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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朱新地:​赶上艰难探索时代,我们上了九年中学

朱新地 新三届 2022-05-22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中学时代哟, 我的班




作者:朱新地



匮乏年代


经历了1958、1959年的轰轰烈烈之后,1960年秋我进了初中——昆明第一中学。

读了两年后,郊区要成立一个新学校(二十四中),一中有三个班被划过去,我的班级也在其中。初三在24中读了一年,考高中又考回一中。高中本应三年,未料高考前夕遭遇文革,一直折腾到1969年上山下乡前,才拿到一纸比巴掌稍大一点的“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还不是正式的毕业文凭)。就这样,没留级没补考,我和我的同学们史无前例地上了将近九年的中学。



我上初一初二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东西都紧张、短缺,书籍课本是又黄又粗糙的毛纸;晚上还经常停电,到学校上晚自习时,每人都要带一盏小油灯,那是自己用墨水瓶做的,把瓶盖钻一个孔,穿过一根棉绳,再倒进半瓶煤油,小油灯就做成了。如果谁忘了带油灯或者不小心泼洒了煤油,还得向同学借光;有时几个人把头凑在一盏小油灯前,自修完时鼻孔都被熏黑。

但相比之下,饥饿是更难熬的,因而我们最关心、最渴望的事莫过于能“饱吃一顿”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时那种谗劲儿,那是一种长期食物匮乏造成的对“吃”的朝思暮想。

粮食定量中只有很少的米,大多是陈玉米面及生了虫的老蚕豆。菜也极少,一个月只能吃 一次肉,最多也就三四片。因为供应极度匮乏,也就没有了“挑选”一词, 得到任何可以“进口”的东西都会让我们高兴不已,一旦听说什么地方有吃的东西卖(比如糖精腌渍的酸木瓜等) 便蜂拥赶去。连一块糖、几片糠麸饼干、一碗白米饭都成了我们的渴望。

至今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要好的同学告诉我,她家那儿的小卖部有牛奶糖卖,于是我请她帮买一两(公两)。第二天上学她给我带来了糖,上课时我忍不住想吃,剥开一粒糖纸,发现那糖只有半粒,被咬过印迹清晰可见。我朝那同学望去,她也正在回头看我,我俩的目光一相逢,她立即转过头去。我立即明白了,只觉一阵心酸:亲爱的朋友,你干嘛不把整粒吃掉呢?你少给我一粒我也不会知道呀!

一个同学的母亲在酱菜店工作,有时会带块豆腐乳来,我们就拿张小纸片托着,上课时几个女生传来传去用火柴棍挖着吃;另一个同学的家长在中药店,带来几段寸把长的甘草,分给要好的同学一人一段,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就把头埋在课桌下吮吸甘草;比起男同学 来,饭量小的女孩子可以多一样零食,那就是把饭里生虫的老蚕豆省下来,装在口袋里一粒一粒摸出来慢慢享用;如果谁偶尔间买到一点糖精腌制的酸木瓜、酸角等,或者谁从医务室开来了润喉片,也都成为大家分享的美食……隔壁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人听说盐水煮蓖麻子很好吃,大家争相效仿,结果半班人因食蓖麻子中毒被送进医院……

当然,最最渴望和期盼的还是吃肉。终于等到吃肉这一天。一大早就开始兴奋不已,同学间相互打听着:“是红烧肉?腌肉?辣子炒肉?”心里一遍遍想象着肉的滋味,课也没心思上了。碰巧我的同桌是个印尼归国华侨,她是班上唯一戴手表的人,于是上课时不断有小纸条传到我手中,问的都是同一句话:“几点啦?”——全班人心往一处想:盼着早点下课。

中午,生活委员从食堂打回集体的饭菜,平时都是同学们自己分菜,但吃肉这天,班主任必须亲自出马。所有搭伙同学的碗一溜摆放在桌上,班主任依次在每个碗里放一块肉,一轮分完再分一轮。如果多出几块,就切小再分,如果只多一两块,便往上方一抛,落到谁碗里就是谁的,落到桌上或地上就大家抢。记得有一次吃油炸小干鱼,分鱼时掉了一条在地上,分菜的老师随即说:“落地不沾灰,拣起来吹吹。”从此,这位老师多了一个绰号:“落地不沾灰”。

还有一个镜头也未能忘怀:那时咸鸭蛋是难得的物品,家里每次吃时必是将一个蛋切开,父亲、母亲、妹妹和我每人四分之一。有一次,年幼的妹妹认真地问母亲:“到共产主义能不能一个人吃一个鸭蛋了?” 

