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国风】孔子野王传学

孔子野王传学

乔子元

（一）

    时光远去，将一段段传说故事铺在了古道上，至今，一处处的遗存在为历史作着佐证。

    公元前497年，时年54岁的孔子离卫适晋，西行北上，欲见赵简子（未成）。在由卫地到晋地的往返途中，孔子与其弟子们，一路风尘仆仆，经太行径，过羊肠坂，在豫晋交界留下了天井关回车处、拦车村；在古野王邑（今沁阳市）留下了东义合村、西义合村、七里桥朝圣处；在黄河北岸王屋山区滩头留下了圣回头（今段英言村）、夫子岩、夫子堂、夫子潭、孔子与弟子的十哲像等村落、地名和纪念处、纪念物。

    多少年来，这些历史文物遗存及故事传说，如同在历史的帷幕上镶嵌下一串串璀璨的明珠，不断地影响社会、启迪后人，并对当今讲求科学发展，创建和谐社会颇有教益。

    古道：铺满了艰辛和激情

  春秋末期，中国古代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在豫西北野王邑（今沁阳市）教礼说教，他所走过的道路，他所克服的艰辛，以及回车太行古道、留宿金华驿站等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传说，至今时常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史记·孔子世家》载曰：“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当年，孔子为什么要西行北上见赵简子？这个历史背景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未交代清楚，却被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秦村出土，后由张颔先生整理写出的《侯马盟书》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1980·3-1982·6）在河南省温县武德镇春秋古州城遗址出土的《石圭盟书》所佐证并诠释：晋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5年）赵简子等三大夫盟誓效忠晋侯，晋国具有相对统一的国情背景和邀请孔子仕晋的前提条件。晋定公时期，晋国的都城在新田，今山西省侯马一带。（见《一统志》、《左传》、《侯马盟书》）

    当年，接到赵简子的邀请，孔子方于公元前497年离卫适晋。

    豫西北古怀庆府一带民间固有“自古上山一条道”之说，这一条道指的就是太行径。当年孔子由卫入晋欲见赵简子，回车太行，野王传学，太行径是他必经之路。

    太行径，系史载太行八径之第二径。《地形志》、《一统志》、《名胜志》均载曰：“太行八径”乃古代晋冀豫三省穿越延绵千里、百岭互连的太行山相互往来的咽喉通道，是三省边界千峰耸立、山岭交错的重要军事关隘所在之地。

    太行八径之第一径为轵关径。故址在今河南省济源市的轵城镇西北5.5公里处；第二径为太行径，故址在今河南省沁阳市西北17.5公里处；第三径为白径，故址在今河南省辉县西25公里处；第四径为滏口径，故址在今河北省武安县之南和磁县之间的滏山；第五径为井径，故址在今河北省井径县的井径山上；第六径为飞狐径，也称飞狐口，位于今河北省涞源县北和蔚县之南；第七径为蒲阴径，故址在今河北省易县西紫荆岭上；第八径为军都径，故址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之居庸山，军都径有关口，关口名字叫居庸关。

    历史在彩绘着时空，也在变化着世间的一切。现今的“太行八径”已被公路、铁路所更替，昔日的军事关隘今天成为日夜不息、奔腾不止的经济建设大动脉。

    历史上，“太行八径”中尤太行径以雄、险、曲、幽著称。此道上，文化遗存厚重，传说故事众多。太行径系古代洛阳入晋的主要通道。当年孔子由卫入晋教礼，曹操率军北征高干，宋代杨家将北上抗辽，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入侵解放区，此道均为必经之路。

    据沁阳（古为野王邑）地名志及沁阳县志地理篇记载：太行径位于县境内古邘国北的太行山间，沿龙门河西岸盘山越岭而上。其南端自古邘国北，过校尉营山间古道、古羊肠坂道；北端至山西省古泽州（今晋城市泽州县）的天井关。历史上，太行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固有“北扼上党之门，南控虎牢之险”之说。所谓“北扼上党之门”，即是指过了太行径，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山西省，直达山西省的上党地区；所谓“南控虎牢之险”，即指顺太行径南下，经古邘国驿站，沿古官道南行，穿越怀庆府（古野王邑），即可长驱直入黄河岸边的虎牢关，到达古都洛阳。

（二）

    关于太行径，不少方志史书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光绪二十三年，清朝学者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载曰：“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将伐郑，富辰谏曰：邘武之穆也。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台是也。今故城当太行南路，道出其中。”此处说的“道出其中”，指的就是太行径。（《水经注》P196）《沁阳县志》载曰：“北山著名山径有太行径，在马鞍山南端，纵十余里。旧志云：在城（沁阳城）西北三十里，又名‘丹径’。古时从河内（沁阳）到幽州（今北京一带），中有八径，此为第二径。其径三步宽，四十里长，连山中断，曲折可通，古为通往山西的要道。”（《沁阳县志》卷三·地理篇·P71）

    太行径在历史上以艰、险、曲、幽著称，其典型的路段代表或别称叫“古羊肠坂道”。关于古羊肠坂道，在有关的方志史书中，记载得更多更详，不仅有它重要历史地位方面的记载，还有其艰、险、曲、幽路况的描述，更有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亲历感受的诗赞墨香。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沁阳文物》一书，对沁阳北部太行山上的古羊肠坂道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古羊肠坂位于河南省沁阳市区北25公里的常平乡常平村的碗子城山。地处豫晋两省交界，坂道北接山西省晋城大口村，羊肠坂道从碗子城山上穿越；南连河南省沁阳市的常平村；东、西两侧为悬崖深谷，是“太行八径”中“太行径”上的重要关口。1986年11月2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羊肠坂道，古为京洛孔道，豫晋交通的咽喉。《李义山文集》中所云：“河内名邦，覃怀巨郡，南蕃风阙，北控羊肠。”这诗里谈的“羊肠”，即指太行径上的羊肠坂道。（《沁阳文物》P33）

   《沁阳县志》载曰：常平自古为太行道要冲，北有羊肠坂、碗子城。当年曹操北征高干，曾经此地，写有“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的诗句，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沁阳县志》·卷三·地理篇P70~71）

   《覃怀志》载曰：羊肠坂在府（怀庆府）城北，《史记· 正义》曰太行山坂道名。《括地志》云在怀州河内（今沁阳）北二十五里，曹孟德诗“羊肠坂诘屈”即此。（《覃怀志》P150）

