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春晖丨文光来:我可敬可爱的右派母親

文光来 新三届 2019-06-1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文光来,1944年10月生于重庆,1968年毕业于西师物理系,分配到甘孜康定中学教书,1984年调回重庆北碚工作。中学物理高级教师,中共党员。1988年、1989年连续獲北碚区委优秀党员表彰,多次獲教委优秀校長表彰。重庆朝阳中学副校长退休。


原题

我的右派母親



作者:文光来 


 

我无数次都想提笔写下这两个字,但都没有勇气。我怕愚钝的笔会埋没了这两个字的高大,我怕偏颇的视角会毁损这两个字的完美,我纠结,我犹豫。但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再不写,怕就来不及了。我怀着几分忐忑加几分惶恐的心情,终于写下了这两个神聖的字——母親。


在一般人的眼中,我的母親是一位很平凡的女性,但在我的眼中,母親却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因为平凡和伟大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姐妹。


滿腔真情地来,两手空空地去,不带走一粒尘土,却留下深深的爱,浓浓的情,谆淳的教诲,满满的回憶。


我的母親


母親楊晓晴,1916年5月生于四川自贡一个盐务职员家中,上有两个大她十多岁的哥哥,下有一个小她四岁的弟弟。


母親四岁多时,有一天在院垻中玩,外婆将她抱进屋,按在床上,用長長的裹足布,给母亲缠了个“三寸金莲"。母親痛得在床上乱滚,大哭大闹。外婆装聋不理,外公听見,心如刀绞,并大声训斥:“不准缠脚!快给我放了!”


外婆非常固执,说:“不缠脚,以后嫁不出去!”


外公坚定地说:“嫁不出去,我养她一辈子。马上给我放了。” 外公边说,边去给母亲解开了裹足布。母親早就痛得昏了过去,布虽然解开了,但这一夜的折腾,也给母亲留下了后遗症,脚趾变形了,后面四个脚趾折过去了。后来母親对我说:“你们外婆那个封建脑壳,差点毁了我的人生,幸亏你们外公开明。”


母親七岁时,外公重病去世,外婆没有文化,无力供养一家人的生活。两位稚嫩的舅舅外出做工打拼,日子过得异常艰辛。


外公的弟弟是自贡的盐啇,主动将母親接去他家抚养,送她去上学。母親叫叔父为八叔,在八叔八婶的呵护下,聰颖好学的母親顺利考上自贡最好的“蜀光中学” 。母親学习成绩优秀,与几个堂姐堂弟,相处融洽,八叔说:“你安心读书,我一定供你到大学毕业。”八婶也喜欢懂事勤快的母親,特意将存放零食的柜子钥匙,交给母親保管,舅舅姨妈们想吃零食,都必须得到母親的同意。


好景不长,在母親上初中三年级时,八叔用于运输的小轮船,因船员大意失火,烧了个精光。急火攻心,八叔大病不愈,撒手人寰。母親原本寄人篱下的生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但母親求学心切,勇敢地找到八叔家的新当家人(大女婿刘天鑑),对他说:“刘哥,八叔以前答应过我的,要供我上学,我要去考高中。” 大姐夫同意了母親的要求,她如愿考上了高中。


母親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勤奋努力,英语和数学成绩特别突出,当年教母親数学的老师贾伯伯,后来在北碚西南农学院任教,遇见母親,还不停地誇奖母親天资聪颖,作业很认真,还请母親去他家中坐坐聊天。母親八十多岁时,还能给我们背诵她的高中英文课文,令我唏嘘不已。


在高中教母親历史的那位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滿腹学问,讲课生动诙谐,对母親特别关心,高中毕业前的假期,还给母親写信去家中。一手小楷毛笔字流暢精美,引来姨妈和舅舅们争抢,偷看并朗读,那位历史老师,后来成为了我们的父親。


母親高中毕业后,一直想考大学,但是有两道难题来了,一是经济来源成了问题,二是追求她的历史老师已经35岁,母親只好选择了结婚。

 我的父亲和母亲


嫁给父親后,母親考到了重庆盐务局作英文打字员。这份工作对母親来说是驾轻就熟,她本身英文成绩就不错,人也年轻,反应很快,又很勤奋,深受同事和上司的欢迎。1990年代初,我给小女儿买了英文打字机,女儿练习打字时,母親还能在一旁指导培训。我都禁不住感叹:“都过去半个世纪了,你还没忘光?”