如今回忆这些往事,似乎全都成了笑话,哪怕是带泪,也觉得好笑好玩。但有一件事,却是永远抹不去的哀痛。记不清是初一还是初二了,我们经常要在课后拉板车送货,一个人在前面拉,二三人在后面推。一次送完货后,有个姓倪的男生急着赶回家,他说“家里今天蒸包子”, 未料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请原谅我写下了这些今天看来近乎荒诞的真实往事。说实话,我在记忆里搜索,似乎我的整个初中时代,真没有如今社会所关心关注的什么考试、升学、教育一类的话题,倒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趣事,真真切切、不胜枚举——那是举国上下都饥饿的年代啊!

而昆一中这所一流学校的一流老师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教着我们这群“无知又无畏”的孩子。也许是老师自己也饿着肚子教书,因此理解和原谅了学生的这些顽劣行为,总之,老师并没有训斥和苛求我们,他们明明看到了我们的胡闹却故作视而不见,依旧淡定地继续上课, 依旧孜孜不倦地对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多年后回想方才明白,其实我们是在老师们的爱心包容下走过那个艰难岁月,并最终长大成人的。


随便举几个例子:我至今记得高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政治课。他没讲什么大道理,而是 讲了“把好你的第一关”,即关于人生道路及选择之类的话题。大意是:人生的路尽管很长, 但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关键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比如走路,第一步走错,第二步很容易就迈出去了;其他错误亦然,犯了第一次,就难免有二次、三次,因此“把好你的第一关”非常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初中时受到的这个教育,指导和影响了我的一生。

教平面几何的周老师,一只耳朵有点畸形,调皮的学生给他取绰号“阿尔法”。周老师常 说的一句话是“重复等于啰嗦”,他要求我们用最简洁的方式来写出推理过程。可以说,这种抓住本质解决问题的思维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乃至人生中都受益匪浅。

代数老师谢廷津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尽管穿着也很朴素,但她白皙的皮肤,两条过腰的长辫,整个气质却让人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说来惭愧,身为数学课代表的我,却常在上课时看小说。记得有一次,老师把我的小说没收了放在讲台上。我便传纸条给第一排同学(我坐倒数第二排),让她伺机帮我偷下来。于是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书写之际,这位同学拿到了书并迅速传到我的手中。未料老师板书完毕要继续讲课时,突然喊道:“我的教案呢?”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前排同学错拿了老师的教案。我只得红着脸站起来给老师送去。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并未因此发火,照旧和颜悦色地讲她的课,仅是在课后批评了我几句。谢老师的爱心和教育方式让我体会了什么叫“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地理老师张星泽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多年来自费订阅全国各地的画报给学生看,这不仅丰富了老师的教学内容,也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在那个没有电视更没网络的年代,是张老师引领我们“游览”了祖国的壮美河山,见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那是一个以艰苦朴素为美、为荣的时代,国家的号召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学校里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尽管劳动人民脸是黑的,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手脚沾满了泥巴,但他们是最美丽最干净的;而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们,尽管打扮得光鲜漂亮,却是最丑、 最脏的”。因此,同学们谁也不敢在学校里公开谈论穿戴打扮,怕被认为是“思想不健康”,甚至 “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平日里难得有人穿新衣服,多数是拣哥哥姐姐穿过的。不过,穿旧衣服破衣服缀满补丁的衣服并不会被小看被取笑,也是事实。如果换个角度看,那时没有如今的许多虚荣和攀比,不以衣冠取人,也可算是另一种自在与轻松。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一个新分来的年轻老师,一次在课堂上板书时,有人发现他脚后跟的袜子破了个大洞,尽管同学间也有议论,但并没人因此而小看他,大家都称道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同学的热忱。

