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丨许明：我过我的独木桥，池必卿与贵州包干到户

Original 许明新三届 2021-12-18

作者简历

大学时代的作者

许明，1955年生于贵州遵义，1973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农村，1976年招工进入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合成车间做操作工。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曾任贵州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贵州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贵州省文化厅长、党组书记，现已退休。

原题

我过我的独木桥

池必卿与贵州包干到户

作者：许明

池必卿在贵州

1980年的早春刚过完春节的一个晚上，广顺路15号楼里池必卿家的接待室，一个秘密的会议正在召开，会议由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池必卿主持，参加者仅限于几位书记和副书记，没有秘书记录，甚至没让秘书长参加，一切都极为隐秘。参会者一脸肃色，全神贯注于省委书记王朝文赴遵义等地21天的调查汇报。

王朝文的调查源自1979年以来部分农民在包产到户上“一意孤行”，与省委当时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的决定一再“顶牛”的现象。说起农民在包产到户上的“顶牛”，话就长了。事实上，全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在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从未真正绝迹过，它总是在农业形势最困难时被农民也被党内部分干部当作“权宜之计”和“救急的良方。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过后，贵州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调整农村政策，包括调减粮食征购任务、提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取消对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的限制等等。但这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的问题。农民从吃饱肚子这样简单的愿望出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或划小核算单位。

当年顶云公社社员“包干到户”签字场景（场景再现）

1978年3月，关岭县委工作队根据当地实际和群众要求，在该县的顶云公社16个生产队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由于划小了核算单位，个人报酬与劳动成果之间的联系较之大集体下的平均主义更直接和紧密，因此得到了广大农民坚决的拥护，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增产效果明显。同年10月，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马力到该地调查研究时表态“可以试嘛”。

在此背景下，《贵州日报》于同年11月11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并在编者按中肯定了定产到组这种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广大农民竞相传阅，称此为不是红头文件的“11号文件”，有的还收藏起来，作为凭证。各地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由暗转明，迅速推进。到1979年秋，全省差不多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比定产到组更为彻底更为有效的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彻底变革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出现"姓'社'不姓'资'"这样的用语

尽管如此，公开地有组织地推行包产到户仍然是不被允许的，也是令许多干部噤若寒蝉的雷区。

1979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根据这个纪要的精神，也考虑到多年来对包产到户性质根深蒂固的偏见和疑虑，1979年12月，中共贵州省委四届四次全会通过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决定（草案）》，强调“三不许”，即“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分户单干，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

省委决定下发后，全省各级立即派出工作组对违反“三不许”的做法强行纠偏。不料这种纠偏遭遇了广大农民出自本能的坚决抵制，甚至不惜以罢耕的方式抗争，基层告急的电报不断，形势极其严峻。当时的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王朝文，在1980年正月初五即春节刚过就带着省农委副主任庞跃增、处长陈谨之下乡调查。王朝文21天的遵义、四川彭水之行，发现这种“顶牛”已经严重影响了春耕，僵持下去，当年的农业生产实在堪忧。

事实上，包产到户的由暗转明是得到了相当多的基层干部的默许或支持的，这种顶牛客观上也反映了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强烈的情绪及倾向。此前，铜仁地委副书记韩德林、地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钱云洲就曾经上书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内容大意是，贵州山一家水一家，包产到户能解决吃饭问题，无论如何，请允许我们在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不要说我们是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这封信也抄送给了王朝文。在湄潭县的许多生产队，包产到户已是公开的秘密。即便是采取关押生产队干部（集中办所谓的学习班）的做法也无济于事，整个农村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

王朝文在调查的最后一站遵义停留时，曾经与地委班子以及参加地委召开的县书会的县委书记们就允许包产到户非正式地通气，结果是大多数地县领导成员都赞成包产到户，表示疑虑的只是个别人，其民意人心已是洞若观火。王朝文当时反复交代，这是他个人意见，不许传达，究竟怎么办等省委指示。

王朝文返回贵阳后，当即向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池必卿作了个人汇报，主张停止纠偏。池必卿向以善于研究问题，深思熟虑、敢于负责见长。对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左”的一套做法早有疑问。听完王朝文汇报后，池必卿欣然同意，并立即召开书记碰头会研究。由于事关重大而敏感，书记碰头会谨慎而秘密，没有记录，没有工作人员。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述的特别会议的由来。