   《沁阳市地名志》载曰：古羊肠坂道，一名羊肠坡，因其蜿蜒曲折，状如羊肠，故名。在市境北部，现存常平至窑头村北坂道一段，长约2公里。碗子城、孟良寨、焦赞城、穆桂英寨、杨宗保寨，皆有遗迹。（坂道）始筑于战国，东汉辟修。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北征经此，赋诗《苦寒行》，其后，唐设驿站，宋代筑城，并以守将命名城寨。元代仍在碗子城设防，并重修坂道、城堡与城墙，在孟良寨前开一平台，面积约300平方米，名练兵台。其西侧摩崖有佛龛之处，造像三尊，左右刻石，记修复羊肠坂道事略。清同治年间，在孟良寨西南50米的摩崖上镌刻“古羊肠坂”四个大字。在古代，该坂道北连上党，南通洛邑，据虎牢之险，南北咽喉，京洛孔道，历为兵家必争之地。现有太洛公路经过，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见《沁阳市地名志》卷六·P237~238）

    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载曰：“碗子城山，旧志云，在城（怀庆府城）北五十里，山势险峻，其路羊肠百折，中有平地，仅一亩许，唐初筑城以控怀庆、泽州之冲，其城甚小，故名，有羊肠坡焉。曹学俭《天下名胜志》云：碗子城关在太行山畔，羊肠所经，瀑布悬流实险隘之地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太行山畔，山势险峻，羊肠所经，上有古城，亦曰‘碗子城关’，今有大口一通泽州焉。”（《河内县志》

    众多史料均载明，羊肠坂地势险峻，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沁阳文物》一书说，其坂道在周代已有，春秋时为赵国南下中原的重要通道，孔子北说赵国曾过此地；战国时，秦将白起率军克羊肠攻赵，取得了长平之战的胜利；魏武帝曹操北征高干，在此写下了著名诗篇《苦寒行》；以后历代均在此筑城设卡，派重兵防守。在历代王朝更替的战争中，军事家们都将此地作为重要的军事关口和要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国民党四十军常平阻击战的重要战场。现仍保留有众多的城堡、关卡遗址。1956年，这里修筑公路，使常平村北2公里多的坂道被拆除，故坂道被新的石子路面所代替。（《沁阳文物》P33~P34）

    古羊肠坂道是春秋战国以来太行径上至今保存较完好的一段古道，历史的车轮转动了近3000年，如今太行山区的公路四通八达，但昔日古坂道上仍留下不少文物遗存。诸如古坂道的路基上，用卵石及石板铺砌的路面；马蹄、车辙印痕清晰可见，比比皆是；三处关卡古建房屋遗迹尚在；仍留有古城堡遗址及房屋残垣；孟良寨遗址；“古羊肠坂”摩崖刻石（“大清同治初元年”）；元代题记及摩崖造像等，一处处的历史遗存都在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过去的故事。

（三）

    古羊肠坂是古代“太行径”上的重要关口，古称“京洛孔道”，是屏障豫晋两省的战略要冲，所以历代都在此修城筑寨，驻军设卡，尤其在社会变革与朝代更替时，羊肠坂的险要位置更为各方兵家所看重。谁控制并占据了此径道，谁就可以在战争中取得主动权，故此，围绕争夺这条径道，这里曾先后爆发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在古代战争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及战争史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古羊肠坂又是沟通豫晋省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交通线，为豫晋两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及传播起到了黄金通道的重要作用。至今，古羊肠坂道上留存的大量文物遗址，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及豫晋两省古代经济文化的交流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古羊肠坂道的艰、险、曲、幽，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宝贵的文物价值，而且历代文人墨客在此亲历感受、挥毫泼墨，给后人留下一首首气度非凡的壮丽诗篇。

    野王：有众多孔子传学的遗存与佐证

    据孔子生平纪年表所列，公元前496年，当孔子接到赵简子仕晋的邀请后，便打点行装，离卫适晋，中途闻变，又返回卫国。关于这一年孔子由卫入晋，未至晋都（新田）中途闻变返卫的记载，已被焦作市温县武德镇出土的文物（石圭盟书）所佐证（见《孔子生平纪年表》、《石圭盟书》）。

    当年，孔子沿野王（今沁阳市）境内的太行径古道跋涉太行山，行至晋国（今山西省）泽州（县）天井关，忽闻晋国贤仕窦鸣犊、舜华被杀，随回车南下。行至野王邑（今沁阳市）东金华（今东义合村），停歇数日，教礼传学，这便是觅孔寻踪野王地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记者曾随同几位史学家和文物专家，沿太行径（古羊肠坂道）考证过当年孔子东出鲁国西入卫，南辞黄河北入晋，回辙天井关，传学东义合的历史遗迹。

    一、史书记载，地理方位证实，唯古野王地具有当年孔子由卫适晋的历史条件、清晰地点和可以引证历史的史记、传说。

    孔子当年在豫西北的活动，最早见于《史记》的记载，其后《水经注》、《怀庆府志》等史书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述。

    《史记》记载：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横观数百里的南太行山脚沿线，百余里的怀川大地，从古到今多的是“武王伐纣”、“《朝歌》升平”、“牧野大战”、“北宋抗辽”、“南宋抗金”等等的历史古迹、文物纪念和悲壮的传说，少有春秋时期孔子传学教礼的迹象和纪念之处。唯独豫西北古野王地（今沁阳市）有许多当年孔子入晋欲见赵简子（未成），后又回车南下，沿路传学的传说故事和文庙纪念地。

    纵览沁阳市的历史沿革，夏为覃怀地，属冀州。商为鄂侯国，属畿内。西周为邘国地，又为雍国之西境。春秋为周地，郑地，后为晋之野王邑。战国时为魏地，后属韩国，再后为卫国。秦为河内郡所辖的野王邑。汉置野王县，后析为武德、波二县，晋废，恢复野王县，郡治由怀移至此县。隋改为河内县，因在黄河北。唐析为太行、忠义、紫陵三县，旋复合为河内县，为怀州治所。宋析置武德县，不久复并入河内县，属河北西路怀州。金为南怀州治。元属怀孟路，后改为怀庆路。明属怀庆府。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存县，改为沁阳县（因在沁河之北，故名）。1989年9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沁阳县，设立沁阳市（据《行政区划网》）。

    从沁阳的历史沿革中首先可以看出，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沁阳称叫“晋之野王邑”也好，“后又属韩国，再后为卫国”也罢，沁阳市的历史定名和地理界定与《史记》中记载的当年孔子西行北上欲见赵简子所转程的地域是基本吻合的。 

