以后，第一个举动是进行家访。她对全班所有同学的家庭都逐一进行了走访，我是属于首批进行的。

以前从没有老师主动来到学生家里，只有孩子出了事，老师把家长喊到学校去领孩子。家长去了，老师往往当着面，把孩子的种种不是数落一遍，然后家长百般道歉，请老师费心栽培，再后就是回家给孩子一顿“生活”。

徐老师第一次到我家选择的是周日，当她让我转告父母要来家访时，我内心忐忑不安。不知道老师要告什么状，看来一顿屁股是免不了了。周日那天，徐老师依约来到我家。父母忙吩咐我泡茶端水，并领着她进房间里参观。作为珍贵客人，父母请老师坐到他们房间里的沙发上（当时沙发在普通人家尚不多见）。

我不放心，躲在房间外面听“壁脚”（偷听）。双方相互寒暄几句后，慢慢进入正题，我的心也渐渐紧张起来。谁知，当父母问起我在学校的表现时，徐老师一开口就大夸我脑筋聪明，作文写得好，在同学中很有威信，等等等等，连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有。父母听得也放下心来（原来也担心是告状来了），门外的我也开始松了口气。

接着她又恭维起我的父母：“看你家里这么多的书，一定很有知识，而且你们谈吐这么渊博，肯定出自书香门第。你家孩子从小耳濡目染，自然聪明，将来一定有出息！”父母越听越开心，越谈越热络，气氛越来越和谐，我的心也完全放下了。

临走时，徐老师还向我父亲借了几本书，都是世界名著（当时我家有两个书橱，有图书上千本，古今中外的名著基本上都有），还说今后还要来多讨教。父母更高兴了，不仅送出大门外，还一个劲地让徐老师有空再来。

家访的结果如此大出意外，我马上对这位新班主任有了好感。我暗下决心，今后在班里要好好表现自己，再不让老师难堪。父母在徐老师走后，也专门找我谈话，直夸徐老师有水平，吩咐我要好好听她的话。

分别对学生家访后，同学们普遍对徐老师有了敬畏，特别是我们班里的几个“核心”。实际上，经验“老道”的徐老师早已察觉，要想使我班“翻身”，关键是抓住我们这几个“头”。这些孩子能量很大，引导好了是块宝，引导差了是“祸根”。

徐老师趁热打铁，找我们几个座谈，听取建议。还主动提出，希望我们配合她的工作。她不失时机地推出几项“新政”。如成立了学习小组，让成绩好的和差的搭配，开展“一帮一、一对红”，并将每次考试表现突出的“对子”登上“光荣榜”表扬。针对喜欢玩耍的同学，她成立了各种兴趣小组，并亲自参与同学们的活动。

她还对我们几个“封官许愿”。考虑我的爱好，将我手臂上挂的少先队牌子从一杠升到了二杠，成了负责文体活动的中队委。孙辰除了继续当班长外，还推举成为学校大队委，从二杠变成了三杠。何瑞根和吴培尔也在原有基础上有了升职或兼职，好像吴培尔也成了中队委，他是后来加入我们“铁三角”兄弟组合的。

既然老师如此亲睐，我们也不能辜负她的期望。人人都想好好表现，本来一门心思琢磨坏点子整老师，如今全转为如何提升班级形象的念头上了。

正好“六一儿童节”到了，学校要搞文艺会演。徐老师亲自编剧，我们班排演一出“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活报剧。同学们纷纷报名，我也不甘落后，尽管我还从来没上台表演过呢。

孙辰、陆小曼和吴培尔分别成了工农兵的代表，他们是主演，手中拿了锤子、镰刀和上了刺刀的步枪道具，雄赳赳、气昂昂的冲在前面。其他的入选同学作为群众演员，跟在后面摇旗呐喊，烘托气氛。

我正为没当上主角气馁时，没想到徐老师让我演“美国鬼子”这个大反角。哎呀！这要放在以前，我是绝对不会干的。可想到父母的叮咛，我之前暗下的决心，为了徐老师，也为了班级的荣誉（谁让我是文体委啊），我就豁出去了，就演这个人人喊打的大坏蛋吧！