母親常常对我们抱怨:“你们父親太爱小孩了,有了你们哥哥后,他连商量都没跟我啇量,就跑去盐务局把工作给我辞掉了。太主观了!” 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飞机天天轰炸重庆,市民天天跑警报,天天钻防空洞。父親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母親的灵魂深处,从来都是妇女必须经济独立,一定要出去工作。在有了大弟后,母親不顾父親反对,依然去沙坪埧马王庙小学教书。


1949年4月21日,父親因领导组织重庆一中师生参加“反飢餓,反迫害”运动,被国民党反动軍警抓捕,囚于白公馆。母親焦急万分,将我们三个小孩分别讬付给親友照看,自已四处奔波,设法营救父親出獄。母親去北京大学同学会上讲话,请求校友们出手相救。北大校友们纷纷表示,愿意捐钱,打通关系,营救父親。在会上,楊达权伯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愿意竭尽全力捐款救父(楊伯伯解放后任川藏公路建设的总工程师,公路设计院院長)。母親又去找各方親戚,人讬人尽力帮忙。最后是父親的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侄子文国彦,他请求他的行長在与特务头子徐远举做黄金生意时,加一个附加条件,释放父親。这样父親才逃过了“11.27”的大屠杀。


那段时间,由于母亲忙于营救父亲,我无人细管,生平第一次头上长了蝨子。母親用药水杀不尽,干脆将我的一头秀发剃成了男孩子的平头。


1949年母親与大哥,光九弟和被剪成男孩头的我

 

解放后,母親调到重庆一中图书室工作。那时二弟光旭刚刚出生,完全没有奶吃,母親买了只奶羊,用一根绳子栓在屋檐下,每天我们都很高兴的去给羊子喂豆渣,喂青草。天天挤羊奶给光旭喝。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光旭的奶妈是一只奶羊。光旭很机灵地反驳说:“对头,妈妈没有给我喂过奶,妈妈的肩膀痛不是我造成的哈,是给你们几个吃奶的整的,妈妈受了凉,留下的病根,你们几个吃奶的哥哥姐姐该负全责!”


母親在市一中图书室工作时,我很沾光。放了学,我就爱去图书室,坐在母親身边,翻看我喜欢的画报和杂誌。等到母親下班时,和她一起回家。母親很重视我们的课外阅读,《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红领巾》等少儿读物,她一直都给我们訂阅,我们几个小孩也是读得爱不释手。


1952年1月,“三反运动”开始,父親冤屈入獄,家里进住了两位积极分子女学生,專门监视母親的言行,以防母親转移贪汚赃款,对我们也很不客气。母親很坚定地相信父親是冤枉的,他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政府会搞清楚的,父親是一定会回来的。靠着这个信念,母親没有乱说过一句话,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也从来没有低过头。她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塌了半边天的家,保护着我们四兄妹,不让我们受半点委屈。外面风言风语不少,翻白眼的人也不少,母親总给我们说:“不要怕,你们爸爸没有贪污,他一定会回来的,不要理这些势利小人。”


受父親坐牢的影响,1952年9月,母親调离了重庆一中,去到小龙坎的渝新纺织厂子弟小学教书。那个小学的廖校長,是一位共产党员,对人很和蔼,从不把母親当有问题的人看,哥哥和我在那里上小学,大弟在这个小学的学前班上学,二弟留给一中工人罗志理夫妇代养。那个工厂福利很好,小孩子搭伙只收半费。每顿开饭,学校都是派校工老曹去工厂食堂,将饭菜挑回学校,大家在一起用餐。所以母親那点微薄的工资,还能免强维持生活。


記得母親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坐在床上,总要将荷包的钱拿出来数一遍。有一天,我躺在她身边问道:“妈,你还有多少钱呵?” 妈妈笑咪咪地答道:“还有三角六分。”后來长大了,才明白这个三角六分对母親来说,是什么意义呵!那可是我们全家五口人一个月的结余呵!


1952年11月,父親的冤案澄清出獄,可惜他已经染上了肺结核。休养半年后,1953年7月调去西师历史系任教,母親也去到西师附小教书。那时附小採用的大包干教学,一个老师带一个班,当班主任,也教这个班的語文、数学。母親工作十分认真,对学生也很关心。


杜温江喜欢做算术题,老师还没有教的,还没有佈置的题,他常常自觉地做了几大篇。母親非常高兴,一题一题地单独为他批改,鼓励他继续做。温江特别得意,学习算术的积极性猛增。2015年春节他在西师碰到我,依然兴致勃勃地谈起这事。譚安康爱写作文,母親常常把他的作文拿到班上,唸给同学们听,安康也是兴奋得很。


有位姓卿的穷学生,喜欢画画,母親把他请到办公室,一張一张地点评他的画,表扬他有绘画天赋,希望他不要放弃。母親还把他带去家中,送他一包旧衣服和一口铁锅,叫他拿回家去烧饭用。卿同学果真往绘画的方向去努力,大有成效。几十年后,他到处打听母親的墓地在哪里?他一定要去为母親扫墓,感激母親当年对他的栽培。