（四）

    在古代，太行山南麓山脚下沿线，可以顺山道古径而上，北通晋国，南达列国，且能供车马行人住宿歇息的村落、城池、驿站为数寥寥。除野王县（今沁阳市）的古邘国、周代的“朝歌”（今鹤壁市）之外，其他如“牧野”（今新乡市）、修武（今修武县）、淇水畔，多为战场及练兵之地。特别是沿山一线，村落稀少，许多地方均不符合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那种情况：“乃还息乎陬乡。”“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当年，司马迁写《史记》是惜墨如金的。《史记》中记述的这两句话，应是两层意思，两个国度中的两个处所。即孔子一行从山上下来之后，“乃还息乎陬乡”，仍然居住在原来（上山时）住过的那个地方。而可以称“陬乡”且能供车马行人住宿的地方，只有属韩国地野王邑的古邘国和“朝歌”（卫国地）附近的村庄。这样才符合《史记》中记述的孔子离卫适晋，后又由晋下山，在野王邑发生转折，而又返卫的历史背景。尤其当时像孔子这样有身份、有名望的人，他是绝对不会轻易去住那些荒野乡村小店的。然而，《史记》中的下一句话：“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当时，若孔子是住在朝歌或朝歌附近的山村，那么，司马迁在《史记》中根本无须在“乃还息乎陬乡”的记载后面再有“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的记载。因为“朝歌”就是卫国的地盘。既然由晋国下山来就是卫国，还用“乃还息乎陬乡”，返什么卫国？况野王历史沿革表明：春秋为周地、郑地，后为晋之野王邑；战国为魏地，后又属韩国，再后为卫国（见《行政区划网》）。由此看来，当时孔子只有住在属韩国管辖的野王邑的古邘国（今太行山脚下的沁阳市邘台村），才会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那种情况，即“乃还息乎陬乡”，在野王停留后，“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这样，无论从事实到逻辑才符合情理。

   《水经注》载曰：“邘水又东南经孔子庙东，庙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灵度等以旧宇毁落，上求修复，野王令范众爱、河内太守元真刺史、咸阳公高允表，闻立碑于庙治中。刘明别驾，吕次文，主簿向班虎荀灵龟，以宣尼大圣非碑颂所称，宜立记焉。云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犊，遂旋车而反及其后也。晋人思之，于太行岭南为之立庙，盖往时廻辕处也。余按诸子书及史籍之文，并言仲尼临河而叹曰，丘之不济命也！夫是非太行廻辕之言也。碑云鲁国孔氏官于洛阳，因居庙下，以奉蒸尝斯言是矣。盖孔氏迁山下，追思圣祖，故立庙存飨耳。其犹刘累迁鲁立尧祠于山矣，非谓廻辕于此也！”

   （见清光绪二十三年版·郦道元著《水经注》·P196）

    从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可以看出，当年，孔子经太行径入晋欲见赵简子（未成），回车天井关后，晋人思之，随后就在今山西省泽州县的天井关修建了一座孔子庙，以示纪念。今沁阳市东义合村（古为野王县东金华村）现存的文庙（孔子庙），虽初建时间未考，但有一点可以断定：此庙乃当年在洛阳为官的孔子的后裔为祀祖追宗，经慎重选择，“盖孔氏迁山下，追思圣祖，故立庙存饗耳”。

    孔子的后裔为何要把纪念祖先的庙宇修建在野王县的东义合村，而不修建在其他地方？这其中另有根由。

    据《沁阳地名志》记载，当年孔子离卫适晋欲见赵简子，路经野王县的东金华村和西荒村时，遇到两村群众的同时夹道欢迎，孔子随夸赞道：“两村真是心同意合！”从此，两村遂更改了村名，一个叫东义（意）合，一个叫西义（意）合。（《沁阳市地名志》· 卷二·政区聚落地名编· P129）

    另据《晋城市交通志》记载，当孔子一行入晋行至泽州府晋庙铺一带时，在一个叫星轺驿的村前遇到一群玩童拦车嬉闹，孔子及其弟子们被当地孩童们的聪慧所感悟，在天井关回车后，后人为祭祀孔子，特将“星轺驿”改为现今的“拦车村”。

（五）

    二、太行径上的古羊肠坂道及窑头村的石坂道上，深深的马蹄印印记着当年孔子一行北上入晋欲见赵简子的艰辛；窑头村前千年古槐洞中沉落着当年孔子一路教礼传学鞍马劳顿的尘埃。

    20世纪80年代初，记者随同一些文物专家和史学家在考证孔子当年的北行路线时，不仅在古羊肠坂上看到了深深的马蹄印中古人、古道、“车轮为之摧”、“人马同时饥”的行路艰难，而且在窑头村看到用卵石及石板铺砌的街道上，马蹄、车辙痕迹仍清晰可见，比比皆是；从现存的临街两厢的破旧房屋排列中，依稀可见在古代窑头村街道两侧，店铺林立，车马店众多的繁荣景象。（见窑头村古坂道、窑头村石寨门）

    在窑头村头古道旁，有一棵千年古槐，直径约1.2米，古槐虽中间空洞，但仍枝叶茂盛。一位姓宋的八旬老者告诉记者，此古槐已有2000多年树龄。他听祖祖辈辈相传，当年孔子一行路过窑头村时，曾在此槐树上拴过马，在这棵槐树下歇过脚。

    老者的话虽是听来的传说，但透过风雨侵蚀的坂道、历经岁月磨蚀的马蹄印和饱经沧桑的古槐树，仿佛能让人看到当年太行径上古人们顽强的意志和儒家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三、史志中记载的传说故事及几个村庄的地名溯源，是孔子野王教礼传学很好的佐证。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的“……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这段话，不仅对当年孔子途径野王邑北入晋国欲见赵简子的历史背景是一个清晰的交代，而且对孔子回车之后在野王邑教礼传学的事实也是一个清晰的记载。

    当年孔子从山上下来，仍然住在邘国。并在邘国、七里桥、东义合等古道沿线的村庄歇息数日，向百姓传学教礼，并以赵简子“忘恩负义，卸磨杀驴”，得势之后杀害贤士窦鸣犊、舜华的卑劣行径为活教材，对广大百姓进行礼仪、操行、村风、民德等方面的教育，以表示对窦、舜二人的纪念和哀悼。

