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知青 | 姚人刚:913事件后的一次“池鱼之殃”

姚人刚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姚人刚,笔名阿吉,郑州市人,1949年出生,郑大附中老三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1971年底返城,经短期培训到中学任教。文革后师范院校毕业,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深造,后在多个中专、大专学校任教,2009年退休。


原题
忆蹉跎岁月的
一次特殊遭遇




作者:姚人刚


自1968年底到1971年,我们郑大附中(现河南省实验中学)老三届知青下乡插队已近第三个年头了。


记得早在下乡后的第二年开始,同学中一种异样的情绪心态就逐渐扩散开来。最初荡漾在我们心头的“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言壮语已经飘散得无影无踪。人心思走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过去的激情和热烈迅速褪去,随之而来则是焦虑,彷徨和冷清。


想当初,也就是1968年底,伟大领袖发出了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


那时的我们,对伟大领袖是发自肺腑的无限忠诚,脑子简单的就是个“一”,只要是毛主席说了,哪怕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既然毛主席发布了最新最高指示,我们一定毫不犹豫地像当年的一首歌所唱的那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安家……当时几乎是没有经过什么动员,大伙儿打起背包也就下乡了。


刚到农村,一切都感到新鲜。然而时间一长,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了:当时中国的农村绝大部分都是极其贫困,生产力十分低下。我们虽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却连温饱也难以满足。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个棒劳力每天的“产值”竟然只有一角二分三。这点钱,连当时最劣制的一包香烟也买不到。当时我是队里的记工员,所以印象很深。在这种情况下,有谁愿意真正在农村呆一辈子啊。


不到两年的光阴,老三届的不少人陆陆续续或通过关系当兵去了,或通过招工机遇回城了,或通过医院开证明回家治病了。总之,通过各种途径离开知青组,各奔前程去了,我们组也是如此,到了1971年的下半年,就剩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下乡时知青组合影,前排中间男生是作者


这一段时间,严重的空寂无聊困扰着我,使我对自己的前程感到渺茫,提不起精神。人遇到不爽之时总是需要排解的,大约是这年十月间的某一天,我到离我们组不太远的另一个知青组串门聊天。那个组也走了不少人,一个姓杜的低年级的同学还在那里值守。我和他聊了很多,忽然有一个话题引起了我们俩的共同兴趣:我们来南阳地区方城县战天斗地已近三年了,但南阳市却从来没去过。要知道,南阳可是历史名城,那可是诸葛孔明躬耕之地。今儿不妨到那儿去走一遭,也算是没白来南阳一趟,要不然岂不是人生一大缺憾?另外现在在这里干耗也太没意思了!


年轻人说走就走,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我们俩商定当晚就坐小火车去南阳。

     

说起小火车,这儿插上几句。南阳说是历史名城,但那时的交通却十分不便。我们下乡那会儿,国家因加强“三线”建设,修了条焦枝线(河南焦作到湖北枝江),南阳算是通了火车,但南阳和京广线上的漯河之间却仍没有铁路,为了把这两个城市连接起来,可能是地方投资修了一条地方小铁路。修这条小铁路,我们也参与了。而且我们村子旁边还设了一站———赵河站。这个小车站的占地还是我们队的土地。从赵河站到南阳市也就是五六十里地。但是由于小火车的速度非常慢(时速只有十几公里),所以晃到南阳市也要两三个小时。


据我努力地回忆,我们俩去南阳的那天应该是1971年10月下旬。这时林彪913事件已经发生了一个月,上层惊天动地,而我们老百姓还都蒙在鼓里,啥都不知道。不过,经过层层传达,可能这时县里的干部已经知道了一些大概了。


我们组的不少同学走了以后,队里为我们盖的知青住房显得空空荡荡的,这时一位县里来的驻村干部老王和我住一个屋。他听我说我们俩个晚上要去南阳,就劝阻我们不要去,但又不便直说。(现在想来,老王一定知道有关方面当晚要采取某种大的行动)当时我却没有在意,当然更不可能从那方面去想,执意要这次南阳之行。


要说,我和姓杜的同学胆子都小,是循规蹈矩那一类人。当时知青坐火车扒车不买票是常态,但我们不敢,还是老老实实地买了票(几角钱),天黑后八点多钟登上了开往南阳的小火车。     


小火车慢悠悠地晃了两个多小时,大约是晚上11点左右到达了南阳。我俩正兴奋地准备下车,但听到车厢窗外响起了急促的哨子声,接着高音喇叭响起来了:车上的旅客都注意,一律不要乱动,等待检查后再下车!