母親在附小是工会主席,待人热情真诚,群众关系特好。哪家有困难,她总会去慰问。哪家有喜事,她总会去祝福。母親也作过代理教导主任。母親还组织过学校老师搞了一个表演唱,去北碚区工会比赛,大獲全胜。表演唱由多才多艺的邝忠龄老师领唱,母親和另外四位老师在后面合唱,其中有我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彭登华老师,他才刚刚从市一师毕业出来。


母親到处敲门找邻居借漂亮的演出服,出于好奇,我早早地跑去区工会礼堂,佔了个好位子,專心專意地看母親的演出。平日,我还真是小看了母親,她们的演出还真有水平。这也是我親眼看过的,唯一的一次母親的登台演出。


1956年春节全家合影

 

1950年在重庆市一中时,母親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会,到西师附小工作后,母親又发展了三位新盟员,王国珠,張代惠,邝忠龄老师。和朝阳小学的盟员老师一起,成立了北碚区民盟小教支部,母親任负责人之一,这下可倒大霉啦!


1957年反右斗争一开始,附小就把母親列为第一名右派分子来批斗,大字报舖天盖地,口号声震耳欲聋,母親原本就有心脏病,很快就病倒了。附小还派一位积极分子許老师,来家中看母親是否是装病。“认罪书”要用鋼笔书写三份,母親只能手写一份,余下两份,是我一字一字抄写的。所以我能清楚地判断,母親根本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就是为民盟“招兵买马",发展了三个盟员。


受民盟牵連,附小的邝忠龄老师第二个划为右派,她遭得更惨,开除工职下放到“金龙公社”当农民。她的孫铭勲伯伯原本是中共地下党员,著名教育家,西师教授,也划为右派,七斗八斗,1961年就病逝了。邝老师带着两个女儿在农村劳动,后来嫁给了一位同情照顾她的生产隊長。1979年邝老师落实政策,才回附小上班。


1958年1月,母親的处分下来了,开除工职,回家接受街道办监督改造。那天中午,父親叫我去商店买了酒,喝了一杯闷酒后,父親对我们宣佈:“明天妈妈就不上班了,在家给你们煮饭,大家要勤快点,主动作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妈妈减轻点负担。你们舅妈从明天起,就去何频佳孃孃家作保姆了,欢迎舅妈有空常来家中玩。”


母親处分回家后,常常得去附近农村劳动,抗旱,送肥下乡,挖红苕,挖板土……有一年夏天,酷暑高温难熬,农民都没得人上山挖土,母親得住在农村,天天上山挖板土。我问她:“你一个人在山上,害怕不?”母親说:“还好,还有个天生桥姓李的女的一路。” 几十年后,同学聚会时,才知道那位姓李的,就是我同班陳同学的母亲。


扫厕所,扫马路,更是家常便饭。除了规定的任务而外,任何人,任何时间,喊一声,母親就得马上去干活。有一天,我也在家中,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斜楼上的徐老婆子来了,鼓起眼睛,黑起脸,大喊:“楊晓晴,去把马路扫了!” 母親二话没说,提起扫把就去扫马路了。我是一个大学生,当时也不敢吭声,一是怕她报复母親,二是怕她去学校诬告我。后来别人告诉我,徐老婆子才是真资格的地主,只是没人去山東调查她。


一个家属可以任意来叫母親去劳动,一个中学生(西师子弟),也可以来任意指挥母親,也不知是谁的要求,这位中学生要母親她们,用一块黑布做底,再用白线在上面绣上“我是黑五类”五个字,并鎖上白线的边,每天劳动时必须自已戴在左胸前。小弟光浩看見母親,晚上在灯光下一针一线地绣黑牌牌,觉得太侮辱人了。他说:“别人给你挂一块黑牌牌,还好受点嘛,自己一针针绣,针针扎心呵!"光浩親眼看见母親戴着黑牌牌,从正码头挑瓦,一直挑到天生桥,一趟又一趟,母親本身就有心脏病,挑到附小后面坡路时,母親都在打偏偏了,光浩也不敢去帮忙,那位身强力壮的中学生在认真地监管着。


西师1964年至1965年搞四清运动,学院领导又搞了个发明创造,为了净化校园,把母親她们这种有问题的家属,统统遣送回户籍原籍监督改造。母親只有把户口迁回了自贡,离开了父親。第二年,西师领导又说可以迁回来了,几十个家属才回到了自已的家中。


文革中,我家被抄过三次家。第一次抄家是1966年9月,听说是街道办组织的,天还没亮,五点多半,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就冲进家中,把父母和小弟从床上叫起来,三个人分开面壁,不许“串供”,从家中搬走不少物品,连冬天的棉衣也抄走了。后来,天冷了,还要去历史系打证明,写申請盖公章,才能取回几件冬衣。我有一件刚做好的大花面子棉衣,害怕说是资产阶级,也一直没敢去要。我家的两把网球拍子,还有一把我正在痴迷弹奏的秦琴,也一起被抄走了。我从北京写回家的信,也被抄走了。大哥说幸好,那封信还很革命,半句反动话都没得。后来听邻居說,抄家物资拍卖中,有一对网球拍,我想那一定是我和光旭的,因为那时,北碚没有多少人在打网球,一阵心痛,也无可奈何。