    走进沁阳市的东义合村和西义合村，老少皆知他们的村名是孔子给起的。《沁阳市地名志》上记载的村名（地名）溯源故事，有两个就是和孔子当年途经野王传学直接相关的，一个就是东义合村，一个是西义合村。

    志书记载曰：东义合，在市区北偏西5公里，北与西万镇刘伯义庄相连，原名东金华村。宋天圣八年（1030年）《经幢纪》载：宋旧村名。相传，因村民与西义合村一齐迎接孔子，孔子夸赞说“两村实为心同意合”，遂改称东意合，后演化为今名。

    村内的孔庙和左侧的“孔子试笔台”，系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志书同时载曰：西义合，在市区西北5.5公里处，南隔沁河与王曲乡北孔村相望，北与西万镇七里桥为邻。《经幢纪》（宋天圣八年）载：宋旧村名。原名西荒村，相传春秋时，孔子周游列国经此，村民出迎，恰与东金华（今东义合）村民一齐接到孔子。孔子说：“两村真是心同意合！”村名遂改为西意合，后演化为今名。（见《沁阳市地名志》卷二· 政区聚落地名编· P129）

    相传，当年孔子由天井关回车下山以后，经邘邰、七里桥进入东义合地界，东义合、西义合的百姓听说孔子来了，不约而同敲锣打鼓前去迎接。两村的乡民在东义合村北地（今七里桥村南头）接到孔子，一番谈笑之后，孔子问：“你们怎么知道我要来？”村民们说：“是脚夫捎的信。”孔子拱手笑笑说：“太好了，你们俩村真是心同意合呀！”孔子当天就在东义合村的驿站住下。在东义合村居住数日，孔子为周边村民教礼传学，深受百姓爱戴。

（六）

    多少年来，在东义合村北地高桥旁，留下一个深深的池垟（大坑），传说是当年孔子与百姓欢聚的同时，孔子的车驾马蹄刨的坑。

    在豫晋交界的山西省泽州县拦车村和天井关一带，随便问起古代孔子回车的事，同样是童叟皆知。

    山西省《晋城市交通志》中，同样记载有《孔子回车的传说》的故事。

    该志书载曰：春秋末年，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其晚年曾用14年时间周游了陈、曹、宋、郑、蔡、楚等国，传道讲学。在晋豫交界，流传着孔子及其弟子们在今晋城天井关拦车村被当地孩童的聪慧所感悟，就此回车返郑的故事。（注：1.春秋时期野王邑为周地、郑地，后又为晋之野王邑；战国时期为魏地，后又属韩国，再后为卫国；秦为河内郡所辖的野王邑。2.春秋时期野王（今沁阳市）属郑国辖区。《水经注》曰：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将伐郑，富辰谏曰：“邘，武之穆也。”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台是也，今故城当太行南路，道出其中。”（《水经注》P196） 3.战国时期野王（今沁阳市）属卫国管辖。《秦始皇本纪》曰：“始皇六年，拔卫濮阳，卫元君角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见《行政区划网》、《秦始皇本纪》）

    相传孔子及其门徒当年离卫适晋，西行欲见赵简子，沿途还不断教礼传学，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隆重欢迎和盛情款待。一天，一行人马从郑国游说结束后，便驱车朝晋国奔来。

    上了太行山，登临太行山顶，回首峰峦叠嶂，四顾云海茫茫，孔子及其门徒无不被绚丽的太行风光所陶醉。车轮吱吱呀呀转动之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叫星轺驿的村口。官道由南向北从村中穿过，孔子他们正要进村，但见村口道中，一群孩童正挤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在玩着什么。尽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连喊躲开、让路，孩童们却无动于衷。其中一个叫项拓的孩子王抬起头来看了子路一眼，心想此人怎么这般无礼，没予理睬，低头继续玩耍。

    子路连喊数声，见无人让道，心中甚为不悦。无可奈何地跳下车来，走近孩童斥责道：“玩什么，还不赶快让开路！”

    这时，项拓直起身来，眨巴了一下眼睛问子路：“先生，你让我们让路？”“对！”子路答。项拓用手指着地上说：“你看我们这是什么？”子路低头仔细一瞧，只见用石头、瓦片垒成的城门、城墙、城垛……俨然一座城池的模型。随口说道：“一座城池嘛。”项拓道：“这就对了，我们在建‘城池’，你要过车子，天下只有车绕城过，哪有城给车子让路的道理呢？”“这……”子路被问得无言以对，只好将老师的牌子抬了出来，红着脸陪笑道：“车上坐着我的老师孔丘先生，他要到你们晋国传道讲学，请你们让开路，让我们过去好吗？”项拓听说是孔子驾到，甚为欢欣，眼珠子一转，不慌不忙地说：“既然是孔老先生，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他老人家，解答后即可让你们过去。”子路赶紧接口道：“那当然行，那当然行！”说罢便领着项拓来到车前，其他孩童也尾随而至。

    子路向孔子言明前遇，孔子不以为然道：“好吧，请讲。”

    项拓忽闪了一下小眼睛，手指着左面山坡上的一片松林问：“你说山坡上的松林，它为何四季常青？”

    孔子稍一闭眼睛，略微思忖道：“那是因为它心实，油性大，耐寒冷，因而四季常青。”说罢，他正襟危坐，眯缝着眼等待项拓提第二个问题。

    项拓并没有提第二个问题，只是接着反问道：“你路过清化（今河南省博爱县），见到许良那竹子园了吧，那竹子中心是空的，为何也能四季常青呢？”

    这一反问，大大出乎孔子的预料，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项拓见孔子不语，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说家鹅为何见人来就叫得那么响，响得几里外都能听得见？”孔子想了想回答：“那是因为鹅的脖子长的缘故。”

   “那不一定吧！”项拓晃了晃脑袋接着说，“你说蛤蟆的脖子不能算长吧，可夜里叫起来也能传几里远，这又是为什么？”

（七）

    孩童们一听，“轰”的一声大笑，都手舞足蹈起来。孔子顿时心慌意乱，这才睁大眼睛，打量起眼前这个问话的孩童。只见项拓不过八九岁的年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炯炯有神，孔子的额头不由得沁出了汗珠。

    项拓并不顾及孔子的窘态，依然继续问道：“你吃过柿子吧，那柿子到成熟时，为什么朝东面的红，朝西面的青呢？”

    孔子尽管感到十分难堪，但对着众门徒，尚想挽回尴尬局面，便强装精神回答：“那是因为朝东的一面太阳晒得多的缘故。”

