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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 王明析：遵义，师专生活琐忆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明析，出生于1958年7月。担任过中学教师、校长，后在教育行政部门等岗位任职，2018年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退休。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文史和文学评论逾100万字。主编出版过地方文史图书《丹砂古县的文化记忆》等五部内资图书。出版有读书及文史随笔《忧郁的告白》《纸上的乡愁》计60余万字。
原题
师专生活琐忆
作者 | 王明析
1977年12月17日上午考完语文，两天的高考终于结束了。政治、数学、史地、语文四科综合起来看，我感觉考得不算差，便龟在家里逍遥起来。但是，没耍几天，我就被父母催促回乡下知青点去了——一直以来，他们总担心我在农村劳动锻炼“表现不好”。
回到土寨，生产队的农民见了我，大多数人都比较高兴；有人甚至开始笑喊我大学生，说我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我知道他们这不是讥诮，而是说的大实话；农民一年到头累得要死不活，还时常缺吃少穿，过的难道不是苦日子？但我现在还不是大学生，又担心万一落选，还要困在生产队继续劳动，所以言行举止就愈发谨慎了；每天出工下地，劳动更不敢怠慢。只有夜深人静，独自睡在生产队四处漏风的破仓楼上，有时丢了闲书，熄了油灯，望着孤寂无边的黑暗，才开始祈祷上苍眷顾，呆想好梦成真，让我早日离开农村。
不久，预选成绩到县，教育局向局长告诉我父亲，说我四科考了二百五十多分。我不知道这个分数能否读大学，但听向局长说是高分，我就松了口气；同时还有些浅薄地得意，自然是悄悄的啦。但暗喜没过多久，录取通知书开始发放后，我又慌了起来。那段时间，县城邮政局信件分拣处成了不少考生家长特别关注的地方，常有人在此把子女的录取通知书径自拿走。
当时，谁家子女考上了大学，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大半个县城，实在是荣耀之极。见同学中成绩低我几十分的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有的甚至还是外省大学，我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未必“家庭出生”地主和父亲曾是“右派”的老问题又来给我制造麻烦了？
两年前，我高中毕业前夕，高二年级五个班申请入团者，就我一人因此未获批准；难道今天还要为此再吃苦头？父母心急如焚，却又毫无办法，只有死等；唯一的安慰是，全县被录取的没有一个是文科考生。
终于，有一天，我在土寨意外收到了贵阳师范学院遵义大专班（后来的遵义师专，今遵义师范学院）就读中文科的一纸录取通知书。回城后得知，全县文科考生，当时只录取了我和邹书贵；大约一月后，又补录了在务川插队的遵义知青潘辛毅和鲁远蓉。自此，我们成了遵义师专中文科同学。
收到通知书后，最高兴的是我父母。尤其是父亲，因为他此前常为我生活在他的阴影中感到有些内疚，总担心我在农村当知青没有出头之日，没想到恢复高考，我居然考上了大学。父亲的朋友不少人是“右派”，我被遵义师专录取，让他们真真切切地看见世道确实开始变了。
离家前，母亲在家准备了一桌饭菜，父亲和他的几个“右派”朋友开怀对饮，其意气洋洋的喜色，为我多年所仅见。那天下午，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这些“右派”酒酣耳热之际反复感叹的一句话：“老王啊，没想到啊，我们的娃儿现在都可以读大学啦！”
这实在是一句辛酸至极的话！今天，不是过来人，我断定他根本不可能理解这句话所蕴含的沉重的历史信息和深刻的现实含义。
那时，我对大专院校概念模糊，“贵阳师范学院遵义大专班”是个什么学校，实在是一无所知。但我很清楚的是，我再也用不着回土寨去当知青啦！没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夸张，但我真是高兴极了。所以，每当后来听到有人为自己高分错读了遵义师专而惋叹时，我往往很少有同感。