更侮辱人的是,天亮后,过路的人多了,这群人,搬出桌子,让父親站在桌子上,低头认罪,让母親让在凳子上认罪。小弟说,父母年纪都很大了,桌椅又高,站都站不稳,颤颤巍巍,非常可怜。到了中午,也不让吃饭,池孃孃怕小弟饿坏,悄悄叫刘增宪把小弟接到她们家吃午饭。


第二次抄家,已经没有物品可搬了,听说連泡盐蛋也抄走了,还骂道:“牛鬼蛇神还想吃这么好的東西?”


第三次抄家是1968年11月,父親已经被逮走,关在歇台子党校,管训审查。那天下午,突然来了一群历史系的老师,领头的是个女的(我认识,笔下留情,不点她的名了),非常严厉地叫我和母亲出去,他们关上门,在里面抄了个底朝天。我不敢离开,因为武斗逃难,家中存有我班同学的不少物品,我紧张地坐在花台上,等候他们的训话。后来他们把我叫进去,那个女的指着墙角堆放的同学背包,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如实一一回答,每个包的主人和家庭出身,我都说得出来。那个女的又拿出一个从父親抽屜中抄出来的小布包,问我:“这是谁的?为什么在你家里?里面有多少钱?”


我还真不知道有多少钱?只说:“人家信任我,才把钱交给我管,我从来就没有打开看过。她叫邱咏希,家庭出身工人,独女,我班同学,她就是有钱。这个钱你们不能拿走,如果你拿走了,她也会追着你们要的。”还好,这包钱没被抄走,我赶快叫邱咏希把钱取走了,免得惹出麻烦。但他们抄走了父親的所有笔记本,所有文稿和一个大活页夾。没有任何手续,也没有家属签字,拿起就走了,走出家门二十米后,有个男的返回来,给我看了一眼拿走的是些什么東西。母親吓坏了,说,幸好你今天在家哟,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他们不晓得又会干些啥子。


1968年夏天,西师武斗升级,父母親带着小弟,隨百十号逃难的人,躲在隔壁302部隊,靠小河沟边上的小埧子上呆着,没想到被办公大楼某位左派的夫人认出来了,当着百十号人,大声训斥父母:“你们站出来,你们怎么能混在这个場所,马上离开!”父母親带着小弟,赶快从小河沟过河,翻山坡离开。小弟说:“好伤人呵,当倒这么多人把父母親拉出来,太羞辱人啦。”


还是1968年,有天下午父親在正码头买菜,被历史系二年级两个男生碰见了,二话不说,押着父親走回西师办公大楼,让父親跪在地上,不停地打父親耳光,而后,又训问父親一些莫须有的武斗罪行,父親回答不上,就把一瓶墨汁拿来,涂在父親整个脸颊上,还用墨汁在父親背上,写了四个大字,牛鬼蛇神。侮辱够了,才放父親回家。父亲回到家里我们赶快打水给他洗脸,脱下毁损的制服。那时没有布票,也没有钱。这件衣服,母親捨不得扔,买包黑色染料,将蓝衣服染成了黑衣服,拿给小弟穿。虽然染成黑色,牛鬼的字样依稀可見。小弟光浩就是穿着这件衣服,读完的初中。


1968年10月15日父親被军管会逮去北碚公安局管训审查了,后来才知是关在市党校。母親一个人带着二弟和小弟在家生活。父親的工资全扣了,他们三人一共发三十元生活费,日子过得非常拮据。


屋漏又遭連夜雨,体育系教师湛某又来强迫母親搬出合作村六舍三号,限期只有三天。母親在大哥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搬到了破烂不堪的東庄三舍八号。灶都是烂的,母親找稀泥临时糊上,四处捡柴火,很艰难地对付着过日子。母親再苦,也没有失去信心。她给两个弟弟说:“你们父親不是历史反革命,更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从来都没有干过坏事,他一定会回来的。” 1969年五一节前,父親才背着被盖卷,从公安局的大卡车上下来,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


父親虽然回了家,仍然是历史系的监管对象,天天去农場劳动,挑粪,挖土,什么都干。母親担心父親身体受不了,规定弟弟们把尿撒到桶中,为父親积肥,少走点路。父親也从不偷懒,一直劳动到生命的尽头。