   “那不一定吧！”项拓诡秘地眨巴着一双有神的小眼继续说道：“你可知道红萝卜吧，那红萝卜长在地下，太阳根本晒不着，却是红的。而上面的萝卜缨常见太阳，怎么反倒是青的呢？”

    项拓的几次反问，使学富五车、见多识广的孔子十分尴尬。他担心孩子们没完没了地提问，会使自己更下不了台，无可奈何，只得捋捋胡须，一撩长衫下得车来，躬身要拜。

    项拓和这群孩童本是玩耍，见孔子真的下了车来，连忙说：“老先生，我们失礼，失礼。”一溜烟似地跑回村中。

    孔子一行这才闷闷不乐地登车赶路，不知不觉中又向北行了15华里来到了天井关。

    一路上的不悦，加之又听说赵简子杀了窦鸣犊和舜华，终使孔子下了决心：晋国的孩童尚且如此聪慧，更何况成人呢？于此等国度，我还传什么道，讲什么学？还是就此打住的好。于是师徒一行便在天井关稍事歇息，便扭转车头，返回郑国去了。

    自此，历史上的（山西省）泽州，便有了“拦车”的传说和村名。明朝年间，县衙又在天井关村南修建了一座文庙和一幢碑楼，巨大的石碑上刻下了“孔子回车之辄”6个大字。路旁石头上的两条浅沟，相传即是孔子当年回车的车辙。

   （见晋城市郊区、城区交通志·P350——352）

    多少年来，关于孔子当年廻车天井关、传学在野王的传说，可谓代代相传，版本多多。特别是在河南的古怀庆府和山西省的古泽州府，传说更是演绎的形式多样，生动有趣，有故事、有民谣，还有童话寓言：（如当项拓向孔子提问过后，孔子又反过来提问项拓。孔子：什么山上没石头？项拓：土山上没石头。孔子：什么水中不生鱼？项拓：井水中不生鱼。孔子：什么东西在娘家青枝绿叶，到了婆家却黄皮寡瘦？项拓：竹子。）（又如当项拓给孔夫子连提几个问题，孔子都答得不令人满意后，于是项拓笑着说，你几道题都答不上，回去吧！不过我再送你几句：一登二登，登登上；三登四登，皆原地；五登六登，心方诚；七登八登，状元峰；抬起头来往上看，还有九十没有登；单等登到第十登，方才熟知未学通。）（再如当孔子一行在星轺驿（今山西省晋城市拦车村）与玩童项拓一场尴尬的对话后，闷闷不乐地继续前行。吱吱呀呀的车轮行至拦车村与天井关之间的一段山梁时，却见路旁一只松鼠蹲坐在地上，两只前爪捧着一颗核桃，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这松鼠见孔子一行的马车来了，随疾驰蹿跳到左边山梁下的地塄上，丢下核桃，抬起两只前爪，不停地给孔子的车驾作拜。孔子见这只小松鼠挺有意思，颇有感慨地说：“不用再往前走了，你们看这里的小鼠就这般有礼，何况人乎？”随令下人廻车，掉转车头，一路南下，朝野王方向回转。）

    总之，上述这些片片断断的民间故事，虽少见入编正式的史料，然而民间的传说、传本并不少见，有不少还成为当地百姓世代传颂的一种自豪和传文教子的谈资。因为它毕竟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的民族传统美德。

    四、东义合村文庙（孔子庙）石柱上的石刻故事，向世代人讲述着孔子野王传学的动人情景。

    沁阳市东义合村的文庙，始建至今已几经修复。除一些易腐、易损的材料已经更换外，还有一些诸如石质、陶质、瓷质的材料，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和风雨侵蚀，至今仍在使用，见证着孔庙初建时的历史风貌。

    廊檐前四根通体独材的八棱石柱，就是该文庙初建时的原件（史书有记载）。这四根八棱石柱，是东义合村文庙的一大特点，系整体石材雕琢，支撑着文庙的前檐。每根石柱直径40多公分，高3米；石柱上方分别镌刻着文庙的始建日期、捐赠人的名单、捐赠人的身份及捐赠额；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石柱上方还镌刻着几幅图画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有当时东义合村、西义合村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前往迎接孔子到野王传学的；有孔子拱手相谦向百姓教礼的；还有项拓拦车与孔子各持己见对话的……

（八）

    石柱上镌刻的图画故事纵然线条有些粗疏，但内容十分丰富，涵意也很深刻。不仅反映了人民渴望知识，尊重人才的传统美德，而且对孔子在野王传学是很好的佐证。

    同时，从石柱上镌刻的捐赠人所属辖区，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吏的身份及职务上看（据查阅史书及有关专家鉴定），至少可以考证到秦汉时期。

    五、历代重修文庙的碑刻，记述着孔子野王传学的史实，传承着古代文明的思想光辉。

    东义合村文庙（孔庙）的原建碑刻记载暂无考证清楚，现有的文庙碑刻及史书记载，最早的见于魏太和元年（公元454年）重修孔宣尼庙的碑刻记载及《怀庆府志》。

    《怀庆府志》记载的（东义合村）“元魏孔宣尼庙碑记”曰：水经注云，邘水南流经邘城又东南经孔子庙，庙庭有碑。魏太和元年，灵度等以旧宇毁落，上求修复。野王令范众爱、河南太守元真刺史、咸阳公高允表，闻立碑于庙治中。刘明别驾吕次文，主簿向班虎荀灵龟，以宣尼大圣非碑颂所称宜立记焉。云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犊，遂旋车而返。其后晋人思之，于太行岭南立庙，盖往时回辕处也。

    金石录云，后魏孔宣尼庙记在今怀州署中，文辞颇古质可喜记。太和元年立其额，又有延兴四年，太上皇帝祭孔子文者，孝文之父献文帝也。（《怀庆府志》·卷二十六·金石编·河内篇P3）

    据调查，魏太和元年重修文庙（孔子庙）的石碑，已于20世纪80年代被东义合村民埋入现存文庙的地下。但从史书记载的此次重修文庙的碑记内容看，依然明确强调了当年“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犊，遂旋车而返”的历史事实。

