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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赵敏：当"逃兵"返城探亲，一路遇上的都是好人啊
作者档案
赵敏，1968届初中毕业，1969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6年回城，做过小买卖，8年产业工人，26年大学教师，现已退休。
原题
探 亲 ● 返 城
作者：赵敏
探亲篇
01
我的第一次探亲是1971年的春天。
1969年6月，我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5团。第二年，连队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都不让探家。深冬时节了，场院上活儿也少，也能放几天假。连队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节目演节目，也到别的连队和附近农业社去演出，倒是挺热闹的，只是离家第一年的春节，思乡之情总不免时时袭来。后来就有了探亲假，15天，连队还要发“通行证”，以资证明是官方允许的正常探亲而非“逃兵”。这是后话了。
1971年的年初，想家思绪愈加强烈。经几天的密谋，我们四个天津知青终于在一个极清冷的日子踏上了“逃兵”之路。
当时从我们连队到火车站（拉哈站）要搭连队到团部的送奶车，再乘团部到火车站的长途汽车。我们当然不敢坐送奶车，只有徒步走到团部。路程大约十四五公里，途径八连、营部、窑厂、一连等地。
黑龙江嫩江地区的冬日凌晨，西风凛冽，寒气袭人。积雪铺就的灰白色的大路笔直地向北延伸，被车轮压实的路面一步一滑，路边积雪及膝，颇不好走。四周黑黢黢的，只在很远的地方，偶尔有一两盏灯在闪动，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冒了出来。天有些阴，星星比灯光多不了几个。
我们默默地走，没有谁说话，只能听到微微的喘息和毡靴踏在积雪上吭哧吭哧的声音。大家也许在想着离家、回家的种种，也许在想着回连队后要遭遇到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
下乡已经一年半了。对于我来说，浑浑噩噩，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都干了什么活儿？不干活儿时做了什么？当初带着的那几本书看了吗？甚至共写了几封信？似乎都记不起来了。家里的样子？父亲来信说已经搬到西厢房住了，那是怎样的生活状态？记忆和推测都恍恍惚惚，只有阴冷和黑暗是现实的，真实的。
走了近三个小时，天亮了，也晴了。
北国冬天凌晨的美，是一种凛然大气的美。积存着雪的树杈间还能看到惨白的月亮时，太阳已经冒出来了，远处树木缝隙中有一闪一闪的橘红色的光。一垄没砍倒的苞米杆儿在风中簌簌地抖，雪地上画出它们长长的影子。树梢发出“嘘嘘”的鸣叫，一小股雪粒飞起来，打着旋扑进刺眼的阳光里。
走了近30里地，早就饿了。我们带的馒头是发了芽的麦子磨的面粉蒸的，热时粘牙，冷了梆硬，何况现在还有些冻了。没办法，连口热水也没有，只好挨着。琢磨着好在过了一会儿就上车了，也许暖和一些？等待车开起来后却四处撒气漏风，比起走这一路还要冷。
临近中午，好不容易到了拉哈火车站。先喝口热水填饱肚子再说吧，于是就进了一家小饭馆。刚坐下，就听背后脚步杂沓，一人大喝：“在这啦！”
是李大片儿。
李大片儿是这人的官称，也是外号。其人黢黑消瘦，挺的大个儿，说话嗓门也大且不拘小节，总像是在发号施令的样子。听说他是抗美援朝转业下来的，当时不是连长就是排长。农场(兵团55团前身是“稻花香”农场)初期行政编制还不健全，他被任命管着“这一片”地方，大概就是我们连队现在这一片吧，官称“片儿长”，戏称“李大片儿”。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正经官儿没当上，但李大片儿的称谓却保留下来了，他也不在意。性格豪爽，什么事都不在乎，很有些人缘，和知青的关系不错，自然抓“逃兵”这事也非他莫属了。