检查?检查什么?是查票吗?真是谢天谢地,亏的我们买了票,要不岂不麻烦大了?!我俩暗自庆幸着。然而伸头向车厢外一望,则暗暗吃了一惊,只见车窗外有许多端着枪的民兵,原来这辆小火车已经被包围了,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


人们顺从地接受检查。我发现,凡是妇女儿童及老人都放行了,而其他的人则被要求检查身份证件!真是见了鬼了,那时老百姓哪有什么身份证?!发身份证那是1980年代的事了。


当查到我时,我说,我们是下乡知青,政府从没有发给我们什么证件!“那也不行,你们有公社的介绍信吗?”“没有。”我们只能无奈地说。“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检查者的口气是那样不容置疑。


现在想想,那天晚上的无端扣押检查也太不讲道理了!试问,当晚国家或者当地政府发布戒严令了吗?或者有证据表明我们有犯罪的嫌疑?或者我们扒车逃票了?没有,都没有!那他们凭什么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但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月,如此荒唐的事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是如此的正常,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讲理的可能。记得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什么叫专政?专政就是只许你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说白了也就是不许你去争辩,去和他讲道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盘查,全车的人有三四十人被扣留下来了。这些无辜者在民兵的武装羁押下,来到了一个看来像是拘留所的院内。这个院子不大,大约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墙却很高,目测至少有3米多,上面还有铁丝网,给人森森吓人的感觉。


院子一侧有一排类似库房样的房间,估计那些可能就是关我们这些人的“牢房”了。偷眼望去,那里面已经关了不少人了。唉,不知道我们要被关在这里多少天?


我们分别被赶进那间囚禁人的房间。房间内空空如也,只是地上有一些草席,有那么几条脏兮兮的被子。墙上的窗户很小很高,有结实的铁撑。再一样东西是挨着门还有一只硕大的尿桶。这间房间大约关了三十多个人。连续几天没人提审我们,只是叫我们每人报个单位住址或户口住址。就这么干耗着!

 

十月下旬的天气已经比较冷了。草席下连稻草都没有,脏兮兮的被子就这么几条,我们后来的根本抢不到,只好挨冻,好在是人挤人,连翻身都困难,再加上当时年轻,热力大,一晚上什么都不盖也就熬过来了。


第二天早上早饭,每人干的是发一个带糠的窝窝头,稀的是白水煮萝卜缨子,一点油花都没有,可能萝卜缨子洗都没洗,碗底下有不少沙子。这饭即使是当时也和猪食也差不多。我俩最初都觉得难以下咽,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别人,受赠的人不住地谢谢,当时自我感觉真爽。可饿到第二顿就受不了了,和别人一样狼吞虎咽起来!


小时候觉得监狱挺可怕的,认为那不是人呆的地方。现在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现今也被关进了监狱,体验了一把那个“不是人呆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唉,那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这确是一个拘留所。关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时间长一点才知道,关的“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小偷,有流窜犯,有打架斗殴的……可我们可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啊,和他们关在一起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侮辱,但你和谁说理去?!


有个小男孩年纪不大,但听他讲话当时就断定必是个“流窜惯犯”,他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他听说我俩是郑州的,就向我们自夸到:郑州火车站那一片我很熟,那里的“鸡”服侍你特别到位,如何如何。我们听了觉得毛骨悚然,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还有,第二天晚上,几个被关的东北小伙子不知道是怎样的,竟然能翻墙而过,成功逃脱?!无疑这些人很可能是“江洋大盗”吧?!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即使作为犯罪嫌疑人,也应有个人道主义对待问题。也就是说,哪怕是判了刑的罪犯也应具有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政治文明的表现。那么,那时中国的监狱(包括拘留所)情况是怎样的呢?就我所经历的可以说“很不怎么样”!这里给大家讲一件事,你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来了:


这个拘留所人员很杂,收容的人员大多是当时所谓的“流窜犯”,这些流窜人员中有一些人很长时间既不判刑,又不释放,结果是沉淀下来了,成了拘留所的狱霸。这种獄霸往往又被管理方所利用,成为打手。


我们觉得,那个给我们打菜的主儿就是这种人,专门有意欺负弱者。一天中午开饭,我们排着队打饭,那家伙故意给一个瘦小的男孩打菜特别少,那男孩小声嘟囔了一句,被他听到,大怒,举起铁勺子就往男孩头上砍,顿时鲜血直流。


这引起了众怒,大家纷纷谴责这一行径,要求狱方给予惩治。不久,一个好似像拘留所头头的人出来正色地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别乱嚷嚷,派一个代表进来慢慢说。当时就有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自愿当这个代表,进去说理。大伙十分佩服他,也迫切想知道狱方给一个什么处理结果。


然而完全出乎大伙预料的是,这个年轻人进去不到五分钟,就五花大绑被一脚踹了出来。而且狱方以杀一儆百的口气向我们宣布:凡是再敢在这里闹事的,就是这个人的下场!接下来就是组织大家在院里对这个年轻人进行“大批判”。我们一个个被吓得战战兢兢,但从心里则都在咒骂这种蛮不讲理的行径!