1975年6月大哥带父親去重医住院检查,是胃癌晚期,手术也无回天之力。母親听到这一噩耗,当场就昏死了过去,邻居晏孃孃给母亲掐仁中,喂糖水,母親才缓过劲来。


母親強忍着哀悲,竭尽全力地护理着父親,我们兄妹也轮流请假,陪伴父親走过生命的最后三个月。谁也不忍心给父親讲明他的病情,但谁都心知肚明。父親最放心不下的是母親,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怎么过呀?我最后离开父親,回甘孜上课时,父親对我说:“光浩还有一年才毕业,你妈妈就难啦!” 我很隐晦地回答父親:“我们的日子都很好过,家里有事情,我们都顶得起。你放心!” 父親轻轻地点头不语。


父親在1975年9月13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家中只剩下母親一个人独居。我们家住在院子的最边上,无圍墙,下面是校外荒地,很乱,不安全。大哥担心母親害怕,每天下班回東庄居住,陪伴母親。有天中午,大哥单位食堂吃粉蒸肉,每人一份,大哥都不捨得独吃,骑自行車半个小时,把肉带回家和母亲一起共享。这哪是一份肉,这分明是一片孝心呵!


母親觉得不能老让大哥去陪她,会影响大哥的家庭安排,她必须学会一个人过日子。两个月后母親叫大哥回自己家住,她一个人开始了坚强的寡居生活。


母亲和她的五个子女

 

大哥每月给母亲10元生活费,我给15元,小弟毕业后,也给15元,母親有40元的生活费,我们在外地工作,也放心一点了。


1970年代,没有冰箱,也没有天燃气,母親一个人非常节俭,中午吃藤菜叶子,晚上就吃藤菜杆杆。还要作腌菜,晒干豇豆,院子邻居都爱向她学习一些做腌菜的独创方法。


美术系教授刘一层伯伯和池孃孃,不放心母親一个人生活,特意步行半个多小时来家中看望母親。他们后来告诉我:“没想到你妈妈还能拿出苹果和糖来招待我们。我们放心了。”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母親什么心理话都对我说。有天,她对我说:“你们爸爸去世后,Ⅹ伯伯经常买起礼物来看我,关心我,嘘寒问暖,走的时候,一步一回头,两只眼睛一直盯着我。我明白他的心意,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嫁人,我要一个人在这里,给你们撑起这个家,要不然你们回来,連个窩都没有了。” 我打趣地逗她:“吔!老妈有魅力呵!60岁了,还有大教授喜欢吔!去谈一場黄昏恋噻!" 母親没有生气,说:“疯子!懒得跟你疯!”


由于母親努力改造自已,努力挣表现,吃了不少大苦。早在1963年3月就已经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了,当时連我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后来,我才发现,摘帽右派在人们的眼中,依然是右派。想斗就斗,想批就批,毫不留情!直到1979年春天,祖国的春天来了,母親的春天才真正到来了。


西师附小应该派人到家里来,给母亲当面宣佈彻底平反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来,怕母親当面发火,下不了台。思来想去,解铃还需系铃人。学校选派了当年批判母親最积极的两个领导,来家中对她当面宣佈,她们是作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接受母親的一切发火,连这两个人自已都没有想到,母親一点也没发火,还请她们吃糖,喝茶,非常厚道地说:“这么大的政治运动,也不怪你们,你们也是完成上级领导的指示。" 那两个头头很为母親的宽厚感动,后来还常常买上肉菜,来家中自炊,陪母親用餐聊天。


有一次,我回家,碰上了这两位积极分子,心中很不爽,你们倒是积极了,我们全家人可被害苦了呵!大哥成绩这么优秀,表现也好,只能去师范院校唸书、教书,他完全是一个搞技术设计的人材。我从初二年级开始,就必须得夾着尾巴做人,处处低人一等。大弟光九,小学毕业连初中都上不了,只能去工业中学,名义上也叫学校,实际上天天干重体力劳动,15岁去了長寿渔場工作,还完全是个童工。二弟光旭天资聪颖,成绩优秀,也是上不了初中,发配到河对面的农村,读夏坝中学。光旭靠在父親肩膀上流泪,不愿去上学,父親带着他坐船过河报名,交到他的班主任手中,方才离校。幸亏光旭爱学习,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一个初中毕业生能以高分,考入西师音乐系学习。小弟光浩最惨,幼儿园毕业,没有一所小学能接受他,全西师只他和何小蓓,被发配到离家很远(走路需耗时一小时)的民办小学,因为民办小学是二部制,他们每天只能读半天书。


联想到我们一家承受的重重苦难,我就抱怨母親:“少跟这些假左派来往,你好了伤疤,忘了痛了。” 母親却批评我:“几十年了,过都过去了,不要记仇,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母親从1979年开始回西师附小上班,那时她已经63岁了。她没有钱买手錶,每天上下班,就在书包里放一个闹钟,我叫她是钟老师。


1979年恢复工作后,母親还是拿的22年前的工资63元,母親常常能得到一些右派朋友传来的消息,说是要补发22年的工资,又说是宋庆龄愿意捐出她在美国的全部财产,用来补发右派的工资。母親还幻想着,拿到这笔钱,如何资助我们。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1980年,64岁的母親正式退休了,开始了她忙碌而有意义的退休生活。


1990年母亲居住在重庆市一中时和儿孙们合影

 

母親的退休时光,是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了七个孫子。她常说:“我不是嫁到了文家,我是卖给了你们文家。我自己娘屋的事情,一点也没管过呀!” 没有母親这个“老书童”的陪伴和呵护,就没有七个孫子的今天,母親的功劳太大了!