李大片儿说，发现了我们几个不见以后，连长马上命令他带二个人开着“罗马”(罗马尼亚进口的轮式拖拉机)追来。他们是从附近农业社抄近道赶来的，所以能在火车站截到我们。他说，连长叫你们吃饱了饭再回去，而且这顿饭连里出钱。
怎么也不能当个饿死鬼吧，于是我们放开肚皮大吃一顿。忘记了都吃的什么，大概也不外猪肉炖粉条子之类，已经很不错了。李大片儿们当然也吃，还喝酒，我们没敢喝。
李大片儿一面“吱吱”喝酒，“叭叭”吃菜，一面还不忘埋怨我们：“别说走就走啊，嘀咕连里不放你们走，找我啊......这叫啥？逃兵！知啥叫逃兵吗？战场上枪毙呀！”又“吱喽”一口酒，“叭达”一口菜，“下次找我！”
我心里说，当你还是“片儿长”哪？不过随着大家称你一声“大片儿”而已。
肚子填饱了，身体热乎了，我们几个就又相互使着眼色，考虑怎么摆脱目前的困境。偷着看李大片儿时，老家伙还在大口吃着喝着，脸上写满惬意，瘦削的颧骨上有些泛红，并不时地招呼同来的两个人：“快吃快吃，吃完了赶紧回队！”
小饭馆里热气腾腾的，窗玻璃蒙上厚厚的一层哈气，几道水滴流下来，依稀能见到路上匆匆走过的人影。
李大片儿喝了最后一口酒，叫起那两个人，对我们说：“你们赶紧吃，吃饱了咱们好回去。我在罗马那儿等你们！”说完头也没回，三个人都走了。
我们几个半天才回过味儿来。罗马在哪儿了？嘿这个李大片儿，溜达了一趟，公家掏钱造个酒足饭饱，没完成任务还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同时还成全了我们。
02
从拉哈到齐齐哈尔火车票好像是一块九，齐齐哈尔到天津好像是十九块几，我们谁也不想花这个钱。不过拉哈站这几年因为大量知青的到来增强了戒备，据说不好混上去了。我和另外一个知青决定走到下一站再上车，另两个人不想走，说要闯一闯。后来他们居然上去了，但是绕了路又沿着铁道溜回到站里上去的，并不是“闯”上去的。
中午的阳光很是温暖，走着走着热起来，感觉有些累。我的东西不多，同伴是个小个子，并且还提着半旅行包黄豆。当时东北知青回家几乎都要带黄豆，有时也托人买些木耳蘑菇什么的，我原也准备了一些，但想到一路上说不定遇到什么麻烦就没拿。这家伙从连队到团部30里地已经累刺啦了，现在看起来就更完蛋了，一会儿一只手提着，一会儿二只手提着，一会儿又扛着，不行又背一阵子。我说，黄豆分我一半，我帮你拿。最初他不肯，后来实在不行了，路边找了根树杈，我俩挑着走。
太阳已经显低了，大约三点多钟吧，肚子又饿了，而且很渴。路边的雪很干净，但不抵饱。又走了一阵，路旁杨树后隐约闪出一个小村子。我说，咱们到村里找些吃的吧。同伴却很不以为然，说那不就是要饭的吗？我说，要饭怎么啦？你不去我去，你在这里等着。我抓把雪在身上抹了抹，脚在树根上蹭了蹭，帽子稍稍戴歪些，还擤了把鼻涕。他在旁边看着我直乐。
一个挺整齐的小村子。小路上雪扫的很干净，屋顶上、柴草垛上还积着厚厚的雪，土坯垒的烟囱冒出最后一缕炊烟，不时传来猪羊的叫声。
东北乡村冬天的时候很多都是吃两顿饭，现在应该正是吃下午饭的时候。我瞅准一家小院子，推开篱笆门走了进去。
虽是两间土坯房，却很干净整洁，屋檐上的草剪得整整齐齐，小院子扫得光溜溜的，树枝夹的障子没有损坏，柴门前的两垛草都有些发黑了，靠东面有几条盖满了雪的笔直的垄，三两只鸡悠闲地刨着一处小雪堆。
听到有人进院子了吧，屋内传出一女人的声音：“谁呀？进屋吧。”我在门前大声地说：“麻烦您了，我是过路的知青，要回家去，渴坏了，您能给点儿水喝吗？谢谢您啦！”“等着！”
随着屋内的动静，门被推开了，一位约60多岁的老奶奶站在我的面前。个子很高，身板硬朗，穿着整齐，表情有点狐疑，一只手还抓着门把手。
“我要到前面的车站上火车，渴了......”老奶奶没说什么，转身倒水，“喝吧。”水是烫的。我站在门前，慢慢地喝。屋内有些暗，暖暖的。锅盖边上冒出的蒸汽裹着带有微微焦糊味儿的苞米茬子香味儿弥漫在小屋里，也扩散到了门边，扑到脸上有些麻痒痒的。我不由得看了一眼灶台，灶膛里的火已经熄灭了，肚子却“咕噜”了一声。