    现存文庙东侧所保护起来的重修文庙石碑，系清康熙岁次丙寅（康熙二十五年）小春毂旦立石，即公元1686年农历十月所立。细读此碑碑文，不仅清楚可见当时重修东义合文庙时的前后情况，更重要的是，对“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犊，遂旋车而返”的事实以及当时旋车返回后途径的地方，交代得清清楚楚，言之凿凿。为研究孔子野王传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清康熙二十五年，重修东义合村文庙碑记全文如下：（碑头字）：东鲁遗踪（石碑正文）：重修义合文庙碑记

    义合一村落耳胡，为乎有文庙哉？演尝读孔子世家夫子周流适晋，将见赵简子，至晋郊闻窦鸣犊舜华之事，遂驱车返。今天井关廻车辙乃其遗踪也。想返旌途径七里桥义合村，其厥后因庙祀焉旧碑云廻车之遗意者良有以也。由是观之义合村之文庙诚显重于郡中之文庙矣，盖郡中之文庙因建学而设，原非圣贤亲临之地，但为历代大典之所在。固云重已，义合之文庙乃廻车遗踪，实为圣贤躬历之区，追忆当年辙环之所经更足重也。岂寻常泣立者可同年而语哉以为并重也？固且其创建年月远不可稽，至故明嘉靖间，殿宇颓坏之遗石柱四根，太守张公捐银拾两倡率士庶庙貌重新。迄崇祯初年，有昨城商人杨自祯号贵亭者，於神前叩祝欲其子入庠，立愿丹艧殿宇重金神像，后其子果入庠，遂重捐己财务，期竣，事载在前碑可考也。越至。

    皇清康熙十五年，天雨连绵，水灾数兴，复将殿宇倾圮，圣像四配复以苇席，是竟委先圣於草莽也。庠生光前等每过而隐伤之，但土木匠役之费甚繁千维百虑，苦无所止，虽欲慕就四方共成盛举，而作兴，无人，群情终未能勃然。而动幸遇我太守龚公崇儒重道尊孔圣贤其呈案下，慨然乐於捐银五两为士大夫倡，又将断明武建勋葬亲银拾两，建勋不受，悉令捐入文庙，且每事亲验。因高迁未果，其所以留心於圣庙而曲尽其隐微者，固从来所仅见者矣。复有二府张公居官廉甚止缘，义气激发，亦捐银贰两，因而乡绅士庶乐输者益众，不数月复建大殿三间。越岁余，而聿观厥成基址崇高，避水患也，古柏勿剪，以依神也，殿宇耸起彰文明。也仍用石楹昭古迹也。砖石成堵，欲令风雨之终不能侵也。以至栋梁榱桷更加辉煌，冠冕衣裳依然灿烂，而圣贤之灵得以妥侑焉。

（九）

    是果谁之力欤？微我龚公之力不至此，而士民犹若有厚望而未遂焉者，何也以？公之未获亲验也。倘得亲诣验看，必慨然兴感，以为吾夫子身历之地，皆吾夫子神游之所，格外鼓舞，使扩大其规模可知也。即奉官修理，俾春秋丁祭不辍，亦未可知也。宁复有风雨漂摇之虑耶？虽然，以苇席覆被之状，俄而有寝成，孔子之体，亦庶几哲人之足。幸而真诚鼓舞之意，已堪没世不忘矣。外若庙基地一段三亩，其粮崇祯年间县令王公已经除豁。又有宣王池下一段五亩，每年所收稞籽，公议除办粮差，永作修庙宇之费。每岁计算两段地亩所余钱粮，或买砖石，或积木植，以备庙中不时之需。至春秋两祭处，不举行前等各出分议聊具，豆遹牲醴，轮流执事，用示倡率，以俟同人。宁第谓粢盛既洁，神罔怨恫已乎？诚念夫丁祭之所关甚大，而士子之骏奔走在庙者，多多益善也。盖丁祭大行，则慕义日众，慕义众，则焚修日勤，而庙貌得以常新矣，何至有土木全倾圣像暴露之患哉？总之，崇祀典以勤修葺，不能不望四方同心之士，尊古迹以礼圣贤，更不能不望异日之贤公祖贤父母也。是为记。

    后学弟子邑庠生马好谦撰文。

    后学弟子邑庠生徐士瑛书丹。

    捐输钱粮姓氏附镌於左。

    大清康熙岁次丙寅小春毂旦立石

    文庙：历经沧桑充满了渴望

    以当今的眼光看待东义合村的孔子庙，可以用这样两句话判定它的价值：视而不见，凡中生辉；窥中探古，光泽后人。

    东义合村的孔子庙，位于今沁阳市区北4公里覃怀办事处东义合村小学院内。《怀庆府志》云：“回车庙在府城北十里，按《水经注》，邘水东南经孔子庙东，庙在今义合庄，庄在邘城东南，残碣犹载其事，郦道元所称即此。”孔子庙东临南北村道，村道东侧为邘水河渠。其他三面均为民居。1987年1月7日，沁阳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沁阳文物》载：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古迹志》载：“（孔子）庙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公元454年）孔灵度等上求修复，高允表闻立碑于庙……云：仲尼伤道不行，欲从赵鞅，闻杀鸣犊，遂旋车而返，其后晋人思之，于太行岭南为之立庙，盖往时回辕处也。”

    清·康熙二十五年《重修义合文庙碑记》云：“义合一村落耳，胡为乎有文庙哉？曾读《孔子世家》，夫子周流适晋，将见赵简子，至晋郊闻（贤士）窦鸣犊、舜华（被杀）之事，遂驱车返，今天井关回车辙乃其遗踪也。返回时，途经七里桥、义合村。其厥后因庙祀焉，旧碑云回车之遗意有良以也。”

    明·嘉靖年间，太守张公带头捐资重修；

    清·康熙二十五年，太守龚公又带头捐资重修；

    解放后被东义合村小学占用。

    东义合村孔子庙原建筑规模及始建时间不详，暂无据可考。现庙系清·康熙年间所修复，庙坐北朝南，有殿宇三间，坐落于该村学校东南角，面阔三间9.4米，进深一间7.4米。单檐悬山，灰筒板瓦覆顶。正、垂脊安吻兽，置前廊，明柱为八棱形抹角石柱（史书均载为始建明柱），上窄下宽，柱下置覆盆柱础。平枋上饰一斗三升交蚂蚱头。殿前平枋上仍置一斗三升交蚂蚱头。明间开门，次间设窗。北魏《孔宣尼庙碑记》今已难寻；明·嘉靖年间重修义合文庙的碑记亦难寻；清·康熙年间《重修义合文庙碑记》立于殿东南角。殿前现存有石雕两件：一为“孔子秉笔台”石雕残件，下段为圆柱体，上段为棱柱体，已残缺不全；一为兽面基座，下为圆柱体，上部中间为圆形，四周雕爬行龟。