大哥的两个女儿是麻烦母親最少的,海晶在1977年夏天出生,母親天天从理化大楼后面过小河沟,爬山,过瀑布,去市一师给大嫂作“月嫂” ,吃了晚饭,又走路回東庄,即是能搭一段公共汽車,也要走不少路。重庆的夏天,火辣炎热,61岁的老人,一直走到大嫂滿月。


海临是小学四年级时,母親把她转学到西师附小就读的,中午在母親家搭伙,午休。附小是全国示范小学,教学质量特高,海临受益匪浅,顺利考上附中。现在小海临已经是美国罗克韦尔航空公司,亚太地区的总经理了。


二弟的盈子,麻烦母親也不算多的。1980年代末,二弟在市一中分到宽房子,把母親接到他家居住,盈子和母親睡,天天母親给她讲故事,给她检查作业。有一天,盈子说:“婆婆,别的同学都有家長来学校接,我就没有人接,今天你来接我一回嘛!让我也显摆一回嘛!” 母親答应了她的要求,下午放学时,早早地去树人小学门口等着,盈子出来,牽着母親的手,高兴得跳,不是走回家的,而是蹦回去的。盈子又要求道:“婆婆,明天再来接我嘛,好安逸呵!”


母親居住在市一中弟弟家时,我两个女儿正好上大学,周末她们就往外婆家跑,去光旭(我弟弟)家蹭饭蹭肉。有一天,弟媳烙饼,烙一张,没有了,烙两张,又没有了,被两个好胃口姑娘,手抓起就吃掉了。


母親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每到春节我们全家二十口人,都会去市一中团聚,光旭找学生和同事借来房子,我们住在一起过除夕,看春晚。大年初一,全家人挤在客厅唱歌,光旭弹钢琴伴奏,大家合唱,其乐融融。


小弟的儿子竞舟,在青木关农村上小学,三年级了,作文写不好,小弟很着急,一定要转学去西师附小上学。母親去找附小领导,一把手都同意转学,二把手却坚决不干。母親动之以情:“我这个幺儿受我的政治影响,公办小学都读不上,只有读民办小学。这个孙子,你们一定照顾一下吧!” 竞舟转学到附小后,住在母親家,婆婆天天给他检查作业,啟发他的作文思路,规定他阅读作文范文,慢慢地竞舟的写作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高中竞舟又考回北碚上学,母親要求他周末去她那里洗澡,吃饭,叫阿姨帮他洗衣服。常常提醒他:“高中不能贪耍哟,要下真功夫呵!” 


竞舟很努力,不仅读完了研究生,还唸完了博士生。在国内外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15篇,其中美国EⅠ检索收录论文7篇,每一篇论文竞舟都是第一作者。竞舟因工作业绩突出,由專家推荐,经云南省人事厅批准,评为2018年“红岭学者",全省仅有30名。


我的小女儿文文在乡镇中学上学,读到初二下时,西师附中的骨干教师耿新都,步行一小时到東庄母親家,叫文文去参加附中的转学考试,文文考上了附中,只能读走读,住在母親家一年半,母親又要多做一个人的饭菜,她都快70岁了。


我的大女儿可可,一岁半就寄养在母親家了,父母没有收过我一分钱伙食费,还把可可打扮得漂漂亮亮,人见人爱。可可快5岁时,老朱来接回康定,准备上学。母親偷偷流泪不捨,父親送到汽車站,哭得几乎要昏过去,陪父親的弟弟说,从来没见父親这样伤心过。可可也嚎淘大哭,难分难捨,老朱说:“我简直像个人販子一样,那个場面,连我都受不了。以后再也不能把小孩送回去了。”


可可在康定读到小学五年级下期时,母親给她办了转学手续,让她转回西师附小读五下,母親给她恶补半年后,可可顺利地考上了西师附中,又只能走读,又得住在母親家,一住又是三年。