“没吃饭是不？”
老奶奶眯了一下眼，嘴角显出些许笑意。没容我说什么，她从我手里拿过碗，利落地转过身去，很快盛满了一碗饭，又从后面一个小厨里夹出一大条蒜茄子。
“饿了就吃吧。”
“谢谢您啦！谢谢您啦！”我赶紧弯下腰，接过了碗。
老奶奶指着灶边的一个小凳儿，示意我可以坐在那里。实在是又饿又累了。热乎乎香喷喷的苞米饭，冰凉爽口的蒜茄子，真香啊。
我大口大口地吃着，忽然感到好像有些委屈，鼻子有点儿酸。
老奶奶站在门口，身体将门外射进来的光线遮挡了一多半，我就在她的身影中，吃完了一大碗饭和一整条蒜茄子。
“吃吧，完了锅里还有呢。”
我抬头看去，老太太面目虽不很清晰，但是，金色的阳光围了老人身上一整圈。
03
赶到那个小车站时，天已经黑了。真是个“小”车站，早已经忘记了叫什么名字，连个站台都没有，只有一间小房子，看起来是卖票兼候车室的，没敢进去，只在不远处等着火车来。火车只停一分钟，我俩瞅个没有列车员的车门迅速地跳上车去。
车厢里虽然也冷，但毕竟比外边好多了。车上的人还不少，小锅炉旁边是洗漱的池子，旁边就是厕所，这地方不错，就这了。我俩每人先抽了二根烟，喝了几口小锅炉里的温吞水，地板上一坐，就开始盘算到齐齐哈尔怎么出去了。
没想到齐市居然比拉哈还要宽松得多，我们大大方方地随着人群就走出了出站口。出来后又有点后悔，一个小时后就有去关内方向的车，还不如不出来呢，反正也不买票。于是晃了一圈，从出站口又进去了。
天快亮了，我们混上了车，还是找了个车厢衔接处落了脚。心里放松了，甚至有些愉快。这车开往天津，就是开往家了。离家一年半虽不算长，但是家和我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不知道家面对我，我面对家，却都是个怎样的局面。
车开了还没有一分钟，站还没出去，忽见几个带着柳条帽的人呼啦啦地往这个车厢跑，并马上把车厢门关上锁死了。正疑惑着，那边又追过来了几个人，手里拿着大棒子“咣咣”地砸，哗啦一声门玻璃砸破了，小玻璃碎块噼里啪啦落到地上。这里的事态正在迅速失控，车外面又有石头飞过来，砸在车体上，“咚咚”的声音不绝于耳。突然又是哗啦一声，后面那个车厢的一块玻璃又被外面的人砸破了，引起一阵女人的惊叫。
正在不知所措并企图逃命时，这两拨人却都打开车门跳了下去，像来时的迅雷不及掩耳，去时也迅捷异常，看起来是训练有素之辈。
车厢里慢慢安静下来，有人说是两派武斗。好在这次是过去了，有惊无险，不知道以后的路途上还有没有类似事件发生。
熬了二十多个小时，终于在第二天的早晨，火车停在了天津站。
出站策略在连队时就打听好了。原则是下车后向火车来的方向走并注意观察，看到黄色的一道矮墙就可以出去，并且肯定会出去。
于是我们按既定方针向着火车尾部走。
车站里边以前从没来过。一片片直的弯的路轨，远近的信号灯还在一明一灭，上水的铁管子在滴答着水，下边结了一个小冰山。空气中晨雾夹杂着车头喷出的蒸汽和煤烟，喘气都有些噎得慌，还有一股淡淡的机油味儿。不时有车头放汽的呲呲声、汽笛的鸣叫声和榔头敲击钢轨时清脆的“当当”声，那边传来“咣当咣当——”的渐渐弱下去的声音，是列车编组时的撞击。
在轨道和砟石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很远，也没见到那“黄色的一道矮墙”，却迎面碰到了几个带着红箍的人，五大三粗的。
“站住！干嘛的？”
乡音！
没什么说的，我们被带到了出站口旁的一间小屋里。屋里靠窗有一张大桌，桌上摆着一个有着许多小格儿的架子，里面都装着车票。
“你们的票呢？”一个戴黑边花镜的半大老头问我们。
“没有票。”
“没有票敢坐车？”半大老头看着我们说，口吻却不很严厉。
“没钱啊。”我说。
“知青吧？一看你们就是知青。”半大老头嘟嘟囔囔地说。
“前几年串联时，也没买过票！”那不知趣的同伴，哪壶不开提哪壶。
半大老头不干了，瞪着眼睛说：“现在还是串联时候吗？抓革命促生产，一打三反......”