不是赞美苦难,而是想到“存在决定意识”。尽管我也是在多年后才明白,从国家之宣传提倡到社会之风尚再到百姓之观念心态,概莫能外也。 

阶级路线和理想主义

在二十四中读了一年初三,考高中我重新考回一中。客观地说,昆一中的校园环境、教学条件及师资力量等等,的确是其他中学所不能比的,但我更想记录的是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

高一时我在六六二班,入学后不久,班主任陈志聪就一一找同学个别谈话,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对其进行鼓励并指点努力方向。用现在的话说,这更多是一种“情商”教育,陈老师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教书,更是育人。可以说,进入高中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个关键点 上,陈老师细致入微的工作便如同“雨露甘霖”。总之,经他谈话的同学都面貌一新,包括我在内,仿佛茅塞顿开,从此下决心要珍惜光阴、树立理想,认真学习了。

高一结束后,昆明市教育局对包括一中在内的四所中学进行文理分科试点,我选择“理工”。之后,二班和四班选择理工的同学合并成了理工二班。二班原来学俄语,四班学英语,于是早读时英、俄语常常“打架”,教室里热闹非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清华演讲的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昆一中,当时一中的诸多名师如任云龙、顾传澍、资臣、马忠良、鲁开敏、汪大受等等都教过我。老师们用各自精湛的教学方法引我们进入知识殿堂,更以其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诲人不倦的精神影响了我们的整个人生。能在中学时代遇到这么多良师,受到这样好的教育,实在是我今生的幸运。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此,今天的师生们大概已感陌生,而对我们一代人,却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我上中学时,每学期都要到农村劳动约两周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初一那次,十三岁的孩子要自己背着行李走十几公里,还要翻山越岭。初一学生年纪小,就让我们打猪草,正是困难时期,每天饿着肚子却必须完成任务。好不容易劲打了一堆,以为差不多了,谁知一磅秤,不够也(有定量),还要再去打。天冷,大家冻的瑟瑟发抖,不知是谁想出妙招:编一根草绳捆在腰上,还编出顺口溜“腰上捆一道,抵得穿三套”。那种艰苦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的。

后来一次次的支农劳动也并不轻松,但已感觉无所谓了,想来跟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那时从家庭到社会,无不认为让孩子吃点苦、受点磨炼是应该的。“绝不做温室中的花朵”更是我们的信念和誓言,大家都把下乡劳动看作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多年以后回望,我确实感到这些艰苦磨砺对于体魄和心灵的成长大有裨益。

另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则是“阶级路线”。

整个高中时代,我都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羡慕那些“红五类”家庭。我的父亲曾留学法国, 二战结束后,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国,其后在某高校任教授。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其实我上高中时父亲已“摘帽”了,但那个“摘帽右派”的身份有如一顶荆冠,还时时悬在我头上。

学校里一切“体面的”活动都没我的份。比如每次有外宾来昆明,要组织学生去夹道欢迎, 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是不能参加的。每当别人拿着花束去欢迎外宾时,我只能留下来打扫教室和包干区的卫生。还有民兵训练——当时民兵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每星期要队列操练,每学期还有各种基干民兵的专业训练,如学习机务、报务等等。而我,除了能参与高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全民皆兵”口号的队列操练外,是没资格参加其他活动的。高中三年,我算得上品学皆优,但却一直不能入团……

如今回忆起曾经的一幕幕,实在惊诧自己当时心态的良好:遭受了诸多屈辱、冷落、歧视和不公,不仅没有抵触情绪,还真心实意地想着要和家庭划清界线。长期背负着精神十字架跋涉, 居然没得什么“忧郁症、分裂症”,实乃大幸也!

