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 | 唐延秋：分配汶川，我成了拿“高薪”的赤脚医生 | 自由微信

老五届 | 唐延秋：分配汶川，我成了拿“高薪”的赤脚医生

Original 唐延秋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唐延秋，生于1944年。1962年考入重庆医科大学医疗系。1968年底分配到四川省阿坝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绵篪区玉龙公社，自建医院。1975年调汶川县威州中学教“红医班”，1978年调汶川县妇幼保健站，1981年调中科院成都分院光电所医院。2000年退休。

原题

行医伊始

作者： 唐延秋

我大学毕业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工人阶级要占领高等教育这块阵地，视我们这些正值青春年华，受过高等教育的“臭老九”如粪土，通通赶到中国最偏远最落后的农村去劳动改造。（当时标榜的是去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就这样，我被大字不识一箩筐反而趾高气扬进驻高校的工人宣传队，稀里糊涂分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玉龙公社，当了一名带工资的赤脚医生。

1970年代的玉龙公社医院

为建一个像样的医院，我随公社干部押着“地富反坏右”上大雪山伐木，拖下山来修起了玉龙公社医院。我从清洁工到护士到医生到会计，甚至采买药品及医疗器械，统统包干。

我学会了在山区崎岖不平的碎石小道上骑自行车；冒着一边是悬崖下滚滚的岷江水，一边是随时可能掉落、由山上羊群踢下的滚石砸破头的危险，去30里外的汶川县城购买药品；为了到岷江对岸去救治病人，我也敢使用溜索飞渡过河，或走过只有稀稀拉拉几块木板的吊桥，手脚并用爬上无一颗树全是碎石块的高山去救治生活在高山顶上的病人。

年轻的我朝气蓬勃，不知何为苦、新的环境使我好奇，周围的羌族、藏族老乡对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大学生能来这种荒僻艰苦之地为他们看病充满感激和尊敬，公社的干部们对我也十分照顾，下到公社各队的知青们更为公社分来一个大学生感到欢欣鼓舞，我很快融入这批善良朴实的人群之中。

我和赤脚医生

我们的医院紧靠成阿公路，上约十二步台阶有一约30平米的平台，正房2层楼，正中堂屋为过道，进门左边是中药房及库房，里间为卧室；右侧前屋进深2间，外间是我的西医诊疗室，靠窗有我的办公桌，对面是大药柜，进门有一张宽约半米的长条凳，这就是我的检查床。对面是长桌，上面放上我用的医疗器械及消毒用品。内间就是我的卧室。约4平房，室内只有一床一二屉桌，还有一个小方凳当饭桌。

正房两侧分别有两间厢房，右侧为厨房，但我们都在公社食堂吃饭，这房里就成了杂物间。左侧是临时病房。有两间床，床上铺的是稻草。我就在这幢公社医院干了整整八年（1968年12月—1975年6月），内外妇儿全科医师。

离开玉龙30年后，2005年5月我重访医院，它早已整体卖给了几户农家，但医院的基本结构还在，我用相机照了下来。新玉龙乡（公社早已不存在）医院早已搬迁到对面的小上，我见到了当年的老中医，他已80多岁，不认识我了，但还在行医。当年的兽医已60多岁，花白头发下一对和善的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他在当年可帮了我不少忙；还有当年公社招的乡村赤脚医生，她边向我学医，又当我的助手兼在中药房配中药，他们都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不高，但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在那些艰苦的岁月生活上相互照顾，工作上相互支持，从不分彼此，我们的友谊中没有金钱交易，没有身份高低，这样的友谊是最纯真的。

但到2012年我像日本电视剧《阿信》一样再访我年轻时亲手建起的医院，它早已随玉龙乡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的医院旧址上一条公路横穿而过，我去公路另一头寻找医院的痕迹，只认出一断壁残垣上留有半扇窗户的木条，一丝悲哀掠过心头，美好的青春如这房屋随岁月流逝不再回头。

左图民办教师，右图为当地的藏族知青

当年我是整个公社干部中最富裕之人。工资每月46元，公社书记每月只有30元，而且大都拖家带口，老婆是当地农民，孩子一大帮（少数民族的地区生育不限制），其他人可想而知。每到月底前几天，总有人来向我借五块八块，言下月发工资就还，而我总是有求必应，我认为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为此我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是那样真诚地帮助我，使我终身难忘。