“大爷大爷！大爷！这小子是个愣子，不会说话。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赶紧打圆场。
“出门在外，学好啊......哪儿上的车？”
“就前一站，塘沽。”
“还不说实话。东北来的吧？”我俩这身打扮太明显，任谁都看出来了。
“大爷我们没钱，您就少补点儿吧！”
半大老头上一眼下一眼地看看我们，说：“你们有多少钱吧，都掏出来。”
“三块，就剩三块钱了。”我俩赶紧把早就准备好的三块钱掏出来。
“给你们补到古冶，剩几毛钱吃个早点，坐车回家吧。”
回想起虽然一路坎坷，遇上的却都是好人。我们当“逃兵”了，连长还请我们地吃了一顿饭；李大片儿追上了我们，却又放了我们；路上老奶奶的一箪食一壶浆；车站检票半大老头也给我们留下了早点钱和坐车钱，就连遭遇武斗虽险象环生，却也毫发未伤。
返城篇
04
1976年7月末接到家信，说已经为我办好了“特困”，这几天，医院就派人去办理相关手续并接我回津。
当时返城主要有三种途径：上学、病退、困退。上学要推荐，病退要体检，困退看家里的困难条件。最理想的当然是上学，但连队里知青多，我又是年龄最小，学历最低，表现又不出色，基本无望了。于是东拉西扯联络上个关系，办到离兵团不远处的甘南县插队，企图能从这里上学。
一年多以后的北京时间1976年7月28日上午，大队长打发人从地里把我找回来，说天津有人找我，已经到了公社，要我去见面。我好歹换了换衣服和鞋，借了大队长媳妇的自行车，赶到了公社招待所。
来接我的是父亲医院院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姓游，单名华。据说派这位来也有种种考虑，一是办公室的人，工作范围以内，二是名字起得好，“游华”者，又油又滑，办事有办法。这当然只是笑谈，此人很是规矩，办事严谨，说话也很客气。
游华说，县里已经办好，现在就到公社知青办去盖章取档案，下午再去大队一趟就完事了。公社书记就是那个“关系”，过程很顺利，一路绿灯。
游华是南方人，没有到过东北，对哈尔滨很是向往。我俩商讨从东线走到哈尔滨倒车，顺便可以玩一天。前几年去过一次哈尔滨，人们对太阳岛很熟悉，也是哈市著名的旅游点，遗憾的是我那次是冬天去的，一片大雪地，冷得很也没什么人，孤零零的一座大黑铁桥，没看出什么意思。
倒是索菲亚教堂很有点儿看头，洋葱圆顶落着白雪，墙壁有些剥蚀，门窗很旧，扭歪了的生铁护栏油漆早就掉光了，砖头铺的地面上，夹杂着树叶和垃圾的积雪上有几个凌乱的脚印。
当时我想，这幢建筑在市中心显得破旧和不协调，要是在乡村，周围是大片的落叶松和白桦林，林中蜿蜒曲折的一条小路尽头，隐约一辆大轱辘车停在教堂门口，新鲜的车辙和脚印延伸到画框外，该有多美。
中午十二点，我俩正吃着饭，招待所里的有线广播播出新闻，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地震，波及到首都北京及天津等地。
1964年辽宁海城地震，天津也有震感，当时我好像在马路上，没什么感觉。但记得这次唐山地震当时电台播报的是7.6级，已经是非常强烈了。游华毕竟年龄大些，是有家室的人，便马上改变计划，还是走西线直达天津，刚刚计划好的哈尔滨之行便泡汤了。
我们买的是直达天津的车票，但是到了沈阳就都被撵下了车，说山海关已经过不去了。这下子麻烦大了。
车站外广场上已经有了不少的棚子。听人们说，沈阳也有震感，天津离唐山比沈阳近多了，要更厉害吧。我俩着急起来，四处打听，看能否有什么办法。
广场上和车站大厅里都是进关内的人，急急慌慌的，眼睛都直了。我俩东打听西打听，也没打听来山海关什么时候能通车。一架飞机飞过头顶，好像是三叉戟。我仰头看着想，能坐上飞机就可以回家了，人家飞机就不怕地震。
已经过去近两个小时了，满身大汗正不知所措时，忽然见前面一小群人呼啦呼啦地跑，远处有人举着一个写着什么的牌子。
我们赶过去，见牌子上写着到北京的XX航班，一个30多岁穿着制服的女人正在叫喊着，一边解释一边不断抹去脸上的汗水：
“到北京的飞机......一会儿来车接，去机场，大伙儿排队等着！”