离开土寨的那天上午，除了铺盖卷和几件衣服外，我只带走了一箱书，其余生产生活用具全部留在了生产队。1978年三月，遵义师专就这样很意外地走进了我的生活，我的档案，并成了我此生每一次填表都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最近十几年，我有近百万字从电脑走向书页。但是，除了在小说中两次虚构过遵义师专的存在外，我的各类文字都很少提及它；自然也没有为它写过一则独立成篇的文字。如果不是这次四十周年同学聚会活动有要求，我还是不会写。因为师专三个学期的学习生活，如今即令强制回忆，似乎也乏善可陈。
初到遵义师专，我很诧异它校园的狭小、简陋和残破。教学楼那么矮小，还不如我的中学。上了两星期课后，最初不多的兴奋几乎荡然无存。好在我本来就喜欢文学，课堂上发的油印讲义，有些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授课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有能讲的——如刘庚杨、赵世迦、王玫（讲外国文学，而非讲现代汉语）、杨大庄等老师——可是囿于赶教学进度，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泛泛而谈，少有精细讲解分析。而有些课，本来就枯燥乏味，甚至虚假，加之授课老师口才较差，讲得呆板，上课实在无异于催眠。好在课堂上可以随意看书，所以印象中，三个学期的课堂学习，上课有很多时间我都是在看闲书。
遵义师专给我印象最好的是图书室。求学期间，我究竟读过、翻过多少闲书，今天已没法统计了。当时完全是囫囵吞枣，绝大部分没有消化，有的也没弄懂。但是，这种饥不择食的大量浏览，也为我日后走出校门长年购买书籍提供了一些捷径。今天，我看到书柜中那些八十年代出版的、版本不错的各类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丛书，还真有一种难以为外人道的得意之感；坐在屋里，有时仿佛还有坐拥后宫三千佳丽的感觉。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有几位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但图书室的刘老师，我却至今能想起她慈祥的模样；我估计今天若能相遇，一定还能认出她。刘老师对我借阅图书卡得不死，很快，我每次都能超出借阅规定多借图书；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有时借得更多。我至今认为，与书相守在一起，是世界上最舒心惬意的生活；远胜游山玩水。
借阅图书曾发生过两件有趣的事。
一次我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读到大约十页左右时，惊讶地发现，它居然是我当知青时极为喜爱的那本“黄色小说”。毕巧林！毕巧林！！这个风流倜傥玩世不恭的青年沙皇军官，当年和保尔、亚瑟（牛虻）一样，都是我心仪至爱的英雄人物。插队的那些日子，我一直想知道他从何而来，后来又去了哪，现在终于得知他的前世今生，实在令我惋叹。
有一天，在外国小说卡片索引匣里，我被一本书名《音乐家》的小说吸引了。著者舍甫琴科的名字我极为陌生，但之前却听说过有这本小说。
升入高二的那年秋天，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我和班上十几个同学排练完文艺节目，从郊外的务川中学回县城。走到西门与南门交接的丁字路口时，我身边已只剩下一个女生。我那时很怯于和女生交往，而单独同行这还是读中学以来的第一次，且是夜深人静时刻。为了避免不自在，我无话找话地问她：你有什么小说没有，找本来看看。
女生看了我一眼，嫣然一笑：我还真有一本呢，你想看不嘛？当我问她小说的书名时，她说：音乐家。我一听，就神经过敏地以为她在哂笑我，因为我那时在为她们的舞蹈拉二胡；见此情形，迅疾缄口不语，埋头走路。我猜她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不继续借书的话题，转眼，我们就各自分手了。没想到，这世上还真他妈有一本书名叫《音乐家》的小说！
作为一个学生，再不喜欢上课，作业和考试都是逃不掉的。印象中，我当年各科学习成绩平平。唯一的一次“荣耀”是文艺理论课：我的一篇评论或是什么文字，居然选登了班里的墙报。那天我看见班上有同学在专栏前驻足，心里还有些小小的得意（浅薄啊！）——但是走出校门，等我看过更多优秀经典文学作品和西方文艺理论后，始发现当年在师专学的那些文艺理论有许多都是谬论；虽然那些谬论至今被有些人奉为他们的文艺理论圭臬，但稍有正常思维和理智的人，已很容易看出这些货色的肤浅和荒谬。