书记碰头会听取王朝文的调查汇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春耕已迫在眉睫，当务之急是要稳定农村、稳住农民抓春耕，再要坚持“纠偏”，今年的春耕就给耽误了。因此，这次秘密的碰头会议统一了书记们的意见，形成了“承认现状，停止纠偏”的结论。并决定一天（有说两天）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常委会的题目是研究全年工作安排。

在谈到农村工作时，池必卿同志转达了书记碰头会初步酝酿的意见，大意是：在经营管理形式上，要下决心承认现状，搞饭吃，既不顶，也不绕，更不准搞强迫命令，允许有权宜之计，先种下去再说。常委会同意了书记碰头会确定的原则，决定两天后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明确宣布8个字：承认现状，停止纠偏，下一步究竟怎么决策，常委分头下乡调查后再说。

电话会议于1980年3月17日晚上召开，池必卿主持，王朝文讲话。内容就一条，要求全省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立即停止纠偏。讲话稿不下发，要各地口头传达并遵照执行。至此，在农民自发调整生产责任制问题上，上边要纠，农民坚决不纠并不惜罢耕顶牛的矛盾以省委的“败退”妥协暂告平息。池必卿同志后来谈起此事时曾说，当时不冒险不行了，朝文下乡回来讲，惠水20％的队已经包到户了，要纠只会耽误春耕。

不过，停止纠偏之后怎么办？农业政策的调整如何取向已经不可回避。按照常委会上的决定，常委们分头到农村开展农业生产管理形式的调查研究。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池必卿带头下乡作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其中在岑巩县11天，黎平县8天，与基层干部群众广泛接触、讨论、比较。在此基础上，省委召开了9个半天的常委会研究讨论。

会上，主要围绕是否放宽农业政策（实际就是允不允许包产到户）进行讨论，各种意见激烈交锋。不赞成者理直气壮，慷慨激昂；赞成者理由充分，据理力争。甚至向来沉稳持重的书记们，也有人激愤地表示：从搞红军开始，搞来搞去，搞到现在没得吃的，我要是农民，我也愿意包产到户。可贵的是，无论是赞成放宽农业政策者还是不赞成者，都是真诚地在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信念而辩，因此会议的气氛虽然激烈却坦荡磊落。

作为一次普通的常委会，花九个半天近40个小时就讨论放宽农业政策一件事，充分说明分歧之大、认识统一之难。九个半天漫长而滞重。对于决策者来说，无论如何选择都是艰难的。实事求是，凭个人的良知和常识，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无疑应该允许包产到户；凭几十年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包产到户则意味着从“理想”之地后撤，何去何从实难取舍。当讨论意见逐渐趋向一致（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放宽农业政策），省委常委会决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再当反对包产到户的“抵门杠”，按群众意愿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决定作出了，省委主要负责人及其一班人内心并不轻松，一方面，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政策并未有新的松动（即1979年批转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有效的，有组织的在全省范围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尚在禁止之列）；另一方面民心不可违，如果真讲实事求是，就应该尊重群众的选择，这当然会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两全之策显然没有。

当班子中有人建议是否就此请示一下中央时，池必卿断然否定了此建议，并有点激动地说，这个事是个大事，但是要请示哪个敢同意你。要干就不要请示，我们干错了自己负责。这样的选择其实是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问题上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全部的责任及政治风险，不再给个人的仕途留退路、系保险。

要知道，当时在一个省的范围内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全国绝无仅有，可以说是吉凶难测、祸福难料（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包产到户即所谓的分田单干被开除党籍甚至逮捕下狱者时有所闻）。

稍后（1980年九月中旬）中央召开了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集中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池必卿针对那种把坚持队为基础的生产与核算制度，视为“阳关道”、把农民家庭承包视为“独木桥”的比喻，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这样的剖白，也清楚地说明池必卿是充分了解他当时所承担的巨大风险的。确实，独木桥上行走的难度和风险都要比阳关道上大得多。敢于走此独木桥，充分反映了省委主要负责人及其一班人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气魄胆识。

为了在省内各级干部及党内党外达成共识，省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后，拟订了放宽农业政策的意见稿，下发到县一级讨论修改，征求党内外各方面意见，随后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还吸收了几个县委书记参加）再讨论。在讨论中，有人主张采用“包坨坨”即“包干到户”的形式。

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1980年7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正式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在签发《指示》稿时，同意采用了一个关键词“包干到户”，即“对于少数经营管理水平极低，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实行‘包产到户也困难的生产队，允许实行‘包十到户’”。