在离开学校很多年以后,我见到班主任陈老师,随便谈起了这些往事,没想到陈老师说:“我也挨批了呢,说我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 其实我并无责怪老师之意,我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身处的时代环境,今天重提这些旧事,无非是真实记录一段历史而已。

我也不禁思索,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中,滋养我们心灵的阳光雨露究竟是些什么呢?

一个事实也许不该忽略,那就是:许多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课外阅读。记得我曾为购买《红岩》漏液排队,把保尔·柯察金的话作为人生座右铭,也被福尔摩斯搞得疑神疑鬼,还为冉.阿让的命运(《悲惨世界》)牵肠挂肚;为赶着看完《牛虻》彻夜不眠,第二天眼睛红肿的去上学。我 心目中有过许多仰慕的偶像,但没有一个歌星影星。蹉跎岁月里,有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精神激励 我;最艰难的时候,心里默诵的是《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段落……多年以后回眸,真心感谢这 些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它们丰富了我的世界,使我内心始终有光。

不可否认,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昂扬的年代,我至今记得当时喜爱的一首诗:“到农村,到工厂,到天空,到海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烈火中锻炼,在战斗里成长……” 卓娅和舒拉、保尔-柯察金,还有雷锋、邢燕子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崇尚的是革命与奉献,“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等不仅是标语口号,而是多年教育后形成的真心拥护与向往。

尽管多年后回头看,那条我们兴致勃勃走过,以为是鲜花盛开的路上,其实许多是并无价值的蒺藜或野草,但我永远感激那些使我丰富、使我坚强的“心灵鸡汤”,也难忘那些我们用青春热血写就的燃情岁月。


向往浪漫

我在“童年的风景”中大致写过这样一段话:“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难以想象,尽管衣裤上缀着补丁,尽管连吃到一块肉一块糖一个面包都会高兴上一阵子……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活就此暗淡无光了,我们的生命之花照样开得蓬蓬勃勃、恣肆汪洋,物质贫乏的我们,精神并不贫乏,心灵并不贫乏!” 

有网友在后面留言:“看到作者还在非常开心地说‘你别以为我们的青春就此黯淡无光了’ 很是痛心,可叹。物质上是不是黯淡无光,我不知道。精神上你的灵魂有没有受过扭曲和毒害, 您自己知道。是不是黯淡无光,不取决于物质,不取决于外在,而取决于人心。” 

不觉莞尔也。说实话,本人无意也无能力去评价那些宏观的大问题,更无意迎合或附和什么,只是想记录下自己真实的经历感受,写出我们这些中学生的生活及精神状态.。

让我先摘抄几句老同学建云发在“昆一中理工二班”群里的诗吧:

……那年,我们帅气靓丽, 曾经,大观河游泳、筇竹寺爬山,车家壁割水稻、黑荞母看星光。那年,我们桃李芬芳,曾经,绿茵场上奔跑撒欢,篮球比赛夺冠称王,一曲“萨拉姆毛主席”把地板跺得山响,还有那首“毕业歌”至今还在耳边回荡。那年,我们懵懂盲从,曾因一张大字报造反有理疯狂,无论红与黑都很受伤。那年我们无助迷茫,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击碎了我们上大学的梦想,无奈的你和我,只得荒废了学业、蹉跎了岁月,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永远留在边疆……

建云把每一个“那年”都配了照片(可惜篇幅有限被我割爱),并作了说明:“萨拉姆毛主席”是指新年晚会上大家跳新疆舞;“黑荞母看星光”是指在黑荞母支农劳动时,恰逢彗星与地球擦肩而过,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半夜起来看流星雨的事情。

这是在高中毕业半个多世纪,且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折腾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微信群,老 同学们在这里重聚,晒感想、晒照片,犹如当年教室里的七嘴八舌……

我不禁想起另一件往事:大概国庆十周年之际,著名诗人郭小川写了一首长诗“望星空”, 我和曼菱都非常喜欢。我俩经常躺在草坪上望着星空背诵这首诗: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你看过多少次冰河解冻,火山喷浆!你赏过多少回白杨吐绿,柳絮飞霜!在那遥远的高 处,在那不可思议的地方,你观尽人间美景,饱看世界沧桑……