但可惜的是，我却长时间不觉悟。以致我有时想，这显然是我在很长时期写不出文章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这些流毒早已深入骨髓，以致我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有时还会发现它们在显示屏上对我眨眼坏笑。
之前我说过，王玫老师（一个很有涵养气质的中年女性）的外国文学讲得不错，但她的现代汉语课却让我栽过一个不小的跟斗：有次测试，我竟然没有及格！说起来那都是拼音惹的祸，王老师讲得太快了；我也没当回事。不过走出校门，因为要给学生讲课，我迅速将拼音自学了；感觉也还学得不错。2001年初次使用电脑，我立即能用拼音输入法打字，而且从此告别了手写文章的习惯。
读遵义师专时，文娱生活乏善可陈。好在我喜静不喜动，有书看，也不觉得难过。那时解禁了许多老电影，外国电影也蜂拥而来，我们最习以为常的课外文艺活动就是看电影。我偶尔还逃课去看。
有天晚上，我们一些同学看完《五朵金花》回校，月色朦胧，大家兴致又高，便怂恿老三届高中毕业的谌世昌大哥与楼上的女生对唱。博学多才的谌大哥很幽默和善，两根手指支了支鼻梁上的眼镜，哼哼笑了笑，随意谦虚几句，便乐呵呵地在楼下空地上唱了起来：“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遗憾的是，楼上女生竟然没有一个敢站出来接招儿，只撒下一些零零碎碎的说笑声在夜色里随风荡漾，令人感到美中不足。
那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到家庭，学校虽有，但不容易得看。不过，只要白天闻知有好节目，要好的同学晚上还是相约了到处寻看，有时竟去了学校附近的厂矿。印象中，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演出时有过电视直播，好像是在礼堂下边操场看的，电视机是校广播室那台。第一次看到交响乐演奏《二泉映月》，我十分震撼，面对小小的荧屏，有时竟至屏息凝神。
看日本电影《望乡》只差挤破脑壳，好像是在一间不大的房子——不是教室，也不是寝室，空气污浊令人窒息，我差点呕吐——但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看的呢？印象最深的这两次看电视，我现在居然都无法准确回忆具体地点！
遵义师专一年半的学习生活，很多事都没印象了。有些记忆深刻的事，又不宜用散文来记叙。我们那届同学，好学者特别多，有才艺者也不少，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够小有名声于各行各业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时，早晨和黄昏，校园里随处可见青年男女手不释卷的身影，想起那些温馨美好的画面，至今依然感到温暖亲切。从书籍的荒原和知识的不毛之地重新走入校园的这一代人，喜欢阅读者随处可见。即使清早如厕，蹲坑者一心二用之可爱，也是一道习以为常的风景。
漫忆遵义师专三个学期的学习生活，感谢母校的话似乎说得比较少，但我心中还是珍藏着与它有关的一些有意思的记忆。再说，遵义师专的学习履历毕竟还给我此生带来过一些有形无形的美事。能说的有：1993年年底，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转入正常化，我很顺利地被评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事后，遵义地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薛星北曾对我感慨地说：“王明析，你是我们遵义地区最年轻的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哟！”
遵义师专乐队成员（前排左二为作者）
我那时自然有些得意，但这还不是我觉得最荣耀的事。我比较“沾沾自喜”的是，1993年八月，我以一个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居然在一种不管不问、顺其自然的逍遥状态中，被全校老师推荐和组织任命为贵州省重点中学——务川中学的校长。
很快就要退休了，曾经的几个行政职务，在我眼里实在是微不足道！我此生骄傲的，还是担任过母校务川中学的校长；我珍惜的，还是校长和老师这两个称呼。
所以，我真心感谢遵义师专。
遵义师专学生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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