    史料证明，东义合村孔子庙，是当年孔子出游躬历之地始建较早的文庙建筑，是豫北地区始建最早的孔子庙，也是当年孔子周游列国西行最远的纪念性建筑。因此，它对研究孔子的生平事迹、孔子周游列国以及古代中原的地理、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同时，大量的史料及历史遗存还说明，沁阳市东义合村的孔子庙，自始建之日起，均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及乡绅庶民的敬奉。《怀庆府志》载曰：“南北朝时期，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54年），孔灵度等人以旧庙（东义合文庙）毁落为由，上求修复。野王令范众爱、河南太守元真、刺史咸阳公高允，表闻立碑于庙治中。刘明别驾吕次文，主簿向班虎、荀灵鬼，以宣尼大圣非碑颂所称，宜立记焉。云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犊，遂旋车而返。其后晋人思之，于太行岭南立庙，盖往时回辕处也。”（《怀庆府志》·卷二十六·金石编·河内篇P3）明·嘉靖年间，由怀庆府太守（知府）张公首捐发起，随有昨城商人杨自祯号贵亭以及众乡民参与捐献，重修了东义合文庙。（十）

      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太守龚公崇儒重道，尊孔圣贤，在府中立案并慷慨解囊，乐于捐银为官方倡议，后又有二任张公及众多乡绅庶民义捐，重修了东义合文庙。（见清·康熙二十五年《重修义合文庙碑记》）

    孔子离卫适晋，欲见赵简子，中途旋车而返，途经野王传学，至今已有2500余年；东义合村的孔子庙纵然始建年月不详，但自北魏太和元年重修至今已有1557年；自明·嘉靖年间第二次重修至今有460多年；自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第三次重修至今也有320多年，近3000年来，这座孔子庙历经光阴的磨蚀，风雨的洗礼，目前已是破烂不堪。

    从此庙的现状看，龙脊垂危，瓦垄残缺，悬山护板腐蚀，墙壁土块剥落，显然与其所具的历史地位及其建筑保护价值很不相称。纵然多年来人民政府组织文物普查都将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序列，纵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民政府就将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古老的文庙仍在不停地呼唤着世人的关注，呼唤着文明的传承，呼唤着修复，呼唤着抢救，呼唤着新生。

    孔子：传学留下了不朽的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因“仲”有“第二”的意思，所以历史上又称其为孔老二。孔子是山东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一生都很勤奋。其年幼时就爱模仿祭祀的礼仪。15岁时立志读书学本领。17岁时母亲去世，从此更加发奋求学。后来，他的才学便出了名。他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做了个小官叫“乘田”，专管放牧牛羊。后又做“委史”，管会计的事。渐渐孔子博学多才的名声大了，很多人主动送子弟来向他求教，他便当了教师。30岁左右，孔子有了第一批弟子，其中有颜渊、曾哲、子路等，就连鲁国贵族南宫敬叔也成了孔子的学生。

    “仁”、“礼”、“中庸”是孔子一生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教育学派的重要教育理念。

    学者张明德对孔子的“仁”、“礼”教育理念曾有深入的研究，他在《七贤崇拜老子和孔子》文中阐述道：公元前501年，公山不狃占据鲁国的费城（今山东费县），想以此作为根据地对抗季桓子。公山不狃派人来请孔子辅佐他，当时孔子想去，但在弟子们的劝阻下终是未去。于是他便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上。孔子经常和弟子们讲有关“仁”的道理。他提出“仁”的核心思想是“爱人”，即爱别人。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就是说，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实行周礼的。他又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道德训条。这就是所谓的“忠恕”之道，即所谓“爱人”的内容。 

 （十一）

    孔子在最早的教育理念中就强调“仁”的实行要以礼为规范。所以他又说：“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见《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周礼的规范，视、听、言、动都要符合礼，这才能真正做到“仁”。

    孔子周游列国以后，已是68岁的老人了，他又回到鲁国，主要还是从事教育。他认为，人有“生而知之”的，有“学而知之”的，然而“学而知之”者众多。因而，他热心于教育工作。他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注重“学”与“思”的结合。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不到学生经过苦思冥想仍不理解的时候，不必去启发诱导。孔子首开私人教学之先河，并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风及教育精神，他教过的弟子相传有3000人，其中著名的有72人。

    孔子到了晚年，整理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订，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到了汉代，儒学家董仲舒（公元前191年~公元前104年）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将孔子的“仁”、“礼”教育理念又发展为以“仁”、“义”、“礼”、“智”、“信”以及“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等为主要内容的“三纲、五常”理念，特别是孔子在野王传学后的若干年，“仁”、“义”、“礼”、“智”、“信”不光在教育人们怎样遵循这些道德准则，而且在中原地区构成了中原文化乃至整个华夏文化的古文明基础。两千多年来，在古怀庆府所辖的地方，特别是在孔子传学的一些村庄，人们论资排辈、子女入学起名，以“仁”、“义”、“礼”、“智”、“信”以及“孝、悌、忠、信、恭、宽、敏、惠”等孔子提出的这些道德规范（《论语·雍也》、《论语·述而》、《论语·里仁》）取名论辈的到处可见。自汉代以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孔子因此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为圣贤。

    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到处奔波，其目的就是要寻求他的政治理想，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张扬他以“仁”、“礼”为主要精髓的教育理念。这一点不仅在大量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胡玫总导演的大银幕影片《孔子》中体现的也比较突出，而且纵观孔子当年在野王（今沁阳）传学的影响，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些传说故事中也可窥豹一斑。

    历史上，在古怀庆府一带，自古流传下来有一种拱手相礼的习惯。相传这种姿势和礼貌就是当年孔子在野王县东义合村传学，当地百姓们从孔子的言行动作中学来的。朝复一朝，代复一代，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朋友相见，见面先拱手施礼，尔后再温叙言谈，由古文明传承到现代文明，这便是百姓们尊崇孔子的一种体现。

    现在，纵然东义合村的文庙已破烂不堪，然而随着朝代更迭，村民辈出，孔子拱手相礼的画像却代代相传悬挂在庙中。诚然，如今的画像与历史的传说可能会有所差异，但起码说明画像大师对孔子传学的历史把握的比较充分，对佐证孔子在野王传学的历史，不失为一块斑斓之玉。