日子可真难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当时我有一个幼稚的想法:写一封信寄出去,让我们组的另一位同学赶快去公社打电话证实我的身份,好快点救我出去。信是写了,怎么寄呢?只好交给拘留所当局。他们也收了信,但后来我们得知,我们的信他们压根就没有打算替我们寄出去。


以后我们得知,他们是通过打长途电话,询问了我们所在的公社,证实了我们的身份,才不得不释放我们。记得我们入狱后的第三天中午,我俩终于被释放了!


本来,这次遭遇,我俩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拘禁我们三天,理应至少该向我们道歉。但是那年月,黑白不分是非不分,根本没道理可讲——他们反而要求我们出狱前必须写一封检查。真是太莫须有了!但抗议也没用,想出去,这份检查非写不可。


写就写吧,但写什么呢?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写,可人家早已替我们想好了,“你们就写缺乏阶级斗争的观念,对敌斗争意识不强,盲目乱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违背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自己深感痛心……”唉,只要叫我们出去,写什么都无所谓了!


接着还让我们摁红指印。我俩出去心切,竟然把那两页检查摁了十几个红指印。可当我们走出那间拘留所,完全看不到拘押人员时,心中的愤懑喷泻而出,顾不得文明用语,破口大骂起来。当然他们没有听到,我们也不敢真让他们听到,只是泄愤而已!


为了深深记住这次遭遇,我俩还破例地在南阳照相馆照了一张遇难合影。我身上藏的没有被搜去的十元钱也派上了用场,在一个饭店里大肆挥霍了一番,狠命地大快朵颐,然后再也顾不得阅览南阳风光了,匆匆地离开了这一伤心之地。


今天,回顾蹉跎岁月这次无端遭遇,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反思:


1 .共和国成立以来,那个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时期确实是一个十分荒唐无法无天的时期。1981年党中央决议把它定义为十年内乱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有些人企图篡改这一定性,说什么那是艰辛探索的十年。这完全是在开历史倒车!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2.当今时代,不管你打的是什么旗号,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是正道,才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所谓依法治国首先是公权力必须得到约束,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和支撑。


去年,中央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按我的理解,这个现代化其实质也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因此我寄予深切的希望!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有删节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蹉跎老三届

伊耆:山河表里潼关路
庞沄:我三次高考,与作家路遥狭路相逢蒋国辉:1968年,岁月并不静好叶振华:十年蹉跎北大荒王从学:一个文艺男青年的传奇岁月老同学,你临终前想要对我说什么......原安喜:曾经的漂流,在险峻的峡谷米鹤都:五色土,几个北京知青的口述任毅:写给知青朋友的一封信陈新华:松花江“渔夫”和他的乡情孙新平:历经酸甜苦辣人生磨难,活着真好郭芹:"两弹元勋"郭永怀女儿的短暂一生
闫振田:1968年,我参军在舟桥连当兵韩胜勋:15岁,我退学躲过了上山下乡俞建军:69岁的我,依旧是帅哥一枚
李南央:献给“三线”的青春王铮: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酒我都能对付谢宏文:我从昆明医学院77级退了学刘福泉:在苏州园林"自学"终获大学文凭田辛口述:扒火车接年幼的妹妹去插队尹俊骅:十二年终圆大学梦刘明:周大成之死,都是打谷机惹的祸
克明:永别了,地坛;永别了,铁生王学中:我和我老婆的故事李三友:一个才华横溢品德上佳的老三届
赵兹:接受"反动学术权威"的再教育周继环:一路走来,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刘少奇之子刘源插队往事
刘祥君:秋天记忆,我生命中的玄关!

上山下乡给这一代知青留下了什么?

米鹤都: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米鹤都:"青春无悔"与知青情结米鹤都: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赵鼎新: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丽质天然的北京姑娘成了村里的"臭女"

魏光奇:"文革"时期读书生活漫忆

陶海粟:知青“青春无悔”辩郭景兰:一个老三届的回忆与随想陈昌华:我的火车,驶过时代的缩影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童年  文革  上山     当兵月   青工  高考校园  浪漫  菁英       职业  学术   追师长教育  养老   兴趣爱好……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