正犹豫着，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了，我们便也跟着排。
等了一会儿，也没见有车来。我对游华说，您先排着，我再到售票处去看看。
售票处还是那么多人，混乱不堪。转了一圈后，我走近贵宾室旁的一个窗口，发现这里原来拥挤着的一堆人迅速地排成一队，好像要卖票了。近前一看，果然一张纸上手写着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第2次列车开始卖票。我赶紧跑到改签窗口询问，答曰可以改签两次。
我跑回排队等飞机的人那里找到游华，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本来游华说，要是乘飞机可能报不了销，原先也是犹豫。现在好了，2次再贵也是火车，是火车票就可以报销嘛。
这次车比起前一天的要干净整洁得多。它不走山海关，从西边绕张家口到北京。本来是特快，却用了一倍多的时间，逛逛当当，走走停停，到北京又是第二天下午了。
到天津的还是没车，只好先住下。北京街头也有很多的地震棚子，几根竹竿木棍蒙块塑料布就算一家人的临时住所。游华带着我到了卫生部的一下属单位，是一座很大的院落，说是什么王府，磨砖对缝大屋顶，有众多的宽敞院子。我在一架紫藤下找了个地方，游华不知道从哪里夹来两床凉席，这样凑合了一夜。周围不少席地露宿的人，有当地人也有像我们这样外地来后走不了的。
05
第二天到下午才有车，到天津已经是擦黑了。从站前到海河边是一片片花花绿绿的塑料棚子，马路边上广场上搭满了，马路中间也都搭上了，我们只能在棚子间艰难穿行。棚子里的蜡烛光像一片萤火，过一会儿昏暗的路灯也亮了，有做饭的蒸汽冒出来。小孩子在棚子间转着圈跑，主妇们择菜的做饭的，男人们则每人一手摇着个大蒲扇，一只手端着个大茶缸，三两成群大声地议论目前形势，传播着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
“一个营的解放军走半截上找不着道儿了。天儿黢黑，不知道在哪儿。突然一只兔子窜到车前，向远处跑了。营长一看果断下令：跟着兔子走！......嘿，到了！”
“这是兔子精啊。”
“我们厂秘刚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电话，通报说‘一群点物向南飞去’。”
“点物是嘛？”“不知道。”
“看见刚才大汽车上那个游街的了吗？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写着‘破坏抗震救灾嬉皮笑脸犯’，没注意？刚过去。”
“乐嘛？还嬉皮笑脸的？”
“明儿早晨你帮着我把我们家那个单人床搭这来，老爷子睡地上腰疼。”“好您呐，明天多晚去你叫我。”
“二他爸爸！吃饭啦！”
“来啦来啦，齁喊夜叫的。”
“咣——”不知谁家盆掉地上了。
真是个官方信息、不实谣传、传统美德、正负能量都集中表现的地方，实在是从没见过的奇异景象。
怕出危险，也防止坏人活动，胡同口早已经封闭，配枪的民兵和街道大娘在站岗，警察还不断四处巡查。家里进不去了，也不知道父母逃往何处，虽说肯定不会远，应该就在附近的马路上，但遍地的临建棚，总不能一家一家问吧，到哪找去啊。打手机？那时没手机。
于是只好瞎找，却又看不到一个熟识的人。正琢磨着要不就找哪儿凑合一宿，见到了舅舅院里的一位邻居，打听下来，原来他们还住在一起，大家合伙搭的大临建棚，就在不远，过马路就是。
一堆首尾相接的棚子间有一个略大些的，就是这些难民们的居所。父亲像是刚给一个脑袋上贴着块纱布的人看完病，正在热烈地交换地震情报，议论地震形势。见我进来，那人道谢走了。见家里人都好，也就放下心来。吃着饭，与家人、邻居们谈着说着，隔壁棚子里杂七杂八的各种声音不断传来，恍如隔世。
夜深了，大家和衣而卧。我三四天没好好睡觉了，躺下就着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突然被“啊——”一声大叫惊醒：
“不要砸死我啊！不要砸死我啊！......”