我的两个女儿跟外婆的关系都很好,她们不敢告诉我的事情,都敢给外婆讲。她们的很多机密想法,我都是从母親口中听到的。女儿还说,在外婆身边呆过的小孩,个个都不会挑食,外婆从来都是要求我们什么都吃,后来离家上学工作,都能适应环境。可可还说,在外婆身边呆过的孩子,个个都愛喝茶,我们放学回家,走渴了,抱着外婆的茶杯就一陣喝,连茶母子都会给她喝光。我们还好嘛,大学毕业后,才开始泡茶,竞舟更厉害,高中就开始泡茶了。几十年来,文家人互相送礼,第一礼品,一定是茶叶。


大弟光九的女儿小颖,是麻烦母親最多的孫女。弟媳一怀上她,母親就满怀欣喜地给她做小衣服,一针一线,做了四十七件。买不到毛线和线子,母親就买上棉花,拿到天生桥找人用手工,纺成线子,再用染料,染成彩色,织成漂亮的衣服。1977年2月小颖出生时,母親装了满满一背篼小衣服,去到長寿大弟家中做“月嫂”。


小颖一岁多一点就送回東庄,由母親抚养,直到初三毕业,大弟分到新房子,才离开母親,其中的辛劳,谁都可以想象。


西师幼儿园离東庄很远,每天要接送,刮风下雨,母親没有半句怨言。幼儿园要排练一个歌舞,送四川电视台播放。指导老师一下就选中了小颖,旁边的老师都说:“你怎么去选小颖呵?” 指导老师说:“你莫看这小孩不爱说话,脑壳灵光得很,节奏感很强,不会出问题。” 我在康定,从四川台看見小颖的演出,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弟在長寿看到小颖的演出,眼泪都流出来了,連夜写信,感谢母親的栽培!


小颖没有西师户口,不能去附小上学,母親又去学校找领导,说尽好话,方能入学。小颖都说,我从来没看见过婆婆这样求人。


有一天放学回家路上,小颖和一小男孩,去西师喷水池耍水,不慎落水,被一过路的大学生救起,头发,棉衣,书包全都泡湿了。母親心痛极了,赶快生火,为小颖烤衣服,晚上又烤课本,烤作业本,不停地说:“沒出大事,就不错了,以后再也不准耍水了。"


小颖一调皮,母親就责备自已:“教了一辈子书,怎么就管不好这个小孫女呢?”


連小颖自已都说:“婆婆是最偏爱我的,她不仅给了我婆婆的爱,还给了我缺失了的父爱和母爱。”


小颖工作了,母親还用电话遥控,耍男朋友了,必须带去她审批。结婚时,母親送了一个最大的红包!


有时,我们几兄妹挤在一起讨论,是父親聪明些呢?还是母親更聪明?我说:“肯定是父親更聪明,他读好多书哟!” 光旭说:“不对,是妈妈更聪明!妈的记憶力好得惊人。我们这么多儿女,这么多孫子的同学朋友,她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还分得清楚是几年级的。我的同学,几十年不见了,一进门,妈还能叫出名字。”


母親83岁时,在西南医院作了微创打孔切除胆囊的手术,在1999年时,这种手术在重庆还不太普遍,肝胆科主任想请母親拍个教学片,拿去重庆电视台播放,主任跟母親商量,她一口就应承了,她刚刚才作完手术两天呵,母親对着摄像机,居然能不惊不诧地和医生对答如流,大哥在病床边削水果。主任非常滿意,拿去作医疗广告,在重庆电视台播放了几个月。我看了都很佩服母親的灵光。


有天我对母親说:“我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必须给你做这么多事,来还你的账。"母親马上辩解说:“你没有欠我的账,你是久了你们爸爸的账。这些事情,原本是该你们爸爸来帮我做的,他不来做,就该你来还账了。” “妈,你也太聪明了吧!"


有天,母親对我说:“以后我病重了,昏迷了,你一定要来管我哟!你这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你不会让我又脏又臭的。”我说:“你老人家放心,我肯定会让你舒舒服服的!" 母親生命的最后一天,突然流屎了,我没让护工动手,掀开被子,一把一把地将母親清洗得干干净净,我真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的女儿可可问外婆:“外婆,你五个儿女,肯定你最喜欢二舅(光九)和幺舅(光浩)哈?” 母親点点头答道:“告状的多,就管得多,管得严,搞久了,就成了我最喜欢这两个了。其实我五个都喜欢,我自已生的,我都不喜欢,还有哪个来喜欢嘛!"


1986年夏天母親和我及我的女儿们

 

有一天,我和夫君冲突了,我找母親撒娇耍赖:“妈,你的女婿当着你的面,欺负你的親生女儿,你都不管?你都不站出来帮帮我?” 母親很认真地回答:“你们是我親生的,我才好批评。女婿媳妇是别人生的,我怎么好随便批评呢?" 