忘不了我每次下乡乡亲们对我的信任之情。记得有一次去板子沟大队，先过溜索，然后在干涸的河道里行走。河道里根本无路，全是溜圆的大石块，你必须从这块石头上跳到另一块上，走几步又得跳到其他石头上，我就这样跳来跳去地走了5个多小时，已是黄昏时分，筋疲力尽的我终于看到隐没在夕阳余辉中的乡村，激动的心情如同饥饿的婴儿见到母亲一样，路上的疲劳一扫而光。

更使我吃惊的是，大队的老少爷们全站在村头的大树下接我，一位老大爷对我说：“唐医生，我们盼你把眼珠都差点掉在河里了！”这句发自肺腑的质朴语言至今回想起来仍回味无穷。

忘不了在半坡大队，我看完病后在一位复原军人家住宿，他为我铺上刚买来的崭新的被褥，对我说：“我这辈子只有结婚那天用过新被褥，这一次是买来是为你铺上的。”

忘不了玉龙大队的白妈，常道我一个大城市的来的大学生，又有一个婴儿，下河取水困难，我家有儿子担水，让我每日免费去她家取水。要知道玉龙医院建在半山腰，下河取水必须一口气担上有50多级60多度的斜坡石子小路，中间无地可放下双桶歇气。

玉龙公社妇女主任（羌族）

我老公每周回家把我家的小木桶担满水，还把家里能盛水的锅碗瓢盆全装满，这水也只够我们母子用三天。况且夏天因岷江水暴涨，担上来的水全是泥沙，还得用明矾过滤。

虽然我们就住在岷江边，取水却如此困难，剩下的日子我总是厚着脸皮去白妈家讨水，白妈一家总是笑脸相迎，嘱我随时来取水，老是说他家有的是劳力，这些话现在想起来仍是那么温暖无比。

忘不了我手脚并用爬几个小时的碎石小路到达小毛坪生产队出诊，那里的知青们把我当尊贵的客人对待，他们专门为我推磨制豆浆熬豆浆小米粥，要知道当时黄豆是很稀奇之物，知青们劳苦一年也分不了几斤。晚上我睡在知青们的集体宿舍，聊天唱歌一直到天亮，那些充满青春气息，活力四射的日子永远难忘。平时知青们从大队到公社来，总把我的住处当成他们可以信赖的家，与他们在一起有永远也说不完的悄悄话。

忘不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河对岸的鸽子岩生产队一老农被山上滚落的石头砸伤腿，鲜血不停从伤口往外流。不能等待，我背上正在吃奶的儿子，冒着风雨滑过溜索，手打电筒爬上半山腰的老农家。顾不得一旁哇哇大哭的儿子，为老农缝合创口，待把伤员处理好，回头看儿子已哭累睡去，眼旁仍挂着泪珠，还在不时地抽泣。

返回途中，由于暴雨江水猛涨，已淹没了回去的溜索。但来时的那根溜索因较高还在风雨中飘摇，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下到上、倒着用手拉溜索上到对面的山崖上。老农让他年轻力壮的儿子在前，用绳拉我和儿子倒着上。为了我儿子不被江水淹没，我把他捆在我的胸前。

果然拉到最低处，我的臀部早已被汹涌而来的波涛浸湿一大片，而我儿却安然无恙。好在深夜过河，四周一片漆黑，我双眼只死死盯住电筒光亮直指的湿漉漉黝黑铁索上的铁钩一点点向上移动，移动一寸，到家的希望就增加一分。

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只知道救人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责任。几十年后，在旅游景区看着现在的青年男女在设施完备的溜索上滑过时留下一片惊叫声，这才觉得，当年的我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983年回汶川见到原玉龙公社文书一家，孩子们已长大

1983年冬在玉龙乡新医院，又见到当年的兽医和赤脚医生

2005年5月重访玉龙公社医院，它早已整体买给几户农家。只有原来医院的大门，还是旧时模样

儿子的出生地医院右侧里屋，当年我的房没有这么脏

白妈早已作古，从他女儿的脸上还依稀辩出白妈的影子

玉龙公社河对岸的羌族村寨则桑大队依然郁郁葱葱，后面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是我上山巡诊的必经之道，前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岷江，羌民们用木桶背水。

玉龙公社对面的高山顶上是涂禹山大队，传说是大禹诞生之地，当年光秃秃寸草不生，全是碎石坡地，山顶住着片石垒房的羌族老乡，雄伟高大的几座雕楼俯瞰着深谷中汹涌澎湃的岷江河。现在连山顶也披上了绿装，不知山上的老乡可安好?雕楼还在否？

2012年再访我年轻时亲手建起的医院，它早已随玉龙乡撤销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的医院旧址上一条公路横穿而过，我去公路另一头寻找医院的痕迹，只认出一断壁残垣上留有半扇窗户的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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