    工匠始祖鲁班杰作的拱券门窗建筑工艺，相传也起源于孔子在野王传学时期。

    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鲁班系鲁国人（都城山东曲阜，故里山东滕州），古时“般”和“班”同音，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鲁班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

（十二）

      鲁班生活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家庭，从小就跟家里人参加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鲁班心灵手巧，做工讲求精细，他不光是华夏民族崇尚的建筑始祖，而且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建筑发明家。两千多年来，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我国的土木工匠们都尊称他为祖师。

    1984年4月间，记者在沁阳县搬运社采访搬运工时，李洪宾（生于1917年8月）、田凤鸣（生于1926年12月15日）两位前辈，闲侃间向记者讲了一段关于鲁班尊孔，传承“仁”、“礼”儒道，发明建筑工艺的有趣传说：相传有一年，鲁班做工传艺来到了野王邑的东金华村（今沁阳市东义合村），走进东金华村，鲁班见始祖庙墙上画着孔子拱手相礼的画像，便肃然起敬，看着，看着，就看睖睁了。因为当时孔子在山东已是声名鹊起的人物了，加上他周游列国宣扬主张，渐渐成为人们尊崇的圣贤。孔子勤奋好学，讲求礼道，追求功成名就，作为同乡孔子在鲁班心目中早已成为崇拜、学习、效仿的偶像。看了孔子画像后，鲁班心里仿佛悟出了什么，他在东金华村（今东义合）找到活计住下后，脑子里一直难忘孔子的形象，心里一直在琢磨着孔子的思想、礼教、举止和主张，总想以孔子为榜样，在建筑工艺上专研、创新，创立出优秀的工艺和成就来。

    孔子拱手相礼的姿态在鲁班心中难以忘怀的同时，也让鲁班产生了一种启发：若把拱手的姿态视作天上的虹弧，把这种虹弧的架势用在房子的门口和窗口上面，定会比平直的砖层既省力，又美观。这一招若能成功，对孔圣贤还是一种永远的学习。

    一天，在建房工闲时，鲁班对前来送饷的东家说:“掌柜，接住你这盖房的活，咱们就成朋友了，好朋友就该把活做的更好一些，更细致一些。我想试着把这门口、窗口上面的压砖层，由平直的改为虹弧形的，这样既结实，又美观。改不成我赔你工钱，成功了我也不多要钱。”听了鲁班的话，东家急忙回应道：“无妨，无妨，你随便，既是朋友，我该谢你才是。”

  就这样，到封门口、窗口的时候，鲁班经过周密思考，支托架，制坯胎，垛排砖，灌灰浆，经过几天凝固，拆架后竟然成功了，高兴的鲁班急忙叫来东家一起观赏。

    从此，鲁班也未曾想到，他发明的这种建筑工艺，后来竟演化成为物理学、力学方面的一种科学原理。这种科学原理又广泛应用于社会，继而产生出拱涵、拱桥等众多高难度的社会大型建筑。

    从史料中看，鲁班与孔子是同代（春秋末期）、同乡（山东老乡）、同有远大志向的杰出人物。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2岁。

    鲁班生于公元前507年；卒于公元前444年；享年63岁。

    从二者生平上看，孔子较鲁班年长44岁，二者的社会活动完全有交叉时间。诚然，当鲁班能参与社会活动之时，孔子已是一位学识渊博，赫赫有名、大有影响的杰出人物了。

    通过民间传说，从另一个侧面看，野王百姓模仿孔子的拱手相礼，到民间世代相传的孔子画像故事；从鲁班发明拱券建筑工艺，到二者有交叉的历史，这些资料无意间的联系，对孔子在野王传学的历史，不也构成一种很好的佐证？

    孔子在野王传学，是他深入基层，深入民间，处处宣传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的社会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的思想学说对中国的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化艺术、礼仪风俗等方面，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形成、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十三）

    在哲学与宗教思想方面：“天”的含义在孔子的思想认识上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自然的天，如其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层意义的天道观上，孔子还具有辩证法的观点。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语中就论述了“行”、“生”与“逝”的辩证关系。“天”在孔子思想中的第二层含意，则是指具有人格意志的“天”，这在记述孔子的思想言行史料中有大量的记载。孔子认为，“天”是世界的主宰者和人类命运的赋予者。如其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吾准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孔子还相信“天命”的存在，认为“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在人性问题上，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即先天的人性本来是相近的，但由于后天的习气、习染不同而使之悬殊。

  在认识论和知行观上，孔子虽然承认人有“生而知之”，但他强调更多的则是“学而知之”。他既重闻见，兼重思维，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他主张学行并重，学以致用，言行一致。

    在伦理思想方面：“仁”的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核心部分。孔子对“仁”的含义解释颇为宽泛而且多变，每次讲解都不尽一致。

    孔子认为，“仁”的伦理思想，可以涵盖一切善良的品行。他提出的孝、悌、忠、信、恭、宽、敏、惠等许多道德规范，都从属于“仁”。在如何实现“仁”，即道德修养的功夫方面，孔子认为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只要“能进取璧，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即能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就可以了。孔子提出了“仁者安仁”的思想，“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论语·雍也》）即道德不仅要靠意志，也需要有情感，这是自觉性来源的心理基础。

    在政治思想方面：“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体现。他一直主张“为国以礼”、“齐之以礼”、“约之以礼”。在“礼”与“仁”的关系上，孔子一方面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主张礼乐治国，更突出以德治国。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道之于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德教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决非以刑罚所能达到的，所以孔子要求统治者必须有表率的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为政者本身正直后，才能在处理政事时做到公正。

    在教育思想方面：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他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不仅培养了众多的学生，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

    在教育对象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所以，他的弟子中有各种身份的人。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君子”，既能辅助统治者施政，同时也是“志于道”、“谋于道”，能够“喻义”，讲求道德的人。

    在教学内容上，以“文、行、忠、信”所谓的“四教”为主。其中“文”指西周以来礼乐制度的典籍;而“行、忠、信”都是属于德育范围的。所用教材是经他整理过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后世所称的“六经”。还有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在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思想，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敏而为学，不耻下问。”（《论语·公治长》）等等。

    为了教学上的需要，孔子后来又陆续设置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门课程，还亲自编订了一些课本，这些课本的材料都属于华夏古代文献，对此后数千年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教育以及华夏文化的传承，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全文完）

(文史编号：2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