细细一想,几十年下来,母親还真没有跟任何一个媳妇女婿红过脸,遇到分歧,全是批评教育我们五个。她还真有一套朴素的处世哲学。


1990年春节大团聚

 

和邻居相处,母親更是和蔼宽厚,乐善好施。她的客厅历来是朋友滿座,谈笑风生,她的水果、糖果从不独食。我们也很注意,买广柑,我尽是几十斤、几十斤地给她买,连农民都问我:“大姐,你要拿去做水果生意呀?”


女邻居王老师调深圳大学工作,行李先托运走了,想来和母亲同住,母親一口就答应了,还说,你去外面忙,做饭就交给我。王老师很感动,分别时專门留下深圳的联系方式,请我们去她家中作客,过年过节还專门打来电话问候。


还有位年轻男邻居,常常来找母親借米、借蛋等,母親总说,你们年轻人忙,拿去吃就行了,不要还,缺什么又来拿。


楼上邻居是外语系老师,两口子干仗了,母親听见声音后,马上上去劝架,拉住女邻居不准冲动,不要乱来,给自己的丈夫要留面子……


母親订的报刊杂誌,长期是大家传阅,母親的血压计長期大家公用。


邻居们也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着母親,吴辛晓長年去大校门收发室为母親取报,去医院为母親取药。顾孃孃天天下来为母親测血压,血压计都量坏了一个。陳医生和肖叔叔经常上门诊病,成了母親的私人医生。帮忙买菜,更是邻居们的家常便饭。


陳伯伯(四妹的父親)更是大英雄,有天,母親晚上进厨房取東西,看见一条长长的大蛇横在灶门口,母親吓得关上门,反身就跑去院子,找到陳伯伯。二话没说,陳伯伯提上锄头,就冲到我家厨房,蛇已经不见了。陳伯伯,叫母親退到院子去,他一个人留在厨房,关上前门,从后门把杂物一件件地拿出去,清理到屋角一堆发火柴时,一个空竹笆笼装滿了一篼蛇,陳伯伯勇敢极了,提起笼子往院子跑,用锄头将蛇全部打死,他还不放心,又回厨房彻底清理一遍,归放好杂物,才放心地回去了。


没有邻居们的悉心照料关心,多病的母亲绝对不会有九十岁的高寿。文家人真心真意地感谢这些好邻居了,愿他们吉祥如意!愿辛晓和陳伯伯在天堂快乐!


这就是我的母親,一个冤冤枉枉被开除工职22年的右派,一个为子孫成材含辛茹苦地陪读一辈子的“老书童",一个用她柔弱的身躯在苦难中,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的“女汉子",一个把她的毕生心血和爱,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们的无私的女性。


母親,你放心!你的后人没有一个人给你丢过脸,个个都事业有成。你的后人,个个都永远地爱着你,思念着你!


竞舟给你送去的林肯小轿车收到了吧!两位司机是他親自挑选的哟。小孫女们给你和父親挑选的两位阿姨保姆到岗了吧?今年给你们发的大红包是六个億哟!打麻将,不要再打两角了,放炮也不用心痛啦!明年春节,我们还会给你发更大的红包的!


母親,爱你,想你! 


我们慈爱的母亲 

 

2018年12月11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春晖:母亲专题

刘爱民:母亲上书毛泽东营救父亲刘建章

何蓉蓉:母亲,我心中那盏不灭的灯

蒋蓉:母亲和《读者》

熊晓鸽:平凡的母亲,超凡的母爱

陈小鹰:我的母亲亦父亲

陈小春:母亲是大右派章乃器的女儿

珊伊:母亲被称为太行山里的凤毛麟角

顾土:母亲长达30年的交代史

尚晓援:母亲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

张小雪:缘梦重温——重访上海锦江饭店

刘晓阳:妈妈惨死在文革混乱之中

徐建:两代人的四中情

葛有彦:我有寸草心,

却不知道母亲挣扎在死亡线上

张宝林:清明节前写给妈妈的信

杜欣欣:母亲的歌

谢悦:母亲与陈明老人的黄昏之恋

儿女眼中的妈妈林徽因

陶斯亮:妈,大哥的父亲究竟是谁呀?

陈虹:我的母亲一生信奉爱情至上

邓天雄:我苦尽甘来的老母亲

冯印谱:母亲的半句遗言

魏达志:母爱伴我风雨行

邓晓芒:这就是我的母亲

 梅长钊:忆母亲,大爱绵长风雪夜

胡德平:回忆母亲李昭

李如茹: 怕死的我救下妈妈和我两条命

贾平凹:写给母亲 · 我不是个好儿子

李南央:就《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答读者问

李南央:母亲她终于解脱了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吴畏:母亲的大爱薪火相传

周玉茹: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

袁澄兰:我苦难深重的母亲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公 号 征 稿

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童年  文革  上山

     当兵月   青工  高考

校园  浪漫  菁英

       职业  学术   师长忆  

教育  养老   兴趣爱好

……

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

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

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

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

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联系人微信号:james_gz7

联系人电话:13570472704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