《指示》总结了解放以来全省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只要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什么政策办法最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有利于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最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最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好政策、好办法，就应当认真执行。《指示》要求放宽农业政策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认真走群众路线，切忌一边倒、一个样、一刀切，采取何种经营管理形式应当由生产队社员群众讨论决定。

这一指示发出后，原来暗地里涌动着的改革诉求及尝试迅速公开化，省内各地农村农民都自主选择了适合本地实际的责任制形式。同年12月，中共贵州省委在向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明确地认为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批示：“应当同意他们的看法和做法。”

当年关岭县农村干部总结“包干到户”成效

至此，贵州带有突破和尝试性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得到了正式的肯定与支持，那些一直心存疑虑或观望等待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不再犹豫，大多直接采取了比定产到组和包产到户都更彻底的包干到户，原来实行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民和社队，也纷纷转为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是农户对所种植的作物产量的承包，包干到户则是农户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它的核心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无疑比包产到户更彻底、更简便）。

1982年初，中央在上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基础上，起草下发了有名的第一个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包产到户30年的非法存在结束了，从此成为中央决策。文件中“包干到户”的提法，就来自贵州的创造与实践。到了1982年底，贵州全省98.2％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包干到户。

由于包干到户最适合当时贵州农村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一经推行，就极大地促进了贵州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农村缺吃少穿的状况迅速改变。

根据省统计局的资料，贵州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第一年，即1980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3％，粮食总产量增加25.3万吨。第二年，贵州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旱灾，粮食减产80万吨。但由于通过改革，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积极调控生产结构，当年油菜籽、烤烟增长都超过一倍，猪牛羊肉产量增长18.5％，农业总产值增长6.9%，一举打破了贵州历来形成的“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传统格局。此后三年农业持续增产，农副产品短缺的现象基本结束。

回过头看这一段历史，中共贵州省委之所以能在1980年春先声夺人，率先于全国放宽农业政策，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全省推行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直至包干到户责任制，写下了省委农村工作最有创造性的一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思想解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全国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环境、大氛围。这种氛围极大地鼓舞支持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改革先行者；

其次是实事求是。从部分农民自发的定产到组或包产到户到省委纠偏，到停止纠偏，再到有组织有领导地放宽农业政策，这个过程从两方面说明了省委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在农业政策放宽问题上，从省委书记到省委常委都深入农村作了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思考，真正吃准了下情，对于当时贵州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感同身受，深知除了放宽农业政策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明白这一点，对于决策时痛下决心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敢于在农民的顶牛中节节“败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其三，当断则断。省委主要负责人敢于负责，勇于任事，不伟诿，不来回请示，不王顾左右，看准了的事就及时拍板，坚决推行，不怕为此承担可能的政治风险和个人责任。

这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在1980年春发现农民坚决抵制省委的纠偏时，秘密召开的书记碰头会在听取王朝文同志汇报后当即决定“承认现状，停止纠偏”。这8个字，是当时贵州省委领导思想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其意义不亚于后来允许包干到户。没有这8个字，肯定也就不会有4月份的大调查、5月的大讨论和6月省委38号文件的产生。

二是当九个半天的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全省有组织有领导地放宽农业政策后，面对报告请示中央的建议，请示报告无疑最保险，无论批准还是不批准，个人都不再负主要的责任，但请示需要时间，需要等待，因此极有可能坐失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机；而坚信对人民负责与对党负责是一致的，不来回请示，坚持不失时机地实事求是地独立作出判断决策，则意味着必须承担决策的全部风险。在当时那个尚有许多禁忌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尤其是在事关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决策者的勇于任事无疑是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当时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池必卿，毅然选择了后者，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不惜闯禁区，担风险。

时过境迁，我们假设如果当初决策者们在此问题上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稍有迟疑，则贵州农村形势的发展很可能就是另一种模样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关键时刻决策者勇于任事的胆识和魄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今天回头看依然令人折服。

包干到户在全省的顺利推进，还得益于充分的讨论争辩。尤其在省委班子内，九个半天的讨论，不仅赞成者畅所欲言，更让疑虑者畅所欲言，反复的诘问，广泛的民主是统一认识，正确决策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置疑，没有充分的说理陈述利弊得失，那样的统一认识就只是表面的，一遇风浪就会缩头走样，而且，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这样的教训并不鲜见。

（本文摘自许明主编《怀念池必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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