原来是舅舅院邻居“张掰掰”在说梦话。母亲后来和我说，张掰掰每天夜里都要来这一齣儿。
“你还没见他手里紧攥着个布包呢，不知里边都是嘛。”
“肯定都是金银财宝，好东西呗。”
以前人们都传说张掰掰有钱，一下子就被地震给证实了。
天刚亮下起了雨，塑料顶子噼噼啪啪地响，大家都起来了，祈祷老天爷别又是前天那样的大雨。好在不长时间后，雨过去了。
06
清晨，太阳出来了，塑料布上的小片积水亮闪闪的。早晨可以有一会儿时间回家拿东西，一个邻居陪着我到居委会开证明。在胡同口我解释了住在哪个院子里并出示了住在该院子的证明后，民兵这才放我进去。
大门檐子的灰泥瓦片掉落了一些，原来就已不平整的过道地面更不平整了。凌晨的雨水还没有干，坑坑洼洼的地面上还积着些。凌霄开得正旺，碧绿的叶子抓住墙没命地往上爬，小厨房的门都快打不开了，暗红的花铺满屋顶。一阵阵的清香袭来，是早早就开放的草茉莉，美人蕉硕大的叶子上晶莹的水珠滚落到地上水洼中，“嘀”的一声。
人受罪了，那一年的花草树木生长却特别好。有人说是因地震改变了环境，土质和空气成分都有变化，问他都改变了什么也说不出，反正是往有利于植物生长的方向变呗。有人说那年雨多，水汽大，树啦花啦就长得好。也有的说胡同口封住了不让居民进来，人类生活对植物的影响少多了，自然就长得好。也许都有吧，反正院子里人烟稀少，空气清新，花草茂盛，自然非常舒服惬意。
东房后墙塌了不少，已经没有维修价值，家里商量着要重新翻盖，否则不能住人了。北房和西房也有毁坏，后墙有些弯曲，屋顶也都漏了，屋里潮湿闷热，方砖地上湿漉漉的。
胡同里，拿着铁锹的抢险队在巡视，有人举着一根长杆子，这捅捅那捅捅，说不定在哪儿就“稀里哗啦”地捅下一堆砖瓦。见我东张西望看这看那，一个人就怀疑地看看我，然后警告我赶紧离开，说现在还有危险，何况刚又下了雨。
也许拿我当小偷了吧？在这时候别找麻烦，赶紧回棚子里去。
胡同口有一个早点部，不少人吃早点，屋里坐不下，人们或蹲或站，呼噜呼噜地吃着。地震棚子里做饭不方便也有危险，万一出事便是火烧连营，因此各个单位食堂、大小饭馆早点部可都忙活了一阵，甚至连粮店都烙大饼蒸馒头打烧饼。
街道也组织大娘们蒸馒头，往往一夜一夜地干活，小棚子里摇曳着几只蜡烛光，棚子外的大笼屉冒着腾腾的热气，很是红火。马路上每到早中晚，看见排队的大都是买大饼馒头的人们。天儿热还不能多买，那时也没有冰箱，即使有地震棚子也没电，所以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排队买大饼。
有一天传说河北有一家早点部烙大饼时，被人看见擤完鼻涕没洗手就接着揉面，马上就抓了起来。马路上过不了多少时间就过来一辆宣传车，大喇叭哇哇地提醒人们抗震救灾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老人们说，乱世用重典，非这样不可啊。
水也是个问题。每天早上那一会儿回家的时间也都是大桶小桶地提水。有时候赶上消防车送水，马路上要排那么一长溜水桶。
在外面住了约有一个多星期吧，没什么余震警告了，还能住人的房子拾掇拾掇就陆续回家住了。其实不少胆子大的早已经回家住着，毕竟家里比棚子里舒服方便得多。
我回来第二天，打听派出所和街道都忙于抗震救灾，上户口等事情均暂停了，直到大约半个月后，这些事情才算办利落。街道的知青办现在主要管理我们这些返城的知青，给我们找点活干。
半年的时间里，先是在街道广播站，弄一个破电子管扩音机，每天定时广播抗震救灾的新闻，也采访写稿，也维护线路，到十月份不干了，又到百货大楼卖秋衣秋裤，直至分配到搪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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