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过大海,越重洋,饮不到你的酒浆。千堆火,万盏灯, 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千条路,万座桥,不如银河一节长…… 

尽管郭小川的“望星空”后来遭受批判,但我们仍旧喜欢。确确实实、毫不夸张,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两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夜不归家地痴迷于“望星空”。


再来看这两张照片——我们五个女孩子的。她们是我的同班同学:邵南、马琼、素金、家怡, 还有我——那时我们上高三。

有一天,我们几人突发奇想:星期天到西山龙门去看日出。西山位于昆明西郊的滇池畔,距 市区大约十几公里,山上的参天古木掩映着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等古刹名寺,其中最为壮观 的就是悬崖峭壁上人工凿成的龙门了。登上龙门俯看五百里滇池,湖光帆影、烟波浩淼,令人心 旷神怡。如果能站在山巅亲眼看着一轮旭日从滇池上喷薄而出,那才真是美妙无比呢!

我们为这个念头兴奋不已,立即开始作准备。由于五个人中只有两人会骑自行车,于是我们借来了两辆旧自行车,加上我家的一辆,星期六晚上在操场上连夜学习骑车。苦战一个多小时后,三个原先不会的人都能骑着保持自行车不倒了,只是还不会上车和下车。大功已告成一半,大家信心十足,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半夜三更出学校大门了(因我家住在高校宿舍,夜里无法开门)。

这晚,父母亲让出了他们的房间,所有人都在我家挤着睡。半夜时分,我们趁着星光翻墙出了学校,到附近人家取出自行车(事先把车放在那里),然后,由两个人扶着车后座,把不会上车的人一个一个送上路后再自己上车。五个人就这样踉踉跄跄地上路了……

这张扶着自行车的照片,就是在快到龙门时拍的,背后即是烟波浩瀚的滇池。那天,我们从星夜骑到黎明骑到天光亮,车胎破了就骑钢圈,上山蹬不动就下来推着车走,一路颠颠簸簸、 跌跌爬爬,到后来已分不清到底是人骑车还是车骑人了。遗憾的是我们光顾着赶路,甚至没留意什么时候天已大亮,一直快要到达龙门时,大家气喘嘘嘘地停下来回望滇池,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 

从西山归来,大家觉得还不过瘾,又继续疯玩了一阵。


再说一遍:那时我们上高三。甭说如今的人们觉得匪夷所思,连我自己也有些纳闷:当年 我们怎么那么任性放肆,家长又怎么会那么放心、那么开明,居然允许孩子这样疯玩,既不担 心高考,也不担心安全。看到如今孩子们的书包已是拉杆箱,从一个补习班赶到另一个补习班,更还有那蛊惑了万千家长的从幼儿园起就“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之伪命题,不禁叹息扼腕!

览过星河路过月亮去迎接明天的太阳,哪怕明天不出太阳后天也会出的!幸好,我们心底还存有这样一份浪漫情怀。实际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和人生,酸甜苦辣、赤橙黄绿,个中的滋味与体味只有自己知道啊。

遭遇文革

毕业前夕,人人都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电影《军垦赞歌》的优美插曲“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唱得大家热血沸腾、心驰神往。但同时,每个人也都在紧张地复习迎考,毕竟,大学梦是那样美丽诱人。

当时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突然之间,我们连续完整的成长之路与知识之路会被截断,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之河会从此拐一个大弯,而只差一步就可以迈进的大学门,会让我走了 十二年。就仿佛是一夜之间,天降了一把巨大铡刀,把所有正在努力伸展的青枝绿叶、含苞待放的花朵,通通拦腰斩断了……

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传达后不久,学校里发生了揪斗老师的事件,许多老师(特别是老教师)被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虽然比起后来文革中的种种做法还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它开了昆明学校里揪斗老师的先河。自此之后,高干子弟聚集的一中便成了昆明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这时,我们已经完成了高考前的各相关事宜、只等着进高考考场了,看着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场面,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学校期末考试也不考了,我们被告之先集中精力搞运动,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延期六个月,最后成了无限期)。

7月份,全校师生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刘少奇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8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他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举动,更是把运动推向高潮。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连国家主席都不明白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从天而降了!