没曾想，演出那天我可是一鸣惊人，出足了风头。当天在美术室里，徐老师亲自给我化妆。她将我满脸用粉擦得雪白，用毛笔在两个眼睛上画了大大的黑眼圈，嘴唇上用胭脂涂得血红，并用马粪纸做了个高鼻子，沾在脸当中。我光了上身，小胸脯上用毛笔画了细细的肋骨，当中还有一蓬胸毛，头上顶了个画着星条旗的马粪纸糊的高帽子，小手小胳膊用红墨水涂了，表示沾满了鲜血。 “好恐怖啊”！挤在窗外看“西洋镜”的低年级小朋友纷纷咋呼。

当我一出场，顿时全场大哗。只见我一手高举着竹片指挥刀，一手举着一个沾了柴油的火把。后台的老师将火柴一划，“嘣”的一声，火把上顿时喷出好高的火苗来。我张开血盆大口，耀武扬威地举着火把，挥动指挥刀大喊：“我要侵略古巴”！我要“霸占台湾”……！熊熊的火把照的台上的小脸蛋红彤彤的，我发疯似的张牙舞爪，口吐狂言，主角们的气势反而被我压制了。

台下的老师学生都惊诧出来的这个怪物，纷纷猜测是谁扮演的。紧接着，工农兵代表纷纷发言，高声朗读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台词，个个正气凛然。配合的群众演员挥舞着手中的标语牌，人人同仇敌忾。此刻，我演的美国鬼子，在紧逼过来的抗议队伍面前，瑟瑟发抖，踉跄后退。最后，手中的火把熄了，指挥刀断了，帽子被踩在解放军的脚下，我高举了双手，浑身哆嗦地哭丧着喊道：“我投降！我投降了……”。

大礼堂里欢声笑语，鼓掌叫好，沸腾一片。最后，我班的节目获得了第二名，孙辰还以他纯正的普通话和出色的表演获得最佳表演奖。后来，我班的节目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区里的汇演。我演的反角当然不可能获奖了，但同学们一致认可我的“表演才能”。有生以来我的第一次上台，竟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直到今天还让我沾沾自喜呢。

后来，徐老师一直跟着我们班当班主任，从升到五年级再到六年级毕业班，直到送我们进入考场。

班主任徐老师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特别是我们几个的“改邪归正”，给全班学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从五年级下半年起，我们班的成绩开始突飞猛进。而到了六年级时，我们班已一跃成为全校的领头班级，我们几个都成了班里的佼佼者。无论哪个课目的老师，都对我们刮目相看，好评连连。门门功课出类拔萃的孙辰被评为崇安区优秀少先队干部，何瑞根、吴培尔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成为老师经常表扬的对象。而我不仅学习成绩过硬，更以出色的体育成绩，连续几个学期都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

到毕业升学考试的那年（1965年），毕业班进入紧张的复习阶段。由于当年的小升初不是按学区保送的，而是全凭考试成绩录取。如果你参加全市统考，达不到最低录取分数者只能留级，等待下年再考，除非你不再上学。前面说过，校长开始最担心我班，生怕出现大批留级学生。而我们几个，则是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好学校，既为班级正名，也为徐老师争光。

于是我们兄弟间约定，每天在学校的复习课结束后，再集中到各人家中继续复习。

我们聚在一起，揣摩应用文、叙述文的写作区别，讨论分析文章的主题、立论（中心思想）、情节布局和写作技巧。有时我们会分成两组，互相提问回答，纠正错误。家长们看到我们这么努力，真的特别支持，经常弄点零食慰劳我们。这样的学习，效果也就特别的好。聪明人帮聪明人的结果，那就是聪明的“一塌糊涂”喽!

最终，小升初的结果出来了，我班的考试成绩出人意外的好。全班50名学生都过了录取分数线，全部考上了初中。而考上一类初中（一中、二中和一女中）的学生竟有十几名，这在全校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全校师生一片大哗。孙辰、何瑞根和吴培尔都进了二中，邻居陆小曼考入了一女中。而我，由于最后临时修改志愿，阴差阳错，没去成二中，却考入了当时人人眼中的尖子学校——无锡市一中。

徐康美老师以她出色的教育成绩扭转乾坤，让全校闻名的落后班成为校史上最成功的先进班级，让全校师生折服。后来她不仅当选为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而且评为无锡市的特级教师。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是牢牢地记着她，我的小学班主任！同时，也捎带着忘不了那位忘了名字的男班主任……

作者简介：

施扬：微信网名方木，下过乡，当过兵，退休前为外企高管，现今在家练练二胡，写写回忆录。以前多篇习作曾刊登于“太湖”杂志，如今尝试网络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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