这段经历我已在其他文章中写过,这里不再多赘,仅按时间顺序大致罗列一下:参加“炮轰省市委”的大游行,还以为赶上了伟大革命时代;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根据家庭出身,同学们被分成“三六九”等,“红五类”是动力,“黑五类”挨整;“破四旧”打砸抢抄家;高 呼“红色恐怖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先斗老师、再斗学生,七斗八斗, “黑崽子灰崽子”人人过关;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谁都宣称自己是捍卫毛泽东思 想;派性争斗烽烟四起,“文攻武卫”再加群殴;“革命大串联”:免费坐火车全国旅游加上步行 长征朝圣;“批判资反路线”,昨日之“红”变成今日之“黑”……真是“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一波又一波,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最后大家都成了逍遥派…… 

还有一件令人痛心的往事:有个叫张庆兴的同学,初中跟我同班,是印尼归国华侨,个子不高,总是笑嘻嘻的,大家叫他小华侨,就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听说是被群殴,详情不太清楚,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是走资派,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什么派里的头面人物,更没有犯罪。可是千真万确:张庆兴被打死了。

1968年12月,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达,1969年初, 中学生开始一批批奔赴农村。这时班集体已成一盘散沙,还因斗来斗去结下许多怨恨。既没有集体毕业照,更没有什么毕业典礼,同学们各自去学校领了一张巴掌大小的“毕业学生分配证 明书”(并不是正式的毕业文凭),别无选择地奔赴了广阔天地……

这是在班级微信群里得到的照片,置于此,以纪念我们的知青岁月


后来

大概是毕业三十年后,在唐光旭等几个热心同学的努力和张罗下,大家终于有了第一次聚会。这时我已离开昆明,听同学说;约会地点定在大观楼门口,那天,几个男生聚在一边,几个女生聚在另一边。女生们窃窃私语:“看,那边有几个老倌,好像是在等人。”男生间也悄悄议论:“瞧,那边一群老奶(昆明话 nai 念平声),大概也是在等人。”两边的人相互望望,却并不认识。后来不知是什么契机,两群人终于发现:原来彼此是同窗。

是啊,白云苍狗,岁月荏苒,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已是几经沧桑,哪里还可觅见我们的花季容颜?

2007年,老同学鹤龄出资,邀请全班同学到欧洲旅游,集体过六十岁生日。据悉,鹤龄的企业并不大,挣钱也不易,然而他却邀请了所有同学,无论当年是整人者还是被整者,也无论你如今“混得好”还是“混得差”,连我这样远在外地、几十年跟他一点联系都没有的人,也特地打来了电话。我们全班共有64人,那次去了53人。我们毕业时没拍集体毕业照,特附上这张游欧洲时的集体照。光阴如白驹过隙,弹指间,竟然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最后一次回昆明参加同学聚会是2013年。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除了那幢最老的教学大楼,整个校园已焕然一新。许多教过我们的老师已经逝世,同学中也有好几人离去了。大家一边在校园里徜徉,一边在记忆中搜寻旧日时光。哦,那些用纯情编织梦想的日子,那些孜孜求索、 奋发向上的日子,那些挥洒青春、探寻真理的日子,都已经随风而去了……

突然有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那是一棵棵高大的桉树,我们曾在它荫蔽下读书玩乐过的大树,如今更加粗壮遒劲了。尽管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树干斑斑驳驳、皱折丛生,一条条灰褐色的树纹扭曲着向上延伸,仿佛随便一撕就会有大片脱落似的,可是在这苍老甚至有些丑陋的树干上,青葱繁茂的树冠依旧蓬蓬勃勃、巨如华盖,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有人笑言:这些被摧残被扭曲了仍还在拼命向上伸展的树木,多像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啊…